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蒙书，有的书名也是亲切的，像用糖果把人哄过来，然后对他说，监狱欢迎你，宝贝。比如有一本《小儿语》，作者声称“谐其音声，如其鄙俚”，是专门为小孩儿编的，“使童子乐闻而易晓”，打开一看，却是“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等等；还有《小学诗》，总该是“床前明月光”之类了吧？却是“自古重贤豪，诗书教尔曹。人生皆有事，修己最为高”。

不知内情的，会以为古代编教材者，和今天的人一样，是恨小孩子的。其实不然。至少，在古代拿《三字经》给儿子开蒙，比今天拿《三字经》训子，更有慈爱之心。

《三字经》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我们不能怪《三字经》里边的道理陈腐，那毕竟是好几百年前的东西，换我们今天的类似教材（比如各种新编三字经），放上几百年，岂止陈腐！我们也不能说古代的蒙书内容单调，它们是为古代社会而编的，你不能指望孔门四科里有什么物理化学。

如果说有什么意见，那就是，古代的蒙书，几乎没有一种是供阅读的（《二十四孝图》或许是个例外）。有名的《幼学琼林》，里边讲了不少人事，然而是这样讲的：

“王衍清谈，常持麈尾；横渠讲易，每拥皋比。尾生抱桥而死，固执不通；楚妃守符而亡，贞信可录。温桥昔燃犀，照见水族之鬼怪；秦政有方镜，照见世人之邪心。”

这是什么？只有听教师讲了。古代的小学生，在达到能自己看《史记》的程度之前，没有什么故事可读，而我们知道，读故事是想像力的训练，——幸好古人有祖母，会给孩子讲些怪力乱神的故事，村里有社戏，声色俱全。

古人难道厌恶叙述的过程吗？或许还真有一点。唐宋之际，最流行的发蒙读物是《太公家教》，作者说编这小书，“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宝典，结果呢，只有两千多字，句子也只能如“巢父居山，鲁连海水，孔明盘桓，待时而去”，便这样，还被指为浅陋。做孩子，一大乐趣是翻开一本有趣的书，像进入一个新鲜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读得心跳，这样的乐趣，古时的孩子有吗？我有点怀疑了。

古人给孩子提供的精神食粮，是压缩饼干。最早的《仓颉》《史籀》之类，四言一句，情有可原，因为那是识字课本。后来说故事、讲道理，为什么也如此干巴巴呢？古代罗马的年轻学生，可以读到荷马、米南德、维吉尔的改编段落，还把那些场面，自己一五一十地表演，我们为什么没有让孩子读……读什么呢，在有三国西游之类的小说之前，还真没什么可读的。

四字一句，还有人嫌多。朱熹写过一篇墓志铭，全篇三言，“朱氏女，生癸巳”云云，只用了四五十个字，就把人家的一生说完了。我不相信，写作者如果对题目有任何热情，会简略如此。他的学生陈淳编的《启蒙初诵》，全篇三言，是《三字经》的先声。为什么用三言呢？他解释说，儿童不能说很长的句子，——还有更奇怪的理由吗？

后来就有了《三字经》了。里边的道理，和《太公家教》或更早的蒙书，大体一样，只是每句少了一个字。可惜近代外力横来，打乱了我国文化的进程，不然，显然可以期见的，是会出现《二字经》，甚至《一字经》，直至大道无言的无上境界。

《三字经》是供背诵的，而问题在于，古代的教师，并没有同时给孩子提供丰富有趣的读本。但即便是用来背诵，背《三字经》也不如背些更复杂的文本，因为语言的训练就是头脑的训练，只有复杂的句子，才能发展条理。有的人说一句话想半天，想出来的却和前面的话不搭界，在我来看，此人如非领导，就是他小时候的塾师唯恐孩子不懂，只对他使用简单句。

现在的孩子背背《三字经》，自然无伤大雅，因为他们有其他的读物（尽管读闲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电视可看（尽管那上面的人，越来越常作儿语），还可以打游戏，里边也有对话（尽管没人懂得说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