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吴先生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对策委员会。

有消息报道说，有关部门正在拟定一个方案，以消灭当今银幕上的不文明现象，如抽烟、殴打妇女、暴力杀人、说粗话等。但几乎所有的导演和明星们都面临了一个巨大的困惑：如果不让抽烟、打人、讲粗话，又怎样来表现中国男人的男子汉气概呢？

现在，吴先生参加的这个对策委员会，就是专门研究这一课题的。在所有的方案中，吴先生的意见显然得到了多数委员的赞同。

“我们可以用抽税的办法来过渡一下。”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如果有演员在银幕上抽一根烟，他就得像在公共场所吸烟一样，交纳一定的罚金。”

“那么一根烟应抽多少税呢？”

“这可以视情节而定，如果仅仅是叼在嘴上的，交五千元就行了。如果优雅地吐出了一个很圆的烟圈，就得一万元。如果出现一只堆满烟头的烟灰缸，每个烟头两千元。”

“说粗话呢？”

“也是一样，如果是自言自语，交一万元；对着妇女叫嚷的，交两万元；两人对骂的，每句五千元。”

“那么杀人呢。对电影、电视上的杀人镜头如何抽税？”

“这是一个重点抽税项目。对于向鼻血直流、人头落地、鬼怪骷髅等残酷镜头，都要抽重税。而一些用电脑制作出来的特技恐怖镜头，起码应当抽取与设计费用同等的税金。”

“你的意见是，对于越是具有创意的杀人情节，就应该抽越多的税？”

“是这样，如果哪位导演发明了一种从来没有在银幕上出现过的杀人镜头，他就应当交纳二十万元的发明税。”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这道理就是这样，要使制片人减少不文明镜头，唯一的办法是让他感到肉痛。与此同时，文明和反暴力的影片应该受到奖励，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把抽来的税补贴给那些干净的影片。”

委员们显然被吴先生的空前设想给吸引了。但也有人担心说，“如果有制片人不在乎你的这点罚款，甚至实行这个政策后，有人因此大肆制作不文明镜头，那该怎么办？”

“这不是问题。我们可规定一个数额，比如十万元，任何一部电话或电视片的不文明税一旦超过了这个极限，其超过部分将采取递增抽税的办法。”

“但是，如果还是有人不在乎你呢？”

看来吴先生早已胸有成竹。他说，“刚才所说的；都是一种交定额税的办法，而另一个更好的办法则是按收视率或上座率来抽所得税，也就是说，一部片子越是卖座，它的不文明镜头的污染面就越广，抽的税就越多。”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部很卖座的电话，它最后的一个镜头是这样的：男主角正对着银幕，大声地说了句‘傻X’。如果观看了这部片子的观众达两千万人次，按每人一元钱抽税，制片人应为这句话交税两千万元。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数字，因为每一位观众都被那位演员无辜地骂了一句‘傻X’。”

“天哪，两千万元，如果说是我，宁可删掉那个镜头了。”

吴先生从容地说，“我们难道不正为此而努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