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技艺自有流传。古代的典籍，鲜有对工艺的记录，然而一代代的中国人，仍然会造酒、制车、种田。只是，若没有知识丰富的人参加，工艺的改进必然缓慢，而且无法产生出科学。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古代写工艺的书，少之又少，所以每一本都珍贵。最珍贵的一本，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考工记》是工艺大全，怎么造车，怎么做食器、兵器，小到编筐，大到营建城邑，挖沟筑防，虽未必详细，却样样法度清楚。既有能力著述、又通工匠之事的人，古代是极少的，前人或说这本书便成于这种人之手。但书的内容如此丰富，怎么能有那样的百事通呢？所以更可能是士人访问各行的工匠，记录成书。

读书人能有这样的心思，不论是出于私意还是官命，在当时算了不起。只是陆续润饰，有些东西难免走样。比如《考工记》说车轮要用三十根辐条，取日月之数，这就是儒生的一己之意了。考古所得周秦古车，极少见三十辐的，大多数是二十几根辐条。老子虽也说过“三十辐共一毂”，但老子是哲学家，可以举其成数，不必对工艺负责。若是工匠自己来记，当不会想到要让工艺向哲学让步，非三十不可。

儒生为了整齐好看，以及合于他们的哲学，对这本书的加工不止一处。仍以车制为例，按现存《考工记》的定制，车毂的长度，要合于车轮（去掉接地的一圈）的半径。实际情况，是要比这个短一些的，不过如实写就麻烦，妨碍阅读愉快。

《考工记》对车制的记录最详细，也最难解。为它做注的汉代大儒郑玄，去《考工记》的时代不算很远，注解已错误百出。比如车毂两端金属套的大小，按郑玄的理解，粗的一端（“贤”），径八寸多，细的一端（“轵”），径四寸多，相差如此悬殊，世上哪有这样的车呢？郑玄“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一辈子不知坐了多少回车，何惜于凑近看一看，或者问一问制车匠呢？

这个问题留了下来，大家都觉得不妥当，又没有好的解释。清代通西学、重实证的戴震，不得不改字解经，又把铁箍的厚度也算进去，勉强让这理想之车能够运转，但毕竟不合经文。他的师弟程瑶田，则以为“贤”“轵”说的是饰毂。清代对《考工记》研究最深，要属戴、程二位，仍说不清楚这件事，而从现在的考古所得来看，先秦车毂，两端的径差纵有，断不如书中所记那样悬殊。至于是记录或传抄错误，或“贤”、“轵”别有所解，就不知道了。

《考工记》流传中或有错误，但拥有这本书，是我们的幸运。有个成语，叫“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中的“辅”和“车”，旧训一直是解作颊骨和牙床（我记得我上中学时的课本，还这样解释）。直到清代的王引之，才正确地指出“辅”是加固车轮的额外辐条，所谓“夹辅”是也。《考工记》中没有讲到这种“辅”，它少说了一句，大家就糊涂了一千年。若无《考工记》，我们对先秦社会的知识，秦汉以前的技术史，要少掉一半篇章，古籍中许多名物，也更不可解了。

我们平时读书，是想不到《考工记》的，因为它又枯燥，又难读。另一本著名的《齐民要术》，也同样鲜有读者。古代对技术，没有设立专门的学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系统，读者不会，会者不读，技术发展固然自有其进程，只是无法钻入读书人的法眼，成了地下的暗河。

戴震曾感慨，经书中有些地方，若无实际知识，是理解不了的。他举了些例子，如不懂天文，读不懂《尚书》；不知古音，读不通《诗经》，没有数学知识，也看不明白《考工记》。他说，对这些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但对古代的大多数读书人来说，除了“忽置不讲”，也没什么好法子，戴震自己若不是懂些西方历算，对《考工记》怕也只好忽置不讲了。

但戴震阴用西学而阳斥之，如他做的《勾股割圆术》，全用西法，只是把术语换成中国古词，便宣称三角学可以从勾股中推出，进而宣称此法古已有之，西学乃是从中国偷去的。戴震一直号召“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看来，不以人蔽己易，不以己自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