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玩儿，给我留下的回忆也并不全是美好的，其中也有遗憾和伤感，有一件事就让我至今悔恨交织，难以释怀。

三哥，是我搬到西直门以来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此人热情、好客、直爽、仗义、聪明、能干、心灵、手巧，家里是当地的老住户，随拆改住上的楼房。他从小是学校的好学生，成绩永远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他接父亲的班进了地质队工作，后因地质队解散在家赋闲。其间，做过小生意，开过养鸡场，倒过玉石章料，卖过木工手艺，都因各种原因流产。

随着改革开放，三哥身边的发小、同学都混得体面光鲜起来，有的做了大老板，有的当了大领导，倒钢材的、开饭馆儿的、卖汽车的、批烟卷儿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些人都是和三哥从小玩儿到大的，在三哥看来，这一圈儿朋友不管是单项才能还是综合素质，都较自己有差距，而现如今却都飞黄腾达，手眼通天，虽然嘴上不说，但他心中不免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所以三哥平时表面上看起来与世无争，安于现状，实则总是心存韬光养晦、一鸣惊人之想。

就在我和三哥成为邻居并很快成为朋友后，转年的秋天，正值鸟儿南飞之季，这时的鸟市热闹非凡，那时的我，驯鸟正玩儿得如火如荼，我每天必去市上，和那儿的朋友聚会、侃山、交流、飙鸟。

现在想起那时的形象就是个鸟贩子。整天骑个自行车，车前车后绑的都是杠，杠上站着各种鸟儿，车把上拴着水葫芦，大梁上挂着鸟笼子，兜里揣着鸟食罐，背上背着驯鸟儿用的一切道具，早出晚归，往来于家和鸟市之间。这勤奋劲儿你要说不挣钱谁也不信，你要说挣钱了，我跟你急。

一天早晨，我收拾好东西刚推车要走，三哥从楼门里出来了，看见我就问：“谦儿？又上鸟市呀？这有什么可去的呀？在那一站就是一天，哪儿那么多聊的？”这一连串问题问得我没法回答，只能跟他打哈哈：“你不好养鸟，你不知道，其乐无穷。老在家待着干吗？走！你也没事儿，跟我玩会儿去？”“走呀！我倒想看看去，反正我也没事儿。”嘿！谁想到随便这么一说，他还真答应了。有人陪同我当然也很高兴，车也不骑了，推着车和他溜溜达达向官园鸟市去了。

快到市场时，便看到大街两侧人头攒动，散摊儿和玩儿鸟的人从市场大门沿着路两边排出一两里地。卖鸟的、卖笼的、卖罐儿的、卖杠的、卖钩子、盖板儿的，卖脖锁、倒簪儿的——一切与鸟儿有关的器具用品应有尽有。逛市场的人挨人，人挤人，都瞪大眼睛欣赏着五颜六色的飞鸟，淘着自己喜爱的东西。别看三哥平时也和我们进山逮鸟，可他只是了解平时北方山区常见的几个品种，而对其他的种类、鉴赏、玩儿法、讲究，知之甚少。他到鸟市以后，也感觉到两只眼睛不够使了，看这问那，兴奋不已，尤其对鸟具兴趣极大，看脖锁儿的制作方法，问倒簪儿的工艺流程，询鸟杠的长短尺寸，问鸟笼的市场销量。他越玩儿越高兴，越逛越兴奋，连中午吃饭时，都不停地和我在市场上一起驯鸟儿的朋友打听物价，咨询鸟儿的习性，饭后又甩开我独自遛了一下午，直到下午五点多鸟市将散，我满世界找他回家。只见他站在一个卖鸟笼的地摊儿旁边，手里托着一个“诱子笼”正和摊主聊得热火朝天呢。看见我以后，他从兜里掏钱给了摊儿主，又说了几句，这才依依不舍地来到我身边。

“是不是该回家了？”他问。

“可不是嘛！我找你半天了。”

他还兴致不减，“唉！好容易跟三哥出来一趟，我给你买个鸟儿驯着玩儿吧？”说着话也不容你拒绝，到旁边摊儿上，花五毛钱买了一只母黄雀儿，放到了我车上的笼子里。黄雀儿，是北方常见的一种小型鸟儿。公的放在笼里听叫，母的架在杠上驯养，经济实惠、易于饲养，是爱鸟人普遍玩赏的一个品种。

