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男人来写诗

若论唐代的悼亡诗,恐怕要首推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每一行都是泪水和悲叹,每一首的末句都特别痛,痛得那么深那么切,痛断了无数人的肝肠,我也曾经抛卷长叹,泪盈于睫。

多年之后,我突然发现,《遣悲怀》的第一句,这里面埋藏了一个男人的秘密。“谢公最小偏怜女”,元稹在这里明白无疑地暴露了他的择偶标准,就是首先要出身名门。他没有说两个人如何结缘,韦丛几岁嫁给他,她是何等容貌,而是劈头点出了她的高贵门第和不凡身份。韦丛是当时太子少保韦夏卿的幼女——“谢公最小偏怜女”就是元稹将岳父比作东晋谢安,将妻子比作谢家的才女谢道韫。如果想到貌美而多情但被他抛弃的“崔莺莺”,则让人不免有了另一番沉痛。

文学史上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也有一些文学主张,但作为一个人来看,元稹的生平和品行,却经不起推敲。

在娶韦丛之前,早年的他谈过一场“著名的”恋爱。爱情不一定都能有结果,本来那也没有什么,但如果他不说,那场恋爱不会著名,别人甚至都不会知道。但是他自己“八卦”自己,写了一篇《会真记》(就是后来的《西厢记》的故事梗概),还附了《会真诗三十韵》,当时就很轰动,也都知道“张生”就是他自己。他抛弃“莺莺”本有一点不得已的“苦衷”:他出身卑微,在唐代那个门阀制度森严的时代,他如果想出人头地,就不能娶同样出身低微的人。元稹离开了“莺莺”,找了出身名门望族的韦丛来缔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良缘”,说明他头脑很清醒,他不忠实于爱情,但很忠实于自己的野心:纯恋爱时可以遇艳情迷,但谈婚论嫁一定要攀上名门。

一般人这样做了,终归有点负疚,特别是考虑到“莺莺”的名誉和感情,应该三缄其口,即使上了年纪回忆,也应该是无限追悔、深深自责。元稹可没有,他毫无忏悔和歉疚,而是沾沾自喜津津乐道。这还可以归于“暴露癖”之类的毛病,但是他的可耻还进一步,他将一盆污水泼到曾经的恋人身上,说这种女人是“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却原来,他不是始乱终弃的负心人,而是大义凛然、“善于补过”的智者。这种行径,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评价,北方口语所谓“找抽”、“欠扁”者,此之谓也。

这样的人,想想其实是配不上韦丛的。韦丛温柔贤良,虽出身名门而丝毫不慕虚荣,而且安贫耐劳,嫁给尚未富贵的小官元稹后,对丈夫也很体贴。这位可敬而可怜的女子,婚后七年里,生了五个孩子,只养活了一个女儿,然后就耗尽一切死了,才二十七岁。韦丛的纯洁高贵足以洗刷元稹的所有过去,简直可以说,是她再造了元稹。是她的无私唤醒了元稹作为一个男人真正的情爱,是她用毫无保留的付出激起了一个诗人心底的波澜,于是才有了《遣悲怀》这样的杰作。我不禁想起西安事变之后,宋庆龄评价宋美龄和蒋介石关系的一句话:“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现在有爱情了。”

但是这样感人至深的爱情也仅仅在纸上坚贞不移。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所谓终夜常开眼,是用了鳏鱼的典故(鳏鱼不合眼,老而无妻曰鳏),就是发誓终身不再娶的意思,其后娶续配裴淑,已经违背了誓言,这还可以不论,但是裴氏未进门之前,他已经纳了妾安氏。陈先生几乎有点“失控”地重复感叹道:也就是说韦氏死后不到两年,元稹已经纳妾了!(见《元白诗笺证稿》)

拿诗和他的生活一对照,就会很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李商隐一生的爱情故事,无疑更是丰富的。但是在他笔下,我们只看到了爱情,或浓烈或轻柔,但总是朦胧、始终神秘的爱情。那些让他心动神摇、苦苦相思的女主人公,在他笔下全都像云中的月亮、雾中的莲花,影影绰绰,怎么也分辨不清身姿和面容。虽然这很可能是出于不得已的难处,有不能明言的苦衷,但也可能是一个在人格上成熟、对感情更加珍视的男子汉的选择。隐去了恋爱的情节,隐去了心上人的轮廓和提示的线索,这是对爱情(尤其是不能实现的爱情)最大的尊重和最好的保护。

一向极爱李商隐的诗,从没想过将元稹作为诗人来和他相比,现在进而发现,将作品和私生活两相对照,作为男人,李商隐和元稹的差别也是判若云泥。

一个是作为男人来写诗,一个是像作诗一样地当男人,后者听上去很浪漫,不过那绝对是自我中心、不负责任、为所欲为的借口,稍一不慎就从风流落到了下流。不论什么时代,还是前者更让人尊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