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在《干校六记》里说了一件和钱钟书有关的“趣事”：“文革”期间，有几个“造反派”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声讨钱钟书“轻蔑领导”，根据是钱钟书说过的一些话。“略知默存的人看了就说：钱某要说这些话，一定还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钱钟书字默存。

钱钟书的文章以渊博著名，但另外有两个特点：充满智慧的冷隽和耐人寻味的幽默；而他的幽默则往往以别开生面的俏皮话出之。在他的小说《围城》里，这些例子随手可拾。例如他写女孩子害羞脸红“跟打呵欠或口吃一样，有传染性，情况粘滞，仿佛像穿橡皮鞋走泥淖，踏下去而又拔不出。”又如他写方鸿渐（一个名教授）因上课不点名，“到第二星期，他发现五十多学生里有七八个缺席，这些空座位像一嘴牙齿忽然掉了几枚，留下的空穴，看了心里不舒服。”

前年钱钟书访美，和夏志清会见。夏问起他在“文革”中的经历，他说他有个收获，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要到马列研究所读马列主义，于是“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来阅读，读得津津有味，自称对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发现。”（见夏志清的《重会钱钟书纪实》）。可惜夏志清没有追问下去他发现了什么。这也是“钱式”幽默的又一例吧。

杨绛说的那件“趣事”还有“下文”，她是钱钟书的妻子，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因无由地栽人。”于是夫妻俩就拟了一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要求调查。“可是事后知道，大字报所言确有根据。有人告发钱某说了如此这般的话。这项告发，显然未经证实，就入档案。”虽然查无实据，钱钟书还是被逼做了“自我检讨”，而杨绛也因此“着实挨了一顿斗”。这个“下文”可就不怎么有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