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化快呀，吴敬梓这类人的精神祖先，操心的只是精神，至多是性命问题，像他喜欢的嵇阮们，都是社会上的贵族，生计云云，不用费心，阮籍有时哭哭穷，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做，也有酒喝的，等到吴敬梓或杜少卿的时候，“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得死人的”，于是小姐的身子丫环命，高明如虞博士，也得每年谋几两俸金，挣下三十担米的一块田，犹不敢去，还要“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

当代英语里的loser一词，译成汉语的失败者，太生硬，那么译成什么呢？不中用之人？笨蛋？废物？废物点心？反正，一部《儒林外史》，就是loser之歌，它里面的好人，都是混得不好的，混得好的，在作者笔下，无非鄙吝之徒。作为读者，我们很难同意吴敬梓的这种牢骚，第一，那样会显得我们也是loser；第二，我们都是工作者，而工作的定义就是可以出售，出售了就可以过活，可以买棉帽子、买炸糕等各种好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可不想为一本小说叛教。

《儒林外史》写的是士子、文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不过这本书对“知识圈儿”以外的人，也不客气，书里写过三十来个乡民，二十几个买卖人，十个差役，十六个奴仆，还有三个看阴阳的，五个大夫，八个和尚，四个尼姑，——除一二人外，也都不是什么好嘴脸。吴敬梓搭建的书中社会，简单地说，就是所治愈下，得车愈多，他把自己和友人的不幸，归咎于世风日下。那也是中国最古典的牢骚了。

《儒林外史》里的文人有几类，一类是作者的理想人物，如杜少卿、虞博士、迟衡山、余二先生，这些人有操守，还多少有些才学，前者使他们混得不好，后者使他们不至于饿肚子。第二类是混功名而人品见识又很差的，像高翰林、匡超人这样的。第三类是什么也没有，向雅人处说雅，向俗人处吃俗，艰难地混在外围的小文人，如季苇萧、季恬逸之辈。

还有一种人，醉心功名然而为人极好，如著名的马二先生。这个角色的原型是冯祚泰，和作者是朋友。《儒林外史》写马二，下笔是很温柔的，同对杜慎卿的贬抑相对读，可以发现，在吴敬梓的价值表里，道德比才学重要很多。所以他对第四类文人，也就是欺世盗名者，态度最严厉，如小说里的权勿用（据说原型是康雍乾时代的假道学、假名士是镜）。

接下来的问题是，吴敬梓以及他书中的理想文人，所坚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文化中的传统？还是道德中的传统？书里面，迟衡山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说得不错，但如果学问、功名都不讲呢？实际上，书中那些粪土功名的正面角色，除一二子外，并不讲究学问，诗文也不一定好，那么，这批士子的本色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只是某种道德价值的看守，那么，非得吟诗弄文做文人才合格吗？

这个问题等于是，古典文人，在清代中期，剥掉一两层皮毛后，核心在什么地方。鲁迅曾说：“《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鲁迅的意思，似乎是以为《儒林外史》是为旧文人做的，那时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大家兴头正浓，难怪他有此议论。如果他老人家活到今天，也许他会进一步说，这本书，盛世的人还是不要读了吧，读也读不懂。

每个社会、每个阶层都有失意者，伟大的《儒林外史》，讲了一群失意者的故事。在证明这些人如何了不起上，《儒林外史》的说服力是不够的，但小说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活下去，怎样把幻想维持下去，其中那惨淡的信心，是除了《红楼梦》的读者之外，任何人都需要看到的，即使是在别人身上。小说最后一个人物是荆元，是个裁缝，喜欢弹琴，在小说的结尾，他弹给一个老友听（那人也是个市井中人），弹完后，“当下也就别过了。”——我相信任何当代人都不愿意沦落到这种田地，但能够想像在什么地方有这种人，且能想像他们没有饿死，多少令人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