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美丽的傍晚，一位钻研心理学的朋友，占据着我最好的一把椅子，沐浴着唯一一束阳光，冥想了大约二十分钟，然后把思想的作品，发布给一直在敬畏地等待的我：“假如你做了太监，会怎么样？”

我激动地把他从椅子上赶开。——这便是常人的反应。对这类问题，我们必须反应激烈，最好是带些愤怒，以表明自己的身心，不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和那个大不韪的问题沾一点边。特别是在我们中国，阉宦等于邪僻和奸恶；不是不能够举出些好宦官的例子，但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有一百个反例，来说明肢体的残缺会导致人性的残缺，尽管这一点从来也没有被真正证明过。

本篇想说刘瑾，但刘瑾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就是没念过书的老汉，或许还看过《法门寺》呢。在明代的太监中，论凶狡他不及魏忠贤，权力不如王振，深沉不如冯保，差有一技之长者，就是捞小钱，报小仇。

人说宦官爱财，未必是一定之论，不过刘瑾确是有些钱癖的。他得志之后，外官入觐、京官出使，都得送他钱，成为常例。刚开始收贿时，不过以几百两为望，有一个叫刘宇的人，一次送他一万两，刘瑾大为惊喜，说“刘先生对我真是太好了”，以后胃口颇开，但聚敛之术似乎只有贿赂一方，所得终于有限。

刘瑾爱作威福。受廷杖者去衣，是他的首创，乃有杖死者，不过究其本意，着重处在于羞辱而不在杀人。明代的大太监中，刘瑾远不算最残暴者，很少杀人，如方良永之不揖，刘玉之劾，处罚不过是撤职或罚米，这样的例子不少。若换在魏忠贤时代，死的人就会很多了。刘瑾也没什么大志，军国大事都糊涂，“知州改御史”之类的事倒做了一些。他的获死，罪名是谋反，当是张永、杨一清等人怕他死灰复燃，捏造出来以致他于死地的。

刘瑾恨翰林，恨御史，这种仇恨不难理解。读书人也憎恨他们。但宦官上应天象，也是读书人的发明。天市垣的中心是帝座，周围有众星屏藩，其中便有四颗星辰叫“宦者”。既然取则天象，虽然可憎，也是不能少的了。自东汉以后，痛骂宦官，又英雄又稳当。中上阶层的人，极端看不起这些刑余之人，说了无数难听的话，以为他们“奸心素笃，憎爱移易”，是变态的小人；然后又没有一个人主张废除宦官制度，就连骂宦官最烈的黄宗羲，也只说宦官可留几十人，不能再多。

阉人不是中国独有，在亚述，在印度，在古埃及，直至后来的拜占廷，都有宦者的身影。只是在这些地方，宦者既不怎么显眼，也不特别地为人痛恨或厌恶。也有掌大权的宦者，如东罗马帝国的克里萨菲乌斯，做过狄奥多西二世的首相的，以及更早的巴葛阿斯，那被亚历山大大帝亲吻过的。这些人士的政治作为，不大能看出和他们的生理有关，社会也不怎么难于接受，便在容易夸张的文学当中，从泰伦斯到莎士比亚，也没有我们这里常见的大惊小怪的因素。

刘瑾最可述的，是他的凌迟处死。据监刑官回忆，头一天例该剐三百五十七刀，从胸膛两侧割起，初下刀时尚有血出，再割则无血。十刀一停歇，一吆喝，这样割到晚上，押回宛平县寄监，此时刘瑾不仅活着，还能吃粥两碗。次日再刑，刘瑾发说宫中不该外传的秘事，行刑者便堵上他的嘴，赶紧将他割死了。

刘瑾得势时，谈不上“权倾朝野”。在内不过是八虎之一，在外有不少附和他的大臣，实分其势，其中乖戾的焦芳，傲慢的张彩，都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又有一位大名士李东阳，名不在阉党，却最得刘瑾敬爱。文学之臣和宦官亲密，自刘瑾时候始，前面说过刘瑾的权力不及王振，但当年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此之谓共同罪恶。

没有人喜欢攀结宦官，但人都喜欢攀结权力。读书人知道和宦官勾结，名声大为可虞，但眼前的利益，总是更有说服力，何况声名或许还有办法可想，张居正便是例子。在宦官一方，权力只是假象，一旦皇帝变了心意，“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兽散”。他们不过分到了一两成皇权，皇权的恶，倒分到了十成。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

明代宦者少则好几千，多则十万，如刘瑾者，前后数十百人而已，“奸心素笃”云云，至少得不到统计学的支持。至于宦官的心事，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听说过的，一个是宦官往往重视乡谊（如刘瑾是陕西人，便把陕西的高考名额提高许多），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缘故。另一个是宦官喜欢穿好衣服，虽是夏日，也包裹严整，老北京有一句话，说人夏天穿得太多，叫做“练当太监”，便是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