我哭笑不得地说：“三哥，你拿我当小孩儿了？”

他也不在意，“咳！玩儿呗，不就是图个高兴嘛。走吧！”推起我的自行车，我们俩人一起回家了。

晚上，三哥炒了几个菜，让我过去喝几杯。我刚往沙发上一坐，他就迫不及待地和我说起了他的设想：“谦儿，我觉得这事儿能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什么事儿呀？”

“鸟具。不瞒你说，今天和你去鸟市给我启发挺大。以前也去过，可那时就没怎么在意，也没往那方面想过。这次去才知道，敢情这玩鸟儿的人那么多呢，鸟具销量也大。我今天看了，这点儿活儿在我来说不算什么呀！那脖锁儿，不就是弄个尖嘴钳子窝出来的吗？”说着顺手拿起了今天在市场上买的小竹笼，说道：“尤其这‘诱子笼’，这有什么呀！也不用好竹子，也没有什么工艺，这在我来说小菜一碟呀！还有好多东西都能做，制作不费什么事儿，卖得还不便宜。我觉得这事儿能干，你觉得呢？”

听三哥说到这儿我才眀白了他的想法，知道了为什么他今天到鸟市那么感兴趣，那么兴奋。说实话，听了他的想法我也很兴奋，真觉得这是一个好项目，而且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儿。

再想得细致一点儿，脖锁儿，是驯鸟时在杠上拴鸟用的，用细钢丝窝成小拇指粗细的一个圈儿，头上弯个钩挂住，另一头做一个转芯儿，方便鸟儿随意转动，绳锁不会打结拧劲儿，下边连上线绳就可以了。平常我们玩鸟儿的人没事也做一两个自己用，制作不复杂，只是自制的不如买来的精致、秀气罢了。

“诱子笼”就不是自己能做的了，这需要有木工手艺，要从竹子开方、拉条、打眼儿、做锁儿，然后插制而成。但这种笼很粗糙，也不需要细致。竹子质地不必考虑，也不用打磨抛光，甚至带一点毛茬儿都不算褒贬，这点儿木工活儿对于三哥来讲确实不叫事儿，凭他的手艺甚至在熟练以后再制作些更精细的方笼、圆笼都不成问题。还有很多细小的配件，如罐鼻儿、罐托儿、门花儿、木杠，直至驯鸟用的八卦、绣球、红旗、飞蛋儿等，这些小东西都是工艺精致，用料讲究，而且每一个都价格很高。可这些小玩意儿按三哥的能耐，不说手到擒来，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说句不客气的话：“玩儿着就把钱挣了。”

经过这么一番考虑，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要不说这人还得长能耐，有本事在身上，遍地都是挣钱的机会。三哥也很高兴，眉飞色舞、兴致勃勃地计划着生产，设想着未来，言语之中带着一种时来运转的潜台词。

三哥不太能喝酒，白酒二两的量，啤酒最多两瓶。我们吃着、喝着、聊着，其间我就我所知又给他讲了讲各种东西的详细规格和尺寸，他听得非常认真，不时还夸我两句：“谦儿是个有心人，这几年鸟儿没白玩儿，学了不少东西。”得到三哥的认可我自然也很高兴，哥儿俩越说越投机，越聊越对路，当晩尽兴而散。

接下来的三天，三哥没有来找我。我以为他当时一说一乐就过去了，哥儿几个喝酒聊天，说点儿海阔天空、云山雾罩的闲话再正常不过了，我也就没太往心里去。

三天后，我晩上没事儿去三哥家闲聊，一进门，就感觉他家变样儿了。三哥住的是两居室，老户型。两口子带着儿子睡大房间，小房间布置成客厅，摆放着沙发和柜子。外边过道虽说挺宽敞，但不能算一间正经房，只能放点儿储物箱、衣架和一些杂物。今天一进门，看见过道的杂物都已经清理到阳台上，四壁皆空，干干净净。小客厅只保留了两张单人沙发，原先放柜子的位置支着一个不知名目的铁家伙，正对窗子安放着一张写字台，台面上空无一物。整个房间一尘不染，一看就是刚刚整理完毕。就是大房间还依旧是原先的模样，保留着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整个屋子就像一个小型的工作室，整理完成，准备使用。

