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川

一代新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先生于今年1月22日夜溘然辞世，他留下了35部武侠小说及数以百万言的文史随笔，联话棋话，这些文字创作是他六十多年来每日爬格子的结晶，也是他留给中国文学界与新闻界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梁羽生先生的终身职业是报社编辑，业余身份则是作家。他的职业习惯决定了他的作品大都以连载的方式发表在报刊上，譬如古今联话、棋赛评述、读书笔记等。十几年来，我成为其武侠小说之外的其它作品的责任编辑。

2006年年底，他到香港参加活动时中风，之后就返回澳洲于疗养院养病。罗孚、张初、邝健行、杨健思等诸多友好均建议应着手整理及编辑梁先生一些还未成书的作品。几年前，常从梁羽生游，就听他说过80年代中曾在香港《商报》上写了一年多的专栏，是评《金瓶梅》的。去年中，终于在天地尘封的档案资料中找到了这批剪报，但却发现少了一些篇幅，遂托杨健思女史找人帮忙，去图书馆中的旧报堆中影印补齐了资料，凡506篇。梁羽生文丛编委会征得了梁羽生先生的同意，决定由我接手编辑这本著作。

自1986年元旦起，梁羽生先生以“时集之”的笔名在《香港商报》上开设了“摘录评点《金瓶梅》”的专栏文章，每日一篇，开始时每篇约500字，上有香港女画家高宝配合内文的《金瓶梅》连环插图。大约到了第178篇（1986年6月30日）则开始没有了高宝的配图，自7月1日起，每篇篇幅增至700字左右，至1987年5月26日全部连载完毕。合计全书有32万字左右。

众所周知，梁羽生先生的新武侠小说系列的创作活动自1954年1月20日起至1983年8月宣布封笔止，其后他只写些散文、随笔、联话等。1986年6月，他正式由《大公报》退休，同年9月，移民澳洲悉尼。可以说，这是梁先生写于香港与澳洲两地的著作，虽以逐日一篇写作，但全书以《金瓶梅》为主，一气呵成，也算是他庞大著作系列中的唯一一部评论古典小说的研究著作。梁先生以武侠小说鸣于世，创作是他的擅长。按照笔者的解读，新武侠小说乃属中国传统小说之源流的蜕变。我们也看过一些当代作家如王蒙、李国文有评点古典小说之书问世。但他们都是现代小说作家，切入角度及见地应有不同。梁先生撰此著作，倘有可比较者，或以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研读《红楼梦》庶几相近也。因而，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梁羽生先生的文学修养及独特的见解，本文将从二大部分对此书的内容作一个介绍。

《金瓶梅》是诞生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古典长篇小说，因书中有大量的性描写内容，甫问世即被目为“淫书”。梁羽生在评点时就指它为“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之书，数百多年来，《金瓶梅》被视为“天下第一奇书”，有多个手抄本传世。

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木刻本为明代万历乙巳年梓行的《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是1932年在中国山西省发现的，到目前为止，万历刊的《金瓶梅词话》传世的仅有四种：其一为上述此本，原为北平图书馆收藏，后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今归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二为1941年在日本日光山轮王寺发现的慈眼堂天海藏本；其三为1962年在日本山口县发现的栖息堂德山毛利藏本；其四为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的《金瓶梅词话》残本，前三种均可称为完本（严格而言是“近于完本”）。京都大学藏本分为上、中、下三卷，是1917年（丁巳年）在妻木直良寄赠京大图书馆的藏经书院旧物《普陀洛山志》的书页中发现有褙纸数百枚，检查后竟是《金瓶梅》，遂将之装订成书。但当时谁也不曾注意这本残本。直至1932年中国山西发现《金瓶梅》刻本时，人们才知道，《金瓶梅》曾梓行于世。我负笈京大时，曾为研读这部残本而将之与上述三种刊刻本作了一个比较，始发觉现存的三部半刻本应都是出于同一刊本，即万历乙巳刊本。

