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 刀尔登说今 被小学生批判过的

一九七一年我上小学,读到一九七六年,这个时期正是“十年”的后一半。在这几年里,我和全国别的小学生一样,写过,现在看来是很多的,批判文字。那时的作文,常常是“彻底批倒批臭‘读书无用论’”一类,题目出下来,我们就哗哗地削铅笔,动手写一篇两百字的文章,把“读书无用论”批倒批臭。开始写不了这样长,只能用几十个字,来把随便什么批倒批臭。到十岁时我已经相当熟练了,不论你交给我什么东西来批判,我都能很自信地把它批倒批臭。除了作文,所有成文的东西,决心书、倡议书、慰问信、检查……除了请假条之外,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一是颂圣,另一样就是批一点儿什么,至于批什么,得看当时的流行。比如上面说的批“读书无用论”,是七十年代初的事,如果你提早几年批它,那就该倒霉了。

我的批判生涯不是从批刘开始,而是从“批林整风”开始。批刘时我还太小,只能观摩。当然,不管什么时候,批刘都是家常程序,你在文章放几句骂“叛徒内奸工贼”的话,一般不会错。“批林整风”之后,就是“批林批孔”,这才到了我有用武之地的时候,因为我已经上到三四年级了,很有本领,写得出有头有尾的作文。然后是“评水浒批宋江”,“评法批儒”,批“右倾翻案风”,这中间还批过“回潮”,批过“师道尊严”,还有永远在批的“苏修美帝”,以及种种数不清而我已经忘记的东西。有时还会要你批一本书,比如《青春之歌》,但和批《水浒》不同,在批判之前并不让你看《青春之歌》,因为你的“鉴别能力”还差,弄得不好,看过之后,不但批不出,自己先中毒了。这是件挺奇怪的事,因为中国人的鉴别能力总是如此地被低估,而批判能力又总是如此地被高估。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所有要你批判的东西,差不多都不让你看。

我印象较深的是“评水浒批宋江”和“评法批儒”。《水浒》我看得非常起劲儿,批得也很起劲儿。这又是一件怪事,但当时并不觉得,当时已经“习惯了”。七五年我订了上海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后来这两本杂志被宣布为毒草,——那时的出版物分为两种,一种是毒草,一种虽然暂时还不是毒草,不过早晚也会是的。我看《学习与批判》时它还是香花,很多人揣摩它,不过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批判”的技术。这已经是有点高深的程度,因为多数人多数时候并不需要特别的学习,——你只需要批判。当然在批判中你也能学到东西,比如我就学会了使用“扈从国”这样的难字眼儿,虽然我不认识那个“扈”字。《水浒》里有一个姓它的女将,会用绳子像套马一样套人,我崇拜过她几年,但还是不会念那个字。七五年前后我读了一些先秦子书,语孟荀韩之属,但后来都得重读,而且要多花工夫来清除以前的印象,因为以前那个时候不但什么也读不懂,还尽把人家的意思往歪里想。总之,虽然也学到了一点东西,但我一点也不感谢那时的批判生涯,我绝不会认为如果没有“大批判”,我就再没机会学会那些东西;我也绝不会因为我很早学会了说“扈从国”,就感谢那种经历,不然我就成了某种贱坯,被当狗一样看待,还面有喜色,觉得自己爬得很好看。我说“被当狗一样看待”并不过分,因为只有狗,才是你要它咬谁它就咬谁,我们也只是对狗,才会简单地说:“老黄,咬!”——用不着告诉狗它为什么要咬那个人,也用不着让狗事先了解那个人,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有该被咬的道理。

我没有批判,准确点儿说,“批斗”过人,无论是地主还是教师,都没有落到过我的手里。因为我上小学的那个地方,人还厚道,不像有的地方,或六十年代后期那样,动辄把活生生的人拉到前面去“供批判用”。不过我们那时已经做好“批斗”别人的思想准备,像自动机器一样,只要你站在前面,弯下腰,不论你是什么人,哪怕你是在系鞋带儿,我们都会立即批斗你。在“反潮流”的时候,我很想批判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不过旷了一节课,他却把我“批判”了足足两节课。但只是想一想,没有敢实践,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师道尊严”很厉害,按我当时的看法,和全国的形势,或我从《朝霞》之类的杂志和电影里看来的“形势”比,是很落后于革命的。有一次在被他教训时,我想起那些故事,想像着我也冲上前去,通体发亮,眼睛上闪着高光,大声宣布出他的错误,他一下子就灰溜溜了。这样的想像让我激动得不能自持,身体颤抖,血液沸腾。这位姓刘的老师看出我没有认真听他的教训,把我臭骂了一顿,我才清醒过来,虽然还在发抖,却是因为怕他。如果我非得感谢点什么,那我就感谢这位刘老师吧,或者谢天谢地,没叫我赶上批斗活人,这样,我那些批判文字,伤害的就只是自己了。无论我批判孔孟,或是批判美国的什么人,或是批判虽在中国而远离我十万八千里的什么人,他们对我的批判毫无所知,都活得好好的,或死得好好的,或虽然活得不好,却和我毫无关系,而我的批判不过是伤害自己而已。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伤害在什么地方。把某样东西宣布为“臭”,和要你自己动手把它“批臭”,这里面的区别很深。把孩子召集起来,告诉他们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达尔文是猴子,这不过是谬见的强迫教育。而要孩子自己动手来证明达尔文是猴子,得逼着他发动全部的恶意,抛弃对同类的所有同情心,蔑视一切他已知和未知的逻辑,把对事实的任何敬意踩到泥淖里去。前一种是对羊的训练,后一种兼有对狼的训练。前一种训练出来的是食物,后一种训练出来的,除了做食物,还会为主人捕食。对知道达尔文不是猴子的成年人来说,去批判达尔文是猴子,要先对自己进行无耻训练;对孩子来说,没有这种痛苦,而更坏的却是,他将不知道这里面有羞耻。对小学生,或任何对该对象无知的人来说,去批判一种对象,很像是一种轻松的游戏,在里面人们可以满足一种运用无知的暴力快感。你有本事是吗?我用一句“他妈的”就可以打倒你;管它是多少人殚精竭虑才产生的一点思想,我照样可以看不起它。理由?不需要理由!——这才是要义所在。慢慢地就养成了习惯,习惯于不讲道理,习惯于说谎,编造是非,习惯于把别人往坏里琢磨,习惯于依赖愚昧,并从愚昧中发现出力量,体验到快乐。田间地头学哲学,工人阶级上讲台,在这种“游戏”里,受伤害的绝不是知识传统的本身,而是我们。到今天,我看到一些念过书的人拿起什么事来都敢胡说,我怀疑他们和我一样,也是“批判”着过来的。

我批过个人主义,现在则以个人主义者自居;我批过自由主义,现在别人说我是自由主义;我批过经验主义,曾一直以为那是反对施用化肥的一种学说;我批过实用主义,很多年后才奇哉怪也地发现杜威原来不姓杜。我批判过指不胜屈的各种主义,这里边的一半,现在我也不很了然,另一半主义,后来花过很多时间来“学习”。被我咒骂过的人,很多是比我现在好得多的人,在那时他们在我眼里不是人;被我咒骂过的理论,许多是我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的,而那时它们在我眼里不过是“对象”。说到这里,有人可能误解,以为我要“忏悔”点什么。对不起,小学生是不需要忏悔的。需要忏悔的不是我。当然我需要提防自己,提防早年教育在我身上的某些影子,不过,真正让我觉得遗憾的是,到了今天,我还看到人们在接受这样的训练,有些人是被动的,有些人却偏要“自学成才”,我不知道哪一种更让我遗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