我好奇地走进屋里，在沙发上坐下。三哥端着一杯茶走过来放在我旁边的小茶几上，我抬起头看着他，满身是土，一脸疲惫。经过一番细聊才知道，原来三哥之前并不是说说而已，他是说干就干。这几天已经开始着手采办各种工具，到郊区市场打听毛竹的价格了。今晚又把家里重新折腾了一番，看来他真的是要大干一场了。

虽然面带倦色，但见我来了三哥像打了鸡血似的，马上又恢复了精神，指着墙边的铁家伙对我说：“认识这个吗？刨床！在二哥他们单位买的，跟白给差不多。二哥是头儿，他说了算呀！有了它，我就好干活儿了。哎！我这几天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地想这事儿，肯定没问题……”

看着他跃跃欲试的样子，我也挺替他高兴。小四张儿的大老爷们儿，脑子灵光，一身本事，却天天窝在家里，发小、同学都干得风生水起，咱也不比谁差，干吗老让别人替咱发愁呀？现在终于有了一个能够施展自己才能的地方，又是一个自己爱干的活儿，这对三哥来说，的确是件大好事儿。

可看着他这一副疲惫相儿，我倒有点儿心疼了，本来还想和他聊会儿，现在别介了。我站起身说：“三哥，我回去了。你也别太累了，这不是着急的事儿，什么事儿都得一步一步慢慢干，别累坏了。你今儿什么也别弄了，赶紧洗洗，好好睡个觉吧！”三哥倒是意犹未尽的样子，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临出门儿还问我：“明儿你有事儿吗？咱俩再去趟鸟市？”看着他这样子，我直想乐，“好家伙儿，不去是不去，一玩儿上比我还上瘾。行，明儿下午我找你来，快睡觉去吧！”回到家我还在想，以前一直没发现，其实三哥是一个很执着的人。

第二天来到鸟市，三哥不像第一次那样到处乱转了，一看就是带着明显的目的性。该看的看，该问的问，看好了问完了，剩下的时间就陪着我站那儿驯鸟儿，聊天。上次三哥给我买的那只“麻儿”经过我这三天的调教，已经是浑身的本事了，飞食、叫远儿、叼钱、提水桶、捡绣球——不停地表演着。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手里领着一个小男孩儿，他看到小鸟的表演张嘴就问：“这鸟儿多少钱？”

这是三哥给我买的，怎么也不能卖呀！我连眼皮都没抬，张口就说：“不卖。”

哎！谁想到他听了这话，不咸不淡地甩出一句：“不卖拿这儿来干什么？家玩儿去好不好！”嘿！这不抬杠吗？我冲口说出一句：“不是不卖，太贵，没人买。”

“多少钱？”

“二十！”

这就叫斗气儿。价儿开出来了，你买不买？不买你就栽了。谁知这位也是个不吃将的主儿，立马儿掏出二十块钱往我手里一塞，拿起鸟儿就走，临走还说了一句：“这算什么呀？”你瞧？弄得我还挺没面子。倒不因为别的，人家三哥送我的鸟儿，让我给卖了，这说不过去，就跟咱为了挣钱不懂交情似的，我拿着这二十块钱有点儿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三哥在旁边看了个满眼，他倒是不往心里去，走过来佩服地说：“行呀兄弟！三天的工夫五毛就变二十了！我就说嘛，这地方就该着是咱挣钱的地方！”得！我也别解释了，哥儿俩回家喝酒去吧！

往后的一段时间，每次上三哥家串门儿，他家都有新东西。今儿多个车床，明儿添个铣床，后天置个手钻，眼看着工具准备得差不多了，可三哥却黑痩黑痩的。一问他，失眠，脑子里老想事儿，怎么劝也没用。他也说：“我也想睡，睡不着呀！一闭眼这事儿全来了，就在脑子里翻腾。”再劝还急了，“行了，行了！还他妈有点儿别的事儿没有了，说正经的！”弄得谁也不敢劝了。也就是我还能说他两句，但也不敢深说，说多了他不理你了，扭脸到里屋抽烟去了。这事闹的，大家就盼着一切赶紧就绪，干上活儿了，他心里也就踏实了。

又过了几天，三哥来到我家，张口就说：“谦儿，走！跟我拉点儿东西去。”我刚要细问，他不容分说，拉着我就走。到楼下一看，有一辆面包车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急忙上了车，把地址告诉司机后，我们出发了。

