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个人在Discovery频道上看过一支有关法医和刑案的影片。因为丰硕的法医知识和经验而成为真实世界神探的李昌钰博士，也在片子里露了一手，他示范了人体血液从无力滴落到沛然喷洒所造成的不同现场血迹状态，并由此可重建致死的原因、方式和真确位置。这个绝技他拿来应用在一名警员车内杀妻却谎称车外车祸致死的骇人刑案，李昌钰从喷洒在车前座、仪表板以及车窗上的血迹（该警员宣称血迹是车祸之后，他把妻子抱入车内所造成的），证实死者当时系坐在驾驶座旁，血液喷洒的出处也全部来自同一个点，相当于死者头部的高度，而且只有钝器的用力重击，才足以造成如此大量且强劲的血液喷洒——和我们绝大多数的推理小说结局一样：他漂漂亮亮地破案了。

该影片一开头为我们铿锵留下这么两句话：每具尸体都有一个故事，它只存在法医的档案簿里。

谈到这个，我们得再提一下E.M.福斯特，这位著名的英籍小说家以为，人的一生是从一个他已然忘记的经验开始（出生），到一个他必须参与却不能了解的经验结束（死亡），我们只能在这两个黑暗之间走动，而两个有助于我们开启生死之谜的东西，婴儿和尸体，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只因为他们传达经验的器官和我们的接收器官无法配合”。

我们当然了解，福斯特所说的生死之谜是大哉问的文学哲学思辨之事，但他“讯息”和“接收”两造之间无法配合的俏皮话，却为我们留下一个蛮好玩的游戏线索来：是不是其间失落了一个转换的环节呢？是不是少了一个俗称“翻译”的东西呢？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里，其实这个翻译人的角色一直是有的。

至少，我们晓得的就有这么两个职位，其中较为古老的一种是灵媒。灵媒不仅较古老，翻译的野心也较大，他试图把福斯特所言“结束那一端的黑暗”里的一切译成我们人间的语言，但也许正因为他宣称的管辖范畴实在太辽阔了，太无所不能了，因此反而变得可疑，让人愈来愈不敢相信他译文的“信达雅”。

另一个历史稍短的我们今天则称之为法医或验尸官（但这也不完全是现代的产物，很久很久之前，我们中国人曾叫他“仵作”）。相形之下，这个翻译人就谦卑踏实多了，原则上他并不瞻望真正的死后世界种种，他也不强做解人，他关心的只是死亡前的事，尤其是进入死亡那一瞬间的方式和原因，但他是信而有征的，禁得住验证。

从文学、法医到警务<\h3>

帕特丽夏·康薇尔所一手创造出来的凯·史卡派塔便是这么一位可堪我们信任的死亡翻译人，弗吉尼亚州的女性首席法医，这组推理系列小说的灵魂人物。

凯·史卡派塔的可信任，从结果论来看，充分表现在她从质到量的惊人成功上头，举例言之，一九九〇年她的登场之作《尸体会说话》，一口气囊括了当年的Edgar、Creasy、Anthony、Macavity以及法国的Prix du Roman d'Adventurei等大奖：而又比方说整整六年之后的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这个系列的六部著作同时高悬《今日美国》的前二十五名畅销排行之内，分别是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四、第十五和第二十四。

事情会到这种地步，想来不会是偶然的，必有理由。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这里，康薇尔成功写出了一个专业、强悍、实战派而且禁得住科学挑剔的罪案工作者。身为一个实际上和一具一具尸体拼搏的法医，而不是抽着板烟夸夸其谈的安乐椅神探，这样的小说基本上有着一翻两瞪眼的透明性，因为她的揭示工作，不能仰仗语言的烟雾，乃至于“弄松”到用人生哲理、人性幽微或那些“扯哪里去了”的语言自圆其说，检验她的不是高度唯心不确定的语言论述，而是冰冷无情、说一是一的一具显微镜，这种无所遁逃的特质，使得如此书写的推理小说只有两种极端的结果：一是再不聪明的读者都能一眼瞧出的假充内行失败之作；另一则是结实可信的真正耀眼之作。

可想而知，这样的小说也就不是可躲在书房、光靠聪明想像来完成的。

说来，康薇尔的真实生涯，好像便为着创造出凯·史卡派塔而准备的，她原本是记者，而且前夫还是英国文学的教授，然而，她奇特地转入弗吉尼亚州的法医部门工作，从最基层的停尸处检验记录人员干到电脑分析人员，最后，在她写作之路大开，成为专业小说作家之前，她又转入了警务工作——就这样，文学、法医到警务，三点构成一个坚实的平面，缺一不可。