之所以要略述《金瓶梅》刊本的原貌，乃是因为梁羽生先生是以“摘录评点《金瓶梅》”为名的，那末他摘录自何种刊本就不得不察之。他只说是“古本《金瓶梅》”，窃以为他所本应是坊间流行的清初张竹坡评本，据梅节先生考证，此乃节本。而他手抄之摘文，或因潦草，排字工不识而误植；或有手民之误。我遂决定以《金瓶梅》研究家梅节先生校注的梦梅馆校本《金瓶梅》为底本来作校对。梅节先生从八十年代中即从事《金瓶梅词话》的整理与校点。他的这本校本乃是以日本大安株式会社的影印本（即上文所引慈眼堂本及栖息堂本为底本），覆以北京图书馆藏本等，反复校订，十年间出了三种校订本。我所依的梅校本，亦是2007年于台北里仁书局出版的最新校定三卷本，这是要向梅节先生致谢的。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遇及梁的引文与梅节校本不同时，我并非全般依足梅节校本，而在一些个别用字方面仍按梁羽生先生所写，或由我自己判定，倘由此而产生讹误，概由本人负责，与梅节先生与梁先生无关。余学识浅陋，或有谬解曲解之处，想二位老先生当不会怪罪晚辈。

作为明代四大说部之一，《金瓶梅》自问世以来，属最有争议性的古典小说。它被卫道者批为“天下第一淫书”，朝廷也将之列为禁书，一直到今日之中国，《金瓶梅》仍是被明令禁止公开出版影印的，有之，也须要删节，美之曰：“洁本”。但是，历朝历代也都有另一种读法或异议者。远的不说，鲁迅就在中国现代第一部小说研究专著中论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并进而指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是极其明晰之析见。鲁迅之说一出，《金瓶梅》的暴露社会世情的意义才从被误读中纠正了过来。

毛泽东博览群书，而且对《红楼梦》十分推许，据说他曾先后五次评述过《金瓶梅》，而且是褒多于贬，就以他在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所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及社会价值。鲁迅说它是“世情书”，毛泽东则把它当作明末社会史来看。

鲁迅是以纯文学而论，毛泽东则以阶级斗争为弦，将之视为“谴责小说”。梁羽生则是二者兼而有之，但他更偏重于鲁迅之论，这或是出于二人都是小说家的缘故。

在这长达五百多天的连载的最后一篇稿中，梁羽生写道：“《金瓶梅》的摘录评点到此是可以结束了。关于《金瓶梅》的艺术特点，我曾引用过鲁迅、吴晗、郑振铎、孙述宇……诸家评述。最后要补充的是徐朔方在《论金瓶梅》所提出的：《金瓶梅》在文学史上的两大贡献……”于此可见，除了摘录《金瓶梅词话》之外，他在评点时还遍览上述诸家的研究之文，其中引用最多的专家之见乃是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版）一书中的论点。然而，他并非“文抄公”，更多的还是他自己的发现，如此这般云云也只是他的谦辞而已。就全书的内容来看，梁羽生的史识、学识、文学观及审美意识，就在这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挥洒出来。下面略举几例：

《金瓶梅》是从《水浒传》的武松打虎杀嫂的故事衍生出来的长篇巨制，但它并非将《水浒传》中的“武松”全般搬到书中来，而是有所创造发明的，梁羽生以47篇的篇幅来讨论武松与潘金莲、武大的“三角关系”，探究武松与潘金莲的微妙心理关系，也比较《金瓶梅》与《水浒传》之不同。他指出武松对潘金莲似乎不是无动于衷，他的心理变化有一个过程，表面上所流露出来的并不代表他的全部心理活动，就象是巨大的冰山露出来的一角而已。另外，他也不全然同意上引文徐朔方先生的观点：“像《金瓶梅》那样长达一百回的巨著，除了偶一出场的武松等人外，几乎全是反面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一个新的现象，新的问题”。梁羽生认为：“其实武松也还是有‘阴暗面’的‘英雄’”。他细致地分析武松杀人的变态心理与行为，杀了人之后又丢下武大的女儿迎儿不管而重上梁山。他将《水浒》中的武松与《金瓶梅》中的武松作了对比，认为后者并非可推许的英雄好汉。这些论点都属发人所未见，此其一也。