我一路上经过细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晩上是他的又一个大动作——当时是1990年秋天，春夏之交时北京刚刚举办了亚运会。运动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全北京为了造势，除了贴标语、拉横幅、挂彩旗、喊口号以外，专门设计了一款装饰用的小彩旗。彩旗一组共有三面，一面是国旗，一面是亚运会会旗，一面是吉祥物熊猫盼盼。三面旗子高二十厘米左右，由细竹棍做旗杆，扇形排列，插在一个木制的基座之上。当时，北京所有出租车的前风挡上都必须摆放这个东西，以壮声势。

您别以为话题扯远了，一点儿都不远。三哥不知怎样找到了这个旗子的设计者和制作厂家，打听到亚运会结束后，彩旗制作停产了，库房里积压了很多旗杆，旗杆都是正经三四毫米的圆竹棍儿，三哥用极低的价格买了下来，厂家也很愿意，堆在那里根本没用，这样既清了库，又挣了钱，所以几乎是白送，今天三哥就是让大家帮忙去厂里把东西拉回来。他说：“用这玩意儿插笼子既便宜，又省事儿！”——好家伙儿！这弯儿绕的！听三哥介绍完事情的起始缘由，我真是由衷地佩服他。差着十万八千里的两件事儿，能让他给拉到一起去，到一起还那么恰当、合理，你说他怎么想到的？

同车的还有老六，车子七拐八拐的，也看不清把我们拉到了什么地方，反正是一个不太宽的街道。说是厂家，实际上充其量算是个小作坊，来人直接把我们带到了库房。这是一间不小的彩钢房，一进门，左手靠墙堆放着很多纸箱，对方伸手打开一箱，里面是一捆一捆的竹棍儿。三哥上前看了看，回头对我和老六说了声：“往车上搬吧！”哥儿仨一起动手，时间不长，就把所有的纸箱都搬了上去，粗略过了一下数儿，怎么也得有七八十箱，装了满满一车。回到家我们把东西卸到房间的过道里，堆满了小半个屋子。看着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欣慰。它们的到来，预示着三哥的工作室工料齐备，开工在即了。

当晚回到家，我也碰上了难得一遇的好事。一个哥们儿打来电话，说剧组急招演员，他推荐了我，要即刻动身，越快越好，到苏州拍戏一个月。这对我来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了！又学又玩儿又挣钱。转天早晨把活物儿送到鸟友家里寄养，收拾好东西上了南下火车。

苏州的这一个月，果然如我所料，拍戏任务很轻松。那时像我这样的演员拿簸箕撮，给的角色不会很重，用谁都一样。用你是因为有哥们儿在剧组给你说句话，让你挣点儿钱，仅此而已，因此我有充裕的时间把苏州逛了个遍。狮子林、拙政园等，各个精美的园林一个不落，最后连周庄都去玩儿了一趟。一月之期转眼即过，拍戏任务圆满完成，旅游目的也达到了，还采购了很多当地的特产，兜儿里揣着几千元大钞，大包小包地回到了北京。

进门儿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三哥家里看一看第一批成品如何，我放下东西直奔楼下三哥家，谁曾想撞锁了，一下午去了三四趟都没人。干什么去了？直到晩上还不见人影儿。等到快八点了，估摸着老六下班了，我来到了老六家。老六和三哥住一层楼，拆迁时凡成家立业的都分了房，三哥住三号，老六没成家，跟父母一起住一号，一个三居室。见三哥家门紧闭，我转身敲开了老六家的门。和老人打过招呼之后，老六直接把我拉进了他自己的小房间，还没坐定我就问：“三哥干吗去了？这一天都没着家！”老六赶紧把屋门关上，小声跟我说：“三哥住院了，精神分裂症。”

“啊？！怎么得了这病了？”

“咳！就是弄上那事儿以后，可能是太上心了，魔怔了，成宿成宿地不睡觉，他说耳朵边儿上老有无数的人和他说话，给他提问题，他老得想事儿。后来脾气也变了，说急就急，有时候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无名火，逮谁跟谁来。家里人看着不对劲儿，想带他看去，他死活不去。后来是骗他，说是给老太太拿药去让他跟着，这才把他骗到医院。到那儿就让大夫给留下了，现在在安定医院住着呢。”

“你去看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不让探视。”

