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起子》将是脸谱这组汉密特系列小说的大功告成之作，事实上，这本来也正是当年汉密特最晚出版的一部，一九六六年他死后才由他的红粉知己莉莉安·赫尔曼编纂而成的。

好啦，这些就是传说中的汉密特所有小说，传说中那些整个改写美国推理小说书写历史的里程碑作品——如何？是闻名不如见面呢？还是名至实归适得其所呢？

那些翻译不过来的

首先，我们先来说脸谱这批汉密特中文译作没能帮大家顺利转译过来的部分——这当然不是译书者的失误，而是随着汉密特小说的成功，必然遗留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汉密特的书写文字启示及其历史意义，这我们得乘坐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或小叮当的时光机器回到从前，才能顺利找到。

回到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二〇至三〇年代。

当时和现在，美小学说书写景观的差异是极其巨大的，仿佛开展中国家相对于后工业国家，仿佛乡村相对于大型都会，仿佛罕见人迹的沃野千里相对于开发过度、人口壅塞的栉比鳞次城市，这是准确阅读汉密特小说，我们多少得牢记在心的。

彼时的美国，相对于已完全成熟、甚至呈现萎缩的西欧，才是个方兴未艾的新土地，因此，在此之前美国的小说家是“书桌朝向大西洋”写小说的，他们继承、学习、模仿并具体付诸实践的，主要是欧陆的小说大河传统。毕竟政治上的独立，相对来说是容易的，只要通过一场战争、一次革命行动、一纸合约文件的签署，成功造成权力来源和结构的当场改变即可，但小说的书写不一样，它是“黏”在人的意识、价值、日常生活实况及其向往追求之上的，这方面的惰性和摩擦力远比政治结构来得大来得持重——用今天大家较熟悉的语汇来说，西欧仍是小说王国的“中心”，美国仍是“边陲”，独立战争既不诉求这个，也无力改变这个。

因此，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小说家以“欧风”的新英格兰十三州为基调，仍是欧洲式的作家，像爱伦·坡、像霍桑（年轻时我一直误以为他是欧洲作家）或亨利·詹姆斯。这也正是马克·吐温在美国早期的小说书写中显得如此特别的原因，他的密西西比河和南方城镇生活题材，以及坦白直接美国民间生活语言的文字基调，是美小学说走向自身的第一次清晰转折，但马克·吐温是孤单的先驱者，是奇花异草，并未能生养众多蔚为洪流如他笔下长达六千公里的丰沛密西西比河，事实上，这也是人类思维历史惯见的“模式”——一两个奇特单一的个人遥遥走在前面，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人类整体才到齐跟上。

这个转向，一直要到二十世纪的二〇年代以后，才以沛然莫之能御的丰饶样式展现开来——这就是汉密特和海明威，以及钱德勒和福克纳。

语言走在最前头

这里，以汉密特和海明威带头，让我个人评价更高的钱德勒和福克纳居于稍后的位置，因为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他们真正的小说水平成就，而是唤动的历史意义。

转向，必须清楚呈现出决裂的姿态来，要能一眼就不可避免地辨识出来，因此，题材显然重要于意涵，形式优先于内容，而其中最有力的断裂武器便是语言文字。从《圣经》巴别塔上帝变乱人的语言以来，语言便是人间孤立、断绝、各行其是的第一标志（我们常说语言是沟通的工具，便是这个断裂的弥补），语言的强调，通常便是再次确认这个断裂，从而宣示自身完整不妥协的主权，因此，它总清楚挟带着或暗中援引了地域性的、国族性的激情，悄悄地联结上政治，就像几年之前台湾乡土文学那样。

汉密特和海明威，在这层意义上，的确比钱德勒和福克纳站在更清晰的位置。就像在现实结论之中，公认的美国冷硬派宗师是汉密特而不是钱德勒，代表美国“失落一代”的是海明威而不是福克纳。很清楚在小说语言上，以及由语言所直接建构的小说外在表现上，汉密特和海明威显然风格更强烈而且更本土化，所以说，今天我们对海明威的推崇，包括最内行的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在内，高度集中在他记者的、明快干净的文字风格，以及他在美小学说史的框架位置上；汉密特亦然，半世纪以来，不管推理行里行外，对他不变的赞誉无非就是，凌厉无匹的文字、强烈的写实风格、利落的小说书写技艺，以及美国推理新小说的宗师云云——简而言之，相对来说汉密特和海明威无疑是更纯粹的美小学说家，而其最醒目的特色和成就，便是小说的文字语言，以及其历史影响和位置。