其二，他对西门庆及金莲、瓶儿、春梅、陈经济、吴月娘及一众人物的分析与评论也很有份量。尤其是潘金莲。《金瓶梅》被称为中国自然主义写作的第一部作品，而其‘世情’之描写也迎合了市民文学的审美趣向。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红楼梦》则被誉为中国现实主义的最伟大作品，二者天差地别。在中国古典小说或谓传统小说中，明代四大说部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皆由历史与传说演义而来，加上元杂剧的内容补充而在明初集大成之。《金瓶梅》则借了《水浒》一节而衍化，其内容大都是由作者独立创作，其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将作品表现的场景移至一个家庭之中，大墙之内，妻妾成群，互相倾轧，争相示爱，而后又与社会方方面面人物纠缠不休。这是与近代小说的要素比较接近的。《红楼梦》也是将场景设在大观园内。当然，《金瓶梅》某些内容不堪入目，性描写十分露骨，床笫之事又岂可登上文学圣殿？！故毛泽东“慧眼独具”，把它作明代历史来读。而《红楼梦》则成为“讲阶级斗争”的小说，“要看五遍才能有发言权。”毛泽东还因此发动了一场运动来整人。

梁羽生对潘金莲的分析尤为过细。他指出潘金莲之被视为“天下第一淫妇”是与其身世有关，武大郎是一个性无能者，她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也与武松拒绝她有关。潘金莲与其它女性的矛盾其实都是围绕著她要“独占”或“多占”西门庆而引发的。他特地指出金莲饲养雪狮子的大猫来吓病李瓶儿的儿子官哥儿实出于妒忌。这使我想起钱锺书先生曾在《管锥编》第二卷第531页中说到法国莫泊桑短篇小说《Une Ven-detta》中有驯养恶犬专咬人颈以报仇的故事，窃见正与潘金莲之举胥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金瓶梅》的写作手法之不凡。

对西门庆的大房吴月娘，梁羽生也识破了作者的反讽写法。吴月娘并非一个正面人物，西门家中，除了他的女儿西门大姐等著墨不多外，可以说没有一个好人。但梁羽生指作者的写作没有脸谱化，反而是各有各的特性，如宋蕙莲这个小人物，虽有种种缺点，却也有刚烈一面。他对吴月娘是否定的。总而言之，小说作者笔下的女性大都不是好人，怪不得毛泽东说作者“不尊重女性”。但又何止是《金瓶梅》如此。梁羽生的老友聂绀弩就说过：“《水浒》全部都是轻蔑妇女的，连女英雄都没什么本事，唯一像有点本事的扈三娘，却被林冲擒来，由宋江作主嫁给‘屁烧灰’（故乡方言）王矮虎了！（小时读到这里，以为她会嫁给林冲，及至配了王英，心里不舒服了几天）这些都是封建而不是反封建。”《金瓶梅》脱自《水浒传》，所有的女性都被丑化了。然而，又岂止这些脂粉队如此，西门庆、花子虚、应伯爵，上至天子门生，下至贩夫走卒，满本书中，还不是像《红楼梦》的焦大所骂的，除了门口那二只石狮子，又有哪里一个是干净的呢？