这个消息实在让我难以接受，生龙活虎的一个人，怎么说病就病了？而且还是精神病。在我的思想里，谁得精神病三哥都不会得精神病，多聪明的一个人呀？可不接受也得接受，事实就在那儿摆着呢。我又问了一些三哥住院之前的状态、情况，老六一一回答，之后就是沉默。现在不管我们说什么对三哥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因为人已经住院了。

三哥在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大半年，连春节都是在里边过的。三十晚上我去老六那儿给老人拜年，也尽量避免提及此事，以免老人伤心。这期间，谁也没有心思玩儿了，什么钓鱼、逮鸟儿、捞虾米，一切活动都停止了。直到转年的七月份，我才听到了三哥出院的消息。

听说三哥出院了，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他家，说实话，这半年多我是真挺想他的。一方面，多年的哥们儿，又难得能这么说得到一起，玩儿得到一块儿。他病了这么长时间，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近况，叙一叙事情的始末缘由，说一说病情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是我把三哥带到鸟市的，从此之后他才慢慢误入魔道、疾病缠身，在我思想深处一直埋藏着一种负罪感，始终觉得三哥的病多多少少与我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半年多我一直不能释怀。因此，我只有亲眼看到了三哥的痊愈，方能驱散心理的阴影。

开门的人正是三哥，见到是我他嘴角边挤出了一丝微笑，冲我说：“谦儿来了？屋里坐。”边说边把我让进了屋里。屋中还是他住院之前的老样子，过道墙角上堆着成箱的竹棍儿。各种的木工床子散放在屋内，上边落满了灰尘，再不似先前看到的那般锃光瓦亮，一看就是长时间疏于打扫所致。三哥住院期间，三嫂带着儿子回娘家住了，房屋长期空置，也没有了之前那种浓厚的生活气息了。三哥倒是胖了，也白了，但脸色中不带一丝红润，让人联想到影视剧中描写的精神病院里的场景，衣食无忧，但没有自由，缺少运动，长期生活在医生的监控下、药品的浸泡中，虽然体胖，但绝不是健康肤色。

三哥见到我之后，没有惊喜，没有兴奋，没有生气，也没有埋怨。他让我在沙发上坐下，顺手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拿了一支，点燃之后，便不说话了。既不回忆从前，也不介绍眼下，更不设计未来，他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地抽着烟，看着我。

我有点儿僵，本以为哥儿俩见面之后会极为高兴，聊一聊他的病情，说一说医院里边的生活，侃一侃出院之后的想法。哪怕三哥数落我一顿呢，“你看！要不是你带我上鸟市，我也不至于进医院——”哪怕是这个结果我都能够接受。但现实不是，一句话没有，没有喜怒哀乐，不知心中所想。我先前准备聊的一肚子话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也不敢问病情，怕他接受不了；也不敢提以前，怕他再受刺激；也不敢提现在，怕他伤心；也不敢说以后，怕他绝望。提什么都有顾虑，我勉强找个话头儿：“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儿上午。”

“嫂子呢？”

“上班了。”

“你挺好的？”

“挺好的。”

“上老太太那边去了吗？”

“刚从那边过来。”

完了，没话了。我问什么他答什么，绝不多说一句。我也实在没辙了，站起身说：“三哥，那我先回去了，你可能也累了，先休息休息，睡会儿觉。等晩上去我那儿，我炒几个菜，叫上老六，咱一块儿喝点儿。”边说边起身朝门那走。

三哥也默默地起身相送，到门口说了一句：“我就不去了，我戒了，你们哥儿俩喝吧。”

我还不松口，“那也上家坐会儿去，咱哥儿仨聊会儿天儿也成呀！”我想的是晩上有老六在，仨人一起话题会多一点儿，比我一个人好说话，不至尴尬。

可三哥说了：“不了，哪天再聊吧，晚上我得早睡。”

得！没路可走了。回到家以后，我翻来覆去把今天和三哥的所有对话想了好几遍，从话语当中任何情绪都听不出来。不高兴、不难过、不兴奋、不悲伤，没有任何期盼、愿望、愤怒、埋怨和悔恨，有的只是淡定和平静。之后的几天，我又去三哥家探望过几次，三哥依然如此，永远保持着这个情绪。

