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听“组织”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南山从此天天在天山百货商店站柜台，“以工代干”的门永远对她关上，她再也去不了公司，永远是一个普通营业员。但是我们的婚姻保住了，尽管发给我们结婚证的江苏路街道属于长宁区管辖，长宁区委和区革委会不能追回结婚证或者判定我们的婚姻无效，毕竟还有婚姻法。

5年以后，学校给我平了反。此时南山已经调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家百货店。应她的要求，学校不仅把平反通知书寄到她现在的单位，还发给了她老单位长宁区百货公司。她说，就是要让老单位那些人知道：她嫁的人是好人！而他们的判断是错的！虹口百货公司的领导找南山谈话，大大地赞扬她一番，夸她有眼力，找了个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知识分子。（平反书上认定我“‘文革’中因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不过南山满足于相夫教女，对自己的“仕途”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了。

1973年2月5日晚，在我家摆了两桌酒席，算是婚宴，参加的是亲戚长辈还有“月老”胡伯母；同时在南山家有五六桌婚宴（连吃3天），岳父大人嫁宝贝女儿大力地操办了一通。2月6日晚，我们请朋友来家随意地吃了一顿晚餐，来的人有“红娘”雨中行，还有查理和芬芬姐妹、多多猫和海豹、小丁和一对画家夫妇。

虽然南山在长宁区百货公司熟人如云，她却不发喜糖。有许多同事知道她结婚却不敢向她讨糖（怕领导不高兴），只有那些特别要好的大胆同事向她祝贺时，她才悄悄发糖给她们。我所在的玻璃厂就不同了，熟的不熟的人都来向我道喜讨糖，不仅是老王、傅师傅、徐生浩、小张、小顾、邱师傅、老杨、各位高温美女、高师傅，甚至大组长夏师傅和其他师傅我都发了糖。那几天车间里真是喜气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