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的第一天，班里一位蒙古族兄弟差点儿成了名人。

要说名人，那就有好有坏，做好的名人需要很辛勤的努力，还不见得有人记得，而做坏的名人就容易得多，烧洛阳的董卓就一举成名，修洛阳的呢，大概没人记得了——这属于废话，我这蒙古族同学显然不是坏人，正相反，他险些成名的时候正在干好事，用平板车卖力地帮女同学拉行李呢。问题是他的板车技术是在伊克昭草原上练出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林荫里的柏油马路对他来说显然太窄，而轻捷的三轮车对他过剩的精力来说又太不够分量，于是1988年初秋凉爽的空气里，一位斯文的老先生刚刚从五四纪念亭的紫藤萝下面走出来，就看见一辆疯狂老鼠式的板车迎面扑来。

这先生虽然老，反应还是很快，见势不妙，腰一拧，闪到了一棵大树的后面，而我们那位蒙古族同学来不及刹车，一头撞在了大树上，顿时车仰人翻，老先生也吓得坐到了地上。

这位同学迷迷糊糊爬起来，就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只见路边的、路上的老师们纷纷跑了过来，却没人搭理他，而“呼啦啦”把那毫发无伤的老先生围在中间，问长问短，恭敬异常。还好，老先生并无异样，冲着蒙古族兄弟笑笑，自己站起来，摇摇摆摆地走了。

有一位教授模样的走过来说：“小伙子，你再加一把劲儿，今天就一举成名了啊……”

这教授说得一点儿都不过分，那位老者就是中国民间文学的泰斗，1927年与顾颉刚、董作宾共同创办民俗学会的文豪钟敬文先生，钟先生在30年代曾经因为和鲁迅的纠葛名噪一时。这一年先生85岁，如果我们那同学真的加一把劲，给钟先生弄出个好歹，只怕想不出名都不容易。

钟先生比较幸运，前一年，北师大门口的22路公共汽车撞倒一位晨练的老先生，一打听是北师大教政治经济学的教授，赶紧通知学校，结果连中央办公厅都紧急来人了。此人是谁？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世的最后一位代表——刘仁静。刘先生在这一撞之下与世长辞。

开头写出这样一段，不是说北师大里到处都可以撞到钟先生这样的名人。北京师范大学里当时在世的国家二级教授，也只有钟先生一位，但北师大的确是一个名人比较多的地方，而这些名人都带有一种朴素的风格。在北师大里看见启功先生带着几个学生说笑走来，那也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惜，现在看不到钱媛先生了，这位风度翩翩的外语系教授最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做平凡中的亮丽。当然，谁也想不到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还会施展艺术手段，画她父亲钱钟书如厕，并顽皮地题为“室内音乐”。

北京的大学多，盛产名士的大学也多，而北师大的名人，带有独特的淡泊和出世味道。翻开北大的学报和北师大的学报，可以看到鲜明的不同，北大的学报充满锋锐和探索，如同清晨激越的号角，而北师大的考据与文化则显出一种对现实的疏远，仿佛黄昏中的古筝。据说早期的北师大并非这种风格，它的前身之一是学生运动十分激烈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那篇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就是为了纪念死难于“三一八惨案”的北京女师学生而作，对了，鲁迅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当年的教授之一。教授里比他激烈而又理智的也有，比如李大钊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正式宣传中，总是强调自己“光荣的革命传统”，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的感觉，正式成立北师大以后，它的校风一直就比较恬淡——当然这是指的教授们，学生则特别激烈，其原因后面还要讲到。北师大教授中名人固然不少，但多远离军政两界，民国期间勉强出了一届组阁的翁文灏，办个“好人政府”，还因为外行，没多久就倒了台，这个与能够产生一流名将孙立人的清华大学等校无法相比。究其原因，这些教授们要么是食古不化的清流，像诸葛亮说的“皓首穷经”，要么是官员落魄，像《围城》里面的汪先生，总之，一班致力于办教育的知识分子，肯定会缺少政治色彩。这其中，1952年和辅仁大学的合并，以及北师大著名的老校长陈垣大概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对军政都不敏感，而陈垣先生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成员，校风因此而更加绵醇是可想而知的。

