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内行的、老练的、沉静专业倾向而非玩家的推理书迷，他的书架上应该有哪些书？——这个问题，或应该说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我个人最近常想常自问的，这里，我们先把问题搁在这里，不急。

来看陈查理。

陈查理之于我们当然有着特殊的意义，至少多了某种土不亲人亲的情感趣味，尽管我们也同时晓得这层意义仍属虚构而来的——陈查理，至此为止，仍是普世性推理小说记忆之中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中国人神探，但这位幼年生长中国、移民夏威夷而任职当地警方的黄皮肤探长，却是纯纯粹粹的美国人创造出来的。这老美有个很违背中国人“不炫己长，勿讥人短”古训的颇傲慢家族姓氏，他叫“大仔”毕格斯（Earl Derr Biggers），本业是新闻记者，也玩小说和电影剧本，心血来潮在一九二五年写成了陈查理探案的第一本书《不上锁的房子》，就像历史上并非很少见的成功模式一样，居然一炮而红，毕格斯于是趁热又陆续打造出往后的五部陈查理小说，却在才四十九岁（一九三三年）忽然蒙主宠召，于是陈查理，乃至于中国神探的叱咤戏码遂戛然停在“六”这个数字上。

原始小说只六本，但陈查理的电影不止，这其实正是陈查理现象最有趣的地方。从一九二九年毕格斯人还健在开始，陈查理探案的电影便由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开拍，累积总数几乎达五十部之多，如此小说数量和电影数量的“不当”比例，极可能是推理史上的第一名，这个诡异的现象透露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讯息，但也会带来一些麻烦，一得一失，难免的事。

为数近五十的电影（还不包括舞台剧），当然远比才六部的小说要辽阔没节制多了，电影里的陈查理，到巴黎、到伦敦、到埃及、到新奥尔良，人到哪里命案到哪里，完全不是原小说安分缉凶解谜于窄窄美国东岸的勤勤恳恳样子——也就是说，电影中所取用的，与其讲是毕格斯的实质小说内容，不如讲是毕格斯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华裔神探人物原型，是这样一个华人移民神探和当时美国社会的熔接和矛盾关系，于是，原本虚拟封闭性的古典式推理小说，从此处打开了一个缺口，焊接上现实世界的百年华人移民史，遂得到一层意想不到的历史意义，成为另一种思维的窗口。

麻烦也从这个缺口开始——谁都晓得，好莱坞的大美国式浅薄上百年如一日，陈查理的神探原型落在他们手中尽情发挥，所自然结合和呈现的，一定是彼时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傲慢和鄙视，影片拍出来，与其讲是古老中国的睿智神探，毋宁更让人和源于“黄祸”恐惧的邪恶傅满洲小说和电影混淆一起，怎么看都是“辱华”影片。

侮辱，从这里看有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确确实实心怀歹意，这是傅满洲的小说和影片；另一是源于无心、轻忽和不理解，这是陈查理电影，两者我们多少要分辨一下，其间的差别还是挺大的、挺富意义的。

即便回到毕格斯的陈查理小说，尽管我们晓得他用心光明磊落，努力要创造出一个有着不一样深奥东方智慧的华人神探，甚至善意地对抗彼时美国社会的粗鄙认知，但我们仍不免在阅读过程中有不舒适之感。然而理解其间的差异，我们的不舒适便有机会积极起来，正面起来，成为思维开始的驱动力量。

最近看肖恩·康纳利演的电影《将计就计》，里头的电子密码赫然是一句孔子的话，叫“不要用大炮轰蚊子”，我愣了好久，才想到是孔子当年高兴子游治绩、弦歌之声处处的莞尔之语：“杀鸡焉用牛刀”。

因此，就让毕格斯笔下的陈查理讲些我们找不到出处的中国智慧格言吧，作为一个读者，在这上头太炫学太计较，我们不仅会错过为数仅六部的陈查理小说，也辜负了毕格斯的苦工和善意，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现实社会空气、那样程度的中国理解写出如此的小说，我们理应回报以善意不是吗？

更专业的坏小说阅读<\h3>

至于陈查理探案的真正成就如何呢？老实说，中上左右，这自有推理小说世界的专业评价，不可感情用事给予溢美或加分，这种专业的坚持和严正，其实是台湾社会要缓缓学习并硬着心肠建立的。

但我以为台湾的推理小说阅读走到今天，我们也理应拥有这一组为数才六本的陈查理探案小说才是，这同时也是缓缓建构一个专业能耐推理阅读所必要的，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所标示问题的直接答复——专业性的推理书架上，应该有陈查理探案的当然位置。

理由很简单，乍听起来似乎也有点吊诡：业余的阅读，可以而且通常所读的总是最好的小说，以享乐为主；而专业的阅读，却需要读更多中等的小说，甚至是劣等的小说，以理解为主。这是业余和专业最无可避免的分野。

如此分野其实是我个人长时期而且历历分明的真感受——在小说（不止推理小说）的阅读世界中，我自认是一名不太坏的业余爱好者；而在此同时，由于生命偶然机缘的关系，我个人周遭一直有着多位台湾现阶段最专业、也成就最可观的小说家和评论者研究者，我很快察觉到，最好的小说我读得丝毫不比他们少，而更愉快的是，我不必像他们一样，得咬着牙沉住气读些并不那么好的小说，我帅多了，翻个两页，这本不行，就刷一声往地板另一头扔过去，没事闲谈起小说来，我也肯定比他们帅多了，这有什么疑问呢？骂人永远比艰辛支吾地在沙中淘金要姿势漂亮、要潇洒不是吗？