一次和老六一起喝酒聊起了这个事儿，“三哥自从出院之后，怎么好像变脾气了？也不爱说话了，见人还挺客气，但客气之后不像以前似的那么能聊了，路子不对呀？”还是老六一句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们也发现这问题了，跟家里人也这样。我们专门去医院咨询了，大夫说这是正常现象。他出院以后还要坚持长期服药，药效就是如此，用来稳定情绪，切忌大喜大悲。说白了，这是让药拿的。”

听了老六的话，我仿佛豁然开朗，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毕竟人家咨询了医生，医生也作了正确的解答，而且这个答案确实能够说明三哥目前的状态，可是我心中隐隐约约还有某些疑虑和不明：这药吃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如果终生服药那三哥是否从此就是这样一个脾气秉性了呢？但这些问题就谁也不得而知了，我想即便是大夫也给不了一个准确答案。

无论怎么说，三哥出院了，这就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最起码说明他的病情已经初歩稳定，虽然还在服药，也是应该能够控制并且慢慢好转的。但也就从那天起，我接受了三哥的少言寡语，默认了他的平静淡定，渐渐忘记了他以前的印象。而三哥在以后的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着这个状态，既没有好转，也没有严重。慢慢地，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

这样的生活又过了小半年，这期间，我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重新拾起了花样繁多的玩儿乐方法，只是中间缺少了三哥的加入。要想见到他，只能是在家中或小区里。好在我们都住在同一栋楼里，要想见面简单至极。我经常来往于他和老六的家中，聊天、喝酒，他也经常随老六去我家侃山、吃饭。但每次他的角色只是一个旁观者，抽着烟，目视着我们谈天说地，偶尔说两句话也是别人问到他头上，他才给予的回应。这状态只有我们心里清楚，而在旁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个不善言辞、喜怒不形于色的朋友而已。

转眼又是春节了，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我是单身汉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没有什么忙的，好似过节跟我没什么关系一样。不单没有活儿干，反而天天没事，泡在哥儿几个家中连吃带喝。偶尔有一天不去，他们还不习惯地打电话，或直接上家来喊我。唉！没法子，谁让咱人缘儿好呢！

三十晚上更是如此，白天仍然是哥儿几个泡在一起吃吃喝喝。晚上在家中吃完年夜饭后，必要去楼下给三哥的老母亲拜年。一进门，一家人正在陪着老太太打麻将。大哥、大姐、二哥、四姐都在家，一家人热闹非常，女的都在包饺子，孩子们在屋里追来跑去，大哥、二哥、老六陪着老太太稀里哗啦地码城墙。只有三哥，抽着烟，独自坐在沙发扶手上看歪脖子胡。

由于我是家中的常客，跟所有人都熟识，大家也不见外，一阵寒暄之后各自干各自的活儿了。老六边出牌边回头跟我说了句：“你先坐，自己倒茶喝。我打完这锅咱们再喝点儿，一会儿吃饺子啊！”说完也不管我，自顾自地打牌去了。三哥看见我来，站起身，从兜里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点燃之后问了一句：“没演出呀？”我说：“大年三十的谁看呀？明儿开始，连着七天，地坛庙会，上那儿受罪去。”三哥听完“哦”了一声，也不表态，坐回身去接着看别人打牌了。

我也不客气，在屋里来回溜达着，跟这聊两句，跟那贫两句，嘻嘻哈哈起着哄。直等到夜里十一点多，我才跟老六说：“你们玩儿着吧，我回家睡觉了。今儿也不喝了，明儿早晨九点就得到地坛。”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劝我吃完饺子再回家也不算晚，我说：“不了，我也不饿，二哥、大姐您几位不都得在这儿住几天呢吗？明儿晚上我回来咱们一块热闹热闹。”说着站起身来一边跟大家道别一边往外走。三哥手里没活儿，站起身来把我送到门口，还特意叮嘱一句：“那明儿晩上来啊！”“好嘞！”说完各自回家了。

转天大年初一，一大早我收拾好服装准备出门，刚上电梯，开电梯的大姐就神神秘秘地问我：“找老三去呀？”

平常我们这些老住户跟大姐都熟了，上楼下楼时总是咸的淡的聊上几句。今儿也没太往心里去，顺口搭音儿地说：“不，演出去。”

“昨儿上他们家去了吗？”

“去了，给老太太拜年去了。”

“看见老三了吗？”

“看见了。”

“他怎么样？”

“挺好的。”

聊到这儿，我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平常闲聊哪儿有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呀？一定有事儿，赶紧问了一句：“怎么了？”