绵醇的校风并不代表北师大的教授们骨头不够硬。卢沟桥事变以后，北京师范大学举校西迁，千里跋涉，师生退入西安和汉中，在日寇炸弹爆炸声中再开讲义。中文系主任钱玄同因病留在北平，拒绝汉奸劝诱，直至贫病而死；曾因为执行反动教育政策为鲁迅唾骂的女师校长杨荫榆在苏州抗议日军暴行，被杀害于盘门外吴门桥。

北师大的教授和学生有着不同于其他院校的朴素，也自有它独特的原因。曾经有一个阶段，谈起教育部所属高校，最为出色的便是“北人清师”，北京师范大学能够和其他三所院校并列，是一个莫大的光荣，也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因为其他三所院校都有不同寻常的背景。清华和北大是中国教育界的泰山北斗。人大是“党的亲儿子”，陕北公学出身的“红色最高学府”。北师大依靠什么能够跻身其间呢？它有一个难得的优势，就是作为“师范”学校，北师大是不收费的学校，而且为学生提供食宿。这对于20世纪贫寒的中国学子来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北师大也因此成为寒门学子的梦想之邦，因此北师大的学生质量一度非常出色。一旦获得了机会，“寒门出武穆”，这些“短衣帮”学生们所爆发出的学习热情是惊人的。

这一点，直到我入校的1988年，依然没有很大的改变。北师大的录取分在一些地区相当地高，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马加爵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他大概不会烦恼到这样的程度，因为“穷且益坚”、“穷开心”、“穷疯”、“穷闹”在北师大学生都是很正常的思维。和我同宿舍的一位河北同学，从每月20元的饭补中还可以省出10元来寄回家去，剩下的钱只能天天吃“炒素”，为了保持体质，此人每天在操场狂锻炼，结果是一米七五的个子，体重只有不到80斤。今天这么多的减肥方法，还没有一个比他这种厉害的。每年迎接同学入校时，可以看到师大同学的行李普遍比较简陋，标志着学生清贫的来源，当然也有例外，我曾见到一位秀气的南方女生，用她的行李压趴下三个北方大汉，直到第四个人上来帮忙，才把一个沉重的被褥卷抬进四楼的女生宿舍。大家普遍推测人不可貌相，这小女生莫不是武林世家出身？里面藏的是流星锤还是大铁锥？结论要到打开被卷儿才能知道。

答案是：几百册书，从《微积分讲义》到《大众菜谱》！

也就是因为这种学生来源，在历届学生运动中，北师大的学生们都远远比先生们活跃，因为他们大多出身于追求变革的下层阶级，且对社会的黑暗面看得比较清晰。

大概因为这四所院校的规模相近，于是各种顺口溜也就应运而生，有些相当刻薄，比如：“玩在北大，吃在人大，学在清华，找对象到师大”，“清华的设备，人大的嘴，师大的小姑娘满天飞”……从这些顺口溜也可以看出师大学生的另一个特色，那就是女生众多，令清华、北航等“和尚庙”大为眼红。每年来拉友好班级的不计其数，虽然一度本校男生提出“肥水不流外人田”，试图封校赶走外校男生，无奈此举既遭到“外校恶狼”的猛烈反击，又遭到本校女生的坚决反对，弄得师大男生如同照镜子的猪八戒，进退失据，无可奈何——真是攻不能攘外，守不能安内，只好听其自然。不过，也有人说中国教师队伍男女比例失调，造成国民素质阴盛阳衰，北京师范大学等教育院校要承担一定责任。

先生们淡泊明志，学生们闭门读书，不免显得后台弱些，到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走走，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

北京师范大学的位置和校园，都是很有特色的。

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主校在北京繁华的三环路内，步行到天安门也不过半个小时，其地理位置远远比僻居西北一角的其他院校优越，因此外地院校的同学都喜欢有师大的老乡，因为来这里借宿游北京实在太方便了。我的老师贾先生和他的红颜知己谈《红楼梦》，动不动就在校园和天安门之间往返走一个通宵，如此逍遥自在，显然也是得益于地处京城中心的优良治安条件——周围不是中央政府就是各部委，不知道有多少警察给贾先生站岗呢。

