人对自己不满，多半要移怒于他人，所以北宋人平和，南宋人脾气就坏，盛唐人宽松，晚唐人就苛细。吴三桂在清代的名声何以如此不堪？若说是因为引满洲兵入关，则大家都是“本朝的人”，马不说驴脸长；若说是因为造反，而以遗民自任的人，也在骂吴三桂。我想清初的人，尽管已输诚于清室，而且立刻做到忠心耿耿这一老本行，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一点不自在的。这种不安，自己对自己都不会承认，其表现，大概也只在痛哭吴三桂之类的事情上。

吴三桂倡乱的时候，耿精忠在福建响应。翰林院编修李光地回家探亲，陷在福建。耿精忠知道他的名气，派人招他来福州做官。耿精忠的官，李光地是不敢做的，但也不敢坚拒，只好去福州应付一下。在福州他遇见了境遇相同的陈梦雷。陈梦雷也是福建人，与李光地同榜进士，而且一起在翰林院做编修，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年，且是同僚，关系自然亲密。

这时陈梦雷已经被迫入了耿精忠的幕。两人在陈家多次密议，到底商量些什么，后来各有各的说辞，无法征实；可知的大概是由陈梦雷在福州虚与委蛇，李光地则回乡隐遁，设法通消息于朝廷，以为后地。接下来的一年里，两人遣家人往来商议，在第二年，李光地写了一封效忠信，封在蜡丸里，让仆人送交清方。这篇上疏，李光地只署自己的名字，种下了后面的是非。三藩乱平，李光地因此疏升为侍读学士，陈梦雷名列逆案，免死流放到关外。陈梦雷一开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自己阙名蜡疏，入案后李光地又不曾给他分辩，暴跳如雷，便写了封公开信，把此事向朝野公布。

这便是“蜡丸案”的约略。中间种种细节，两人的说法，简直没一样是相同的。我辈后人，不好遽定谁是谁非，便在当时，也难以求证。毕竟是暗室之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天地又不说话，则只好听他们两个吵。但舆论却是一边倒，只有李光地的亲友门生，为他辩护，此外朝野一辞，都说他卖友求荣，种种不对。靠着康熙的保护，李光地在官场终能屹立不倒，但他的声名，从此也糟糕得很。到了大学者全祖望也来痛诋的时候，一顶“伪道学”的帽子，李光地算是稳稳地戴定。

康熙朝的名臣中，李光地的作风还算过得去。他的政敌徐乾学，做过的一些事情，就远更不堪，然而名声不恶。那时的舆论很严厉，如果谁有一点丑闻，大家一拥而上，深揭猛批，尽性而去，好比一群道德的掠食者，每天在等新食物，一发现别人的毛病，立刻精神抖擞。李光地自己是词臣出身，也没做过十分出格的事，而不见容于清议，他后来回想，总以为是政敌从中构间，其实还是自己做错了事，且赶上一个不容错的时代。

蜡丸案本已不清不楚，为李光地辩护的人，又造出种种新说，甚至削改他的日记，使事情更加淆乱。其实要为李光地辩护，与其否认整件事情，不如解释一下他的性格。上疏时没有署陈梦雷的名字，或是一时私心；至于不主动解救陈梦雷，或可解释为新进学士，不敢在皇帝面前张嘴。李光地自己若能坦承其过，也不至于越陷越深，且终身被环伺着，一有小辫子就有许多手抢上来抓。

哪些是人性的弱点，哪些是邪恶，那时的人并不去分别。事实上，李光地自己也信奉的道德哲学，就想消灭人性的弱点，甚至逼人为善。劝善与逼善是有分别的，因为道德命题并不对称。我们可以说让梨是高尚的，而不可以就此反推不让梨就不高尚，不道德，无耻，该打屁股。提倡美德，是鼓励性的，推行规范，是禁止性的。规范禁止杀人，但我们很少会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又没杀人”，以为做了好事，沾沾自喜。反过来，人没有达到某种美德，不意味其在道德上有缺陷。经常发生的是，那些鼓励性、建议性的伦理信条，被不正确地逆推后，产生了一种压迫性的道德环境。

李光地本来信行王阳明的学说，后来阿附皇帝的心意，改宗程朱。程朱学说中的道德哲学部分，是一种压迫理论，所以李光地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他是上疏搭救过陈梦雷的，只是并不很主动，连疏子也是别人代草的，在同时人眼中，这就是恶，而且做得太晚，近于引西江之水，以济涸辙之鲋。这类严厉的态度，李光地自己也有，当然在别人的事情上。他的日记，详详细细地记了些别人的丑闻，虽然把语气克制得不那么幸灾乐祸，仍然是辞若有憾，心实喜之。

改善自我评价最便捷的办法，是发现别人的错处，力批之，特别是对那些自己也犯过、有可能犯、想犯而不敢犯的错误，更要大力挞伐。所以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最喜欢抨击哪类事情，便猜他最受哪些事的吸引，可有一半的准确率。当然最好还是不这么做，猜想别人的动机，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