其三，梁羽生古文根柢深厚，擅长于诗赋、联话。《金瓶梅》中有许多曲词，梁羽生对之品评指疵，这是现在的许多《金瓶梅》研究家的弱项。大家或许以为，《红楼梦》的诗词风雅十足，到处传诵，《金瓶梅》中的诗词除了淫词艳曲，还有什么好看的？但《金瓶梅》既称为“词话”，自少不了诗词、歌赋、曲辞，明代四大说部中都有诗词贯穿其中，就连《西游记》收有的各种诗、词、赋、歌，颂、偈及有韵长文就有768篇之多。《金瓶梅》中潘金莲与陈经济私通，就常以词曲诉衷情。梁羽生从小说人物的作词赋曲之内容加以评述，指出作者常以讽刺笔法表现小说人物的各种可笑样相，这是作者对之的讽刺与揭露。梁羽生评弹有据，条分缕析，时有令人豁然之见解。

此外，梁羽生常以粤语方言来解释文中的一些词语，颇见特色，因为是写给香港的读者看的，所以用方言来解释书中的俚语、名称是有必要的，加上他的文体生动幽默，为论深入浅出，先“摘录”，再评说，夹叙夹议，没有论文的枯燥无味，而有故事性及趣味性，读来常有会心一笑或喷饭之感。今日读之，启人联想，譬如，书中的“傍友”乃今日的“傍大款”之古名。西门庆贿赂蔡太师，竟买了个官来当，作威作福，受贿判案，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证之今日之社会丑类，正有似曾相识燕归来之讽喻。对这些书中所描写的“世情”，他“杜撰”出一个新名词，曰：“社会写真”。梁羽生还认为：这部数百年前问世的长篇小说虽然写的无一不是反面人物，但其写作手法却有不少创意，譬如写李瓶儿的梦，写春梅在金莲死后的托梦，均可与佛洛伊德理论相发明。

综上所述，《梁羽生闲说金瓶梅》一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学评点形式，它糅合了文学评论著作与古人的眉批、回评的方式，前者宏篇大论，枯燥无味；后者只能画龙点睛，点到为止。他之所以会选择以《金瓶梅》为评本，我想或许是受到陈寅恪先生对《再生缘》之研究的启发。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如以西方现代的“解释学”衡之，庶几近似。按照西方哲学家R·E·帕尔默的阐释：“解释学注意的中心是理解原文——即理解用语言写成的作品。……不管原文是一个梦，一个神话，一条法律，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份电报，人们只依靠单词或句子不能理解‘作品’，必须依靠构成作品的更大的单位作为理解的向导。”（《解释学》）

在他的摘录评点之中，时时显现出他的文学情怀与史识。为了保留他当年发表时的原生态，笔者在校编时仍依时间顺序编排，不作裁剪，文中针对部分内容所作的小标题为笔者所加，又将每篇的出处注明：“事在第×回”，余则不予删改，而疏漏亦自在难免。此一长篇连载完毕的翌日，梁羽生即以《有闻必录》在《商报》续开新的专栏，仍以「时集之」的笔名。《有闻必录》是他的读书札记，其中有些篇幅也涉及《金瓶梅》，但因系后出，不入此「摘录评点」专栏之内，故这些短文不予收入本书之中，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着手校编这书大约在十个月前，去年11月后，梁羽生先生的身体渐转羸弱，他知道我正在为此书的出版紧张工作，表示了关注与开怀之意，嘱我放心去做。谬承错爱，也深感责任重大，恐学识有限，不逮「校编」之责，有战战兢兢之意。梁先生一向待我甚厚，他的嘱托敢不辱命乎？又知他渐步向生命的最后岁月，于是，总想将此书早日锓版，赶快奉献于他病榻前，然而，紧赶慢赶还是未能赶上在他离世之前奉上此书，这于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十几年来，梁先生与我隔海时有文通或以电话交谈，有批评，有指正，有谬奖，而今翻阅他的一些信札，忆起他的咳珠唾玉，真有潸然泪下之感。

谨以此书奉献给逝去的大侠──梁羽生先生，并对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提供协助的梁先生家人、杨健思女史及公司同仁表示谢忱。

2009年5月14日初稿于港岛穆穆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