有熟悉早期建校情况的老先生说起来，却说这其实是一个误打误撞，因为当时各校都在市区里面，发展不便，教育部要求大家迁校，北师大最没有后台，所以最先搬出来，北大清华势力强劲，顶着不搬，等顶不住了，也只好到比较远的郊区了……

迁校以前的北师大，地点在护国寺，现在称为北校，花园一样的校舍，教学大楼融会东西方特色，设计精巧美观且不失威严，北师大不是常春藤大学，但北校满园的常春藤是非常优美而恬静的。北师大艺术系（现在应该是艺术与传媒学院）还在这里，遗憾的是周围的确没有发展空间。

关于北师大本校的布局当初也有过相当大的争议。

有很多北师大的学生遗憾自己的校园不如北大清华漂亮，至少没有人家的荷塘和未名湖，以至于邵逸夫先生捐赠图书馆的时候，有人建议在图书馆周围挖地三尺，建成一座人工湖，而同时解决新馆的防火问题，这个新时代的“天一阁”设计因为费用太高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老教授说当初规划上北师大是有一座湖的，那就是积水潭，之所以后来没了，“罪魁祸首”是决定最初布局的校领导。

据说北京师范大学刚刚迁址的时候，资金非常有限，但是规划不小，北到三环路边、南到积水潭都是它的范围。于是领导的意见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资金应该尽量用到教学和宿舍建设上，以后步步为营求发展，这一派可能是敢死队出身，喜欢打仗的时候中心开花，向外蔓延；一派比较豪放，主张不管资金多少，哪怕里面长荒草，先把围墙修起来，然后再考虑教学设施，这一派大概是白起的后代，喜欢长平之战那样的大包围。结果“敢死队”占了上风，决定首先建一座“四合院”。

“四合院”并非北京传统的院落，而是四座围成正方形的筒子楼，这也是北师大至今的中心地带，不过，由于新楼早已鳞次栉比，这里现在已经变成了单身或者新婚教师的宿舍。说起来，依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

以四合院为中心，北师大的校园向四面八方呈放射状发展，所以师大面积虽大，找到四合院就找到了它的中心，至今如此。东部建起了教学区、图书馆和办公楼，南部有阶梯教室和女生宿舍，西部是男生宿舍和商店，北部大修体育场馆和教师宿舍，当然还少不了食堂礼堂点缀其间……

等到基本建设搞得有点儿眉目的时候，校领导把头一抬，才发现原来属于北师大的地方，现在都让别的单位“跑马圈地”了，别说积水潭，紧靠着三环路的黄金商业地段都早已被各家企业抢占。用现在的话说，观念的失误，用价值好几个亿的土地交了学费。这大概是一个永远也没法弥补的遗感。

不过，如果当时只顾修围墙，教学无法保证的话，也许北师大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谁能知道答案呢？历史不能假设。

好在，当初校园的建设还是很认真的，留下了一些独具匠心的地方，从艺术角度看，最有魅力的大概有两处，一处在四合院的东面，外语系三座楼环绕的花园小径，中间一尊白色的鲁迅雕像，和“一二·九”纪念亭、“五四”纪念亭的紫藤萝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曲径通幽的风景，如果加上在这里静悄悄读书的学子，就带有一种印象派作品的味道了；另一处在四合院的西面，三座男生宿舍和食堂包围的方形空间，这里的中心是一座方尖形“三一八”烈士纪念碑，白色的碑身和茸茸绿草相配，安静而舒展，和大多数纪念碑追求庄严肃穆的感觉不同，这里纪念的刘和珍、杨德群显然更多青春鼎盛、君子好逑、容易亲近的风骨。纪念碑侧面的大棋盘，大到需要用人来做棋子，彩色瓷砖铺成的格线与纪念碑构成立体几何色彩的抽象造型，遗憾的是这个有魅力的场所往往被男生们用来晒被子。

我倒觉得花花绿绿的被子给棋盘增加了生命和活力的感觉——那种北师大朴素的生命和活力的感觉。

校园总是不断地变化，霍英东教育大楼和邵逸夫图书馆当然和半地下的老教室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没有变化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先生们，以及他们淡泊不变的努力。那在黄昏走向自习教室的人流，揭示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魂魄。

北师大的校徽是一口钟，我想，这些朴素而执著的敲钟人，会不变地把它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