但帅的短期利多总得在长期的扎实堆累付出代价的——长期，你就无可遁逃地见识到这种专业性阅读的力量了，我理解的，永远只是一个个不相关联的点，串不起线构不成面；我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个散落的孤岛，而不是一个广大完整的小说之海；我的线索是中断的，知识是破碎的，从而就连最好小说的阅读都相对的单薄起来了，只因为最好的小说通常并不真的是天外飞来的，相反的，它更经常是一连串之前的叩问、探险乃至于失败所最终成就的美好结果，而失败，永远比成功留下更多思维的线索和理解的证据，成功太完整也太看起来理所当然了，所有的缝隙和其他的可能性都被漂漂亮亮补起来了，仿佛一体成形，我们绝不容易单单由此浑然结果去回溯它的思维过程，重建它艰难跋涉过的长路，找出它最原初的疑问，并提着心看它每一步的英勇抉择和睿智处理，我们在终端处欣赏赞叹，是个置身风浪局外的愉快观众，而不像同行的专业者那样重叠起阅读者和书写者两者的思维，心领神会，并找出接下来的启示。这不是因为他们一定比我们聪明，而是一定比我们专业，这条路他们和书写者一样走过，并看过一路上的残破和失败，因此知道而且记忆深刻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我个人而言，这是很惆怅也恼人的发现，我竟然不是输在好的小说读不够，而是输在没那么好的、以及坏的小说读得不如人这上头。

由此，我们回头到生活中其他领域再察看，最好的电影我们看了，最好的音乐我们听了，最尖端的科学新知、经济学原理乃至于哲学主张我们大致也不陌生，甚至偷懒看球时，我们也没少过迈克尔·乔丹、阿加西、桑普拉斯、“老虎”·伍兹、邦斯、麦魁尔、索沙、小葛瑞菲等等，但我们仍只是这诸多领域的业余者，也恰恰因为这样，才说明我们只是个业余者。

补满知识的缝隙<\h3>

最好的东西永远有限，从构成图形来看，它们永远只是金字塔形的最尖顶，用往下愈平凡愈不好的广大基底撑起来。

我们的学习，因一代代智慧累积、从前代巨人的肩膀看世界的省力缘故，通常图形是和历史的如此建构图形倒置，我们往往从最好、最尖端处开始，这没不好，这是我们作为后来者的优势，但我们得心知肚明我们省略了什么，我们得记得提醒自己回头去补满一部分必要的基础。

这其实就是专业化的建构，大家都说是台湾现阶段最必要的东西。

回头五十年（乃至于一百年、一百五十年的清末民初），台湾一直是追赶学习的新社会，一样是走倒置的学习过程，时至今天，成果不差，在尖顶处我们大致能和世界的最进步发展接上，甚至同步，所有最好的智识成果，我们也都引进来了伸手可及，也能和外头世界的当下侃侃对话，而我们却也时时感受到台湾诸多领域的脆弱单薄，可见问题不出在好东西上——顺着上头的思维，我们应该可以说，台湾是一个好的业余者社会，还不是个真正专业性的社会。

什么时候我们最感觉到台湾社会的单薄脆弱呢？当然是灾难来临时、困厄来临时，必要的抉择来临时。这类的考验时光，我们往往发现我们并不是没有主张，而是一堆主张都摆在那里，我们却无能分辨无法抉择。该征税还是减税？基本经济政策走向该往左还右？……

最好的主张，并不是惟一的真理；最好的主张，也并不彼此调和、融结成单一的完美整体。相反的，它们往往以复数的形式并存而且彼此抗衡，每一个都有它不同的思考基础、历史建构过程的特殊理由，以及最重要的，历史实践的真实成败经验，而各自暴露出各自的局限和代价，这种分辨，便不是业余者的美好欣赏所能做到的，这是专业判断的事，辛苦而且痛苦。

如果我们召唤专业，就应该充分意识到，我们愉悦学习欣赏的时日已到达一个该转变的阶段点上了，如今一个相对乏味辛苦工作得跟着开始——你得开始读没那么好的小说，看没有你心仪大明星的球赛，不在选举辩论中快乐地二选一并姿势很帅地骂东骂西，你得确实地、缓慢地、耐下心去补满知识的必要缝隙，专业的必要素养和知识以及其尊严，是在不完美之处、失败之处一点一滴打造起来。

不错的开始<\h3>

最好的东西永远有限，最好那一级、令你愉悦叹服的推理小说也永远有限，在台湾，就连推理阅读也多少到达专业业余的分界点上，我们也得为自己做一个小小抉择，潇洒的纯享乐？或是既然都走到这里了，何妨进一步让自己像个更专业更深沉的读者？

这个小小抉择，倒不见得一定要从陈查理探案开始，但此时此刻出版的陈查理六书，亦不失于一个好的阅读偶然机缘，也是一个朝向专业推理读者的好桥梁，它们在金字塔顶稍下那一层，对台湾的“华文读者”尤其另有一番独有的意义和思维线索，这其实也是我们选择这六本书翻译出版的真实理由。

是个不错的另阶级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