然而，麻烦也正在于此，敏感点的人可能简单发现，如果我是一个二〇〇〇年台湾的读者，所求的只是安安静静读小说，一不做专业的文学史研究，二也无意涉入英美纠结分合的国族情结之中，那么，这跟我有什么相干？英式作家美式作家、欧洲语言美国语言，对我来讲不都一样是舶来的、外国人的吗？

文字语言的开创意义以及历史价值，这正是翻译不过来的东西，遗留在特定历史时空的东西。

不见得好看的经典小说

因此，这里我们便碰触到一个重读经典小说并非不常见的疑惑了——为什么有些大有来头、文学史上的地位一代代被真实确认的大小说，我读起来会这么没劲？这么爽然若失？这是个历史的集体骗局呢？还是我程度低落认不出好东西？

这里我们愿意再举个更极致的小说史实例——亨利·米勒当年突破性禁忌的名著《北回归线》。

这是个相当伤感情的真人实事，扯入了我两名可敬的老友，也是两位既熟读又自己书写的资深专业小说人张大春与吴继文——几年前，时报出版公司译出了米勒的这部名著，张大春着眼于小说真实内容的考量，悍然提笔写成了一篇即时书评，痛批《北回归线》是一部“烂小说”，严重刺激到温和、兼带文学编辑身份、一向对文学传统有着相当虔敬心意的吴继文，遂公然上演了一场正反两方的《北回归线》攻防笔战。

我得说，纯粹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几乎是照单全收同意张大春的指控，米勒的《北回归线》真是一部烂小说，从头到尾只见露骨、粗鄙、已届反胃程度的写性不休，然而在这一次次性器官满天横飞的重复场面之中，既乏表象的深浅层次，更不必奢望有什么深沉的思省挖掘，人物是假的，小说只重复不进展（我指的不光是表面的情节），外在世界空白如行过旷野，内在心理浅薄如白纸一张，我们只看到一具化身为“我”会说简单人间话语的挖土机起重机，每天晚九朝五地挖个不休，无聊到极点。

整部小说就是一根尖利的投枪，目标是书写当时的社会性禁忌，没别的了。

《北回归线》有没有成功呢？有，但成功也意味着终结，就像英国当年的自由党一样，当它的单一诉求被满足，敌人已不存在，便不再有人需要它了——时至今日，我们如果需要更多的性，大可拨空走一趟光华商场，怎么性怎么来，而且声音画面还兼各种瑜伽特技变化，不必辛苦去翻阅二度空间的、还得从白纸黑字自我转换成三维实战画面的《北回归线》。

借由亨利·米勒，我们可能更准确找到了这些“不见得好看的经典小说”的大集散地了。大体上来说，这是一批开拓式的新小说，它被赋予经典的地位，主要在于历史功绩，而不见得是以实质内容取胜，这是两件不同的事，只是奉历史意义之盛名，经常性地被混淆罢了。

毕竟，历史走向的扭转，往往只是准确击中某一个点，就像革命行动一声天时地利人和全到齐的鲁莽枪响，其他的，改变条件已然成熟的社会整体现实自然会接手、会从这个有意识或误打误撞的突破缺口释放出巨大堆叠的能量而蔚为洪流——因此，你要的只是做对一件事，一个新的概念，一次淋漓痛快的语言展示，一场彻头彻尾、甚至以丑恶为挑衅的性爱，一名破天荒初次在犯罪世界登场缉凶的女性侦探，一位单单靠着一张白被单就在阳光灿亮的午后冉冉升空而去的小美人儿。所谓的“准确击中一个点”，白话翻译成观看者追随者的当下感受，大约就是“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啊，早说我也会”的后知后觉喟叹。