人的存在<\h3>

尸体会说话？这是真的吗？

我们回过头来再一次问这个问题，是为了清理一下某种实证主义的廉价迷思，就像我们经常在生活中听到，甚至偶尔也方便引用脱口而出，数字会说话、资料会说话、事实会说话……云云。这里，隐藏着某种虚假的客观，说多了，甚至好像连人都可以不存在似的。

一具尸体，乃至于万事万物的存在，的确都不是当下那一刻的冰凉实体而已，它或彰或隐保留了自身在时间里的记忆刻痕（最形而下比方说某次阑尾炎手术的疤痕，或体内的某个器官病变受损），这都可以被转换理解成某种讯息，可堪被人解读出来，因此，我们遂俏皮地说，尽管它并不真正出声，却仍然像跟我们说着话一样——这原本可以是积极的提醒，让人们在实证的路上更积极更深化，主动去寻求并解读事物隐藏的讯息，叫出它的记忆。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怎么样的讯息？向谁而发？由谁来倾听？

从法医的例子到福斯特“讯息”到“接收”的说法，我们由此很容易看得出来，这个讯息说的并不是我们人间的普通语言，在通常的状态之下我们是听不懂的，我们得仰赖一个中介者，一个能解读两种不同语言的专业翻译人。就像一具客观实存的尸体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大概只能害怕地发现，它是死亡的，顶多稍稍猜得出它可能是暴烈或安然死亡而已，然而，在李昌钰博士或我们的凯·史卡派塔首席女法医的操弄解读之下，这具尸体却可以像花朵在我们眼前绽开一般，神奇地让我们看到它的死因、它的死亡细节和真正关键，看到我们并不参与的生前遭遇和记忆，以及其他。

神奇但又可验证，这样的事最叫人心折。

这个中介者或翻译者，必定得是人，一种专业的人——这个“专业”，指的不是他的职业，而是他的知识和经验，并由此堆叠出来的洞见之力。从这里我们知道，实证主义的进展，最终并非走向一种人的取消，相反的，它在最根深蒂固之处，会接上能动的、思维的人。

所谓强悍<\h3>

也因着这样，我个人会更喜欢凯·史卡派塔多一点，就像我也喜欢当前美国冷硬推理小说的两位奇特私探，分别是苏·格蕾芙顿笔下的肯西·梅尔红和莎拉·帕瑞兹基的V.I.华萧斯基一样，只因为她们都是女性。

这极可能是我的偏见，但我的想法是，在男女平权尚未完成的现在，女性的专业人员，尤其是存在着粗鲁暴力的男性主体犯罪世界之中，不管作为私探或者法医，她们都得承受较多的不利和风险，包括先天生物构造的脆弱和后天社会体制形塑的另一种脆弱，但意识到这样的脆弱在小说的思维里是好的，就像大导演费里尼所说，“害怕的感觉隐藏着一种精微的快乐”。我们会看到凯在面对尸体的温柔和面对罪犯的心情跌宕起伏，正如我们会看到梅尔红和华萧斯基在放单面对并不得不缉捕男性罪犯时的狼狈和必然的害怕，这个确实存在的脆弱之感，引领着小说的思维走向一种精微的、丰饶的层次，而不是那种打不退、打不死、像坦克车一样又强力、又没脑袋的无趣英雄。

我个人多少把海明威笔下那种提着抢出门找寻个人战斗如找寻猎物的男性沙文英雄，以及当代波士顿冷硬大师罗伯特·帕克笔下的硬汉斯宾塞看成是可笑的；对于海明威我宁可喜欢和他同期同名、深郁细致的福克纳；至于劳伯特·帕克，他一向以雷蒙德·钱德勒的继承人自居，但老实说，他那位打拳练举重、一双铁拳一支快枪几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斯宾塞，较之于高贵、幽默、若有所思的元祖冷硬私探菲利普·马洛，实在只是个卖肌肉的莽汉而已。

我称凯·史卡派塔是专业且“强悍”的女法医，正如我们大家仍都同意梅尔红和华萧斯基仍隶属于所谓“冷硬”私探一般，我相信，在这里，强悍冷硬的意义是诉诸一种专业的知识层面、一种强韧的心智层面和一种精致的思维层面，在这些方面，并不存在着肉体的强弱和性别的差异，要比的，只是如何更专业、更强韧以及更精致而已。

让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情，进入这位专业女法医所为我们揭示的神奇死亡世界，听她跟我们翻译一个个死亡的有趣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