“哎哟！今儿早晨起来，老三一家三口儿说是回娘家，媳妇儿又收拾自己又照顾孩子动作慢，老三穿好衣服在屋里等着嫌热，跟媳妇儿说先下楼等她们娘儿俩去。等电梯这么会儿工夫，不知道哪根弦搭错了，解下皮带在电梯门口上边这暖气管子上上吊死了。”

啊？我听到这儿脑袋“嗡”的一声，当时就傻了，还是电梯工大姐的话把我叫回了现实中：“好家伙儿，吓死我了。幸亏我没看见。这要一开门看见他在这儿吊着，还不得把我吓死。”

我打断了她自言自语的唠叨，问道：“人现在呢？”

“送医院了！咳！不行了，当时叫的急救车，打了强心针都没救过来，已经报死亡了。”

“我操！！！”当时我脑子里就这么俩字儿，也想不起别的，也不知道要干吗，思绪一片混乱，整个人直勾勾地站在电梯里犯愣，直到一层有人上电梯，大姐问我：“你下不下？”

我才算缓过神儿来，“我上去瞧一眼去。”

“别去了，家里没人，都上医院了。就老太太在家，别去招她去了。”

也是，要是家里有人，我能问问情况，了解一下原因。现在就老人在家，问也问不清楚，说也说不明白，还招老人伤心，干脆等晚上回来再问吧！想到这儿，我才下了电梯，往地坛演出去了。

这一天可真够难熬的。地坛庙会里演出，一天两场。上午九点半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四点半，中间休息那会儿不够回家的时间，只能就地解决一下吃饭问题，下午接着演。可就我这状态，还吃饭呢？演出都不知道是怎么演下来的，一整天晕晕乎乎、魂不守舍，脑子里就是这事儿。好不容易把这两场熬下来，我赶紧坐车回家，到家已经下午五点多了。

我直接敲开了老六家的门，全家人都在。屋里没有鲜花，没有挽联，也没设灵堂，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准备，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有的只是家中死一般的寂静。女人在默默地哭着，老太太坐在床上发愣，而家里的男人们都像灵魂出窍一样，木木地呆坐着，一看思想当中就还没有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只有大哥，强忍着悲痛，打起精神吩咐着人们干这干那，主持着家中的大局。

进屋以后大哥和老六迎了上来，我开门见山：“怎么回事？因为什么？”

老六也是满脸的不解，“什么事儿都没有，昨天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你不是也看见了吗？也不知道因为什么。”

“你说这不是他妈没影儿的事儿吗？”我实在是摸不着头绪。

大哥说：“我分析还是他这病闹的。自从出院以后，他这脾气倒是好了，也不闹了。可这性格变化太大了，等于是长期用药来控制着，关键他不是这样的人呀！我也说不太清楚，肯定跟这个有关系。”

老六还在纳闷儿：“可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反应呀？”

“他自己能有什么反应呀？都是药在控制，他自己要明白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大哥在坚持着自己的推断，扭脸对我说：“你先坐会儿，我得去把他这遗像的照片洗了。”说完开门出去了。

我跟着老六来到了他的房间，老六又和我叙述了一遍今天早晨事情发生时的前后经过，基本上和电梯工大姐说的一样，从中也分析不出当时三哥的情绪变化。总之，大家都还在迷茫中。而我，则基本认同大哥的观点。人的性格、脾气是与生俱来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用药物强行改变，只能控制一时，不能改变一生。我没有医学方面的常识，不敢对医术和药品妄加评论。我只觉得，不管三哥自己感觉得到还是感觉不到，自从出院以来，他的性格是被外力所束缚的。在这种长时间的压抑下，他的潜意识是极度痛苦的，也许在等电梯的一瞬间，他的潜意识被某个细节激活，他感觉到了自己的痛苦，并努力寻求解脱，想要尽快结束这一切……

一切的分析结果都是没用的，都是于事无补的，并且都只是分析，没有定论。因为三哥走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哪怕一个眼神、一句话，给活人留下的只有猜测、遗憾、后悔、回忆和思念，而我，有幸比其他人还多了一点点内疚……

“玩儿”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享受，有益身心，胜于吃药，但这件事却给我心里留下很重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今天把三哥介绍给各位，一是寄托我的哀思，二是再温前车之鉴，这三，也是我寻求解脱的一种方式——希望三哥在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