众人皆“早说我也会”，历史就改道了。

也因此，我个人总玩笑地把如此一组小说称为“哥伦布鸡蛋”式的小说——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不知是真是假的故事吧，话说有人不服气哥伦布找到新大陆的功勋，哥伦布于是拿了鸡蛋请他竖直起来看看（显然这事不发生在端午的正午十二点），在对手怎么也无法让鸡蛋直立之后，哥伦布拿起鸡蛋，敲破其中一头（蛋显然是熟的），简单让鸡蛋站了起来，不服气的对手再次抗议，“这样我也会”。哥伦布只冷冷地说：“我当然知道你会，但问题就在于你不是第一个会的人。”

“哥伦布鸡蛋”式的小说是什么意思？意思有两面，一是不管你服不服气，他毕竟就是第一个把鸡蛋成功竖直起来的人；二是尽管鸡蛋被竖直起来，鸡蛋仍只是鸡蛋，它的本质内容不会因此而产生质变，变成诸如英国女王的“非洲之星”大钻石，或米开朗琪罗旷古绝今的大卫像。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可以也应该提醒一下我们的推理迷读者，尤其是那些花钱参加远流出版公司一百本经典推理丛书、阅后却失望不已在网络上痛骂选书人詹宏志的人，你觉得书不够好看可能是事实，但詹先生其实一没选错二更没骗人，整体书单容或有个人的鉴赏微差在内，但大体都可称为推理小说一代代的经典没有错。只是，我们现在晓得了，所谓经典，尤其是开创意味的经典，较多这类的哥伦布鸡蛋小说，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欣赏的角度和心情，从推理书写的长河意义去理解它们，感受并不妨礼敬它们的发现和启示价值，从而稀释一部分我们之于实质内容的苛求，这样是不是会好些呢？

我的老师教过我，“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是兴旺人家的作风”。

小说土壤的沙漠化

但最终我们还是得神经质地再强调一次，小说的历史开创价值，和其实质内容的饱满美好与否，是两件不一样的事，通过两种不同的丈量方式，不必然相干。我们这里做的，是试图分开这两者，让它们各得其所——因此，正确但粗鲁点来说，这样的小说不必然好，可也不必然坏。

有没有又具开拓意义又好得不得了的小说呢？我想到的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是拉丁美洲贡献给整个人类小说史的慷慨礼物，是熠熠发亮的钻石，也是一部性能最佳最快最平稳而华丽的时光机器，有了它，让我们重又生出“想像力可以无远弗届”的新鲜雄心，这原本是西欧小说进行数百年后已然呈现萎顿的——我个人，纯粹个人，的看法是，这至少是整个二十世纪最好的一部小说，我知道有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但《百年孤独》仍是我心中的第一。

萎弱的欧洲，和元气淋漓的拉丁美洲，这让我们想到什么？

我想的是一个颇巨大但实在不方便在此多讨论的话题，可称之为“小说土壤的不断沙漠化”问题——正像人类的真实土地，普遍存在着开发过度的逐步沙漠化问题，小说的世界似乎也有着同样的隐忧存在，辉煌了数百年、结实累累的西欧下去了（可参见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然后北美也疲弱不振，如今，小说的沛然力量似乎只存在拉丁美洲、东欧乃至于非洲这些所谓的“边缘位置”，我们不知道这些新的沃土能撑多久不跟着走上沙漠化一途？这会不会是人类整体小说不可逃遁的宿命呢？

美国这片昔日的新沃土，只维持了约三十年的荣景，这是不是沙漠化节奏加快的一种警讯呢？

美国的荣景，正确地来说，便起始于海明威、福克纳、汉密特、钱德勒这一代的崛起，也差不多一代而终地衰弱于他们的逝去。他们的出场，对当时已是日落黄昏的西欧而言，正像我们今天看待拉丁美洲和东欧一样，新鲜、强大、充满想像力和新世界的陌生惊喜，其间或者各有着不尽圆熟之处，也不免因过度旗帜鲜明而呈现风格化的问题，但整体而言，仍是极其动人的。

今天，在汉密特最后的一本书中，我鲁莽地把笔带到这里，是一个致敬的心意，我希望能指出，他不仅仅是众所周知美国推理小说最了不起的开山宗师，同时也是一个曾经美好小说国度的携手拓荒者，这简单几句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