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照例危言耸听，其实我对《红楼梦》并无很大意见，也领教过它的魔力。念中学时，班里有个同学，上课时愁眉不展，以手柱颐，眼望虚空，老师询问，答以“晴雯病了”。艺术家的工作，就是创造一个结构，使人的经验，有第二种容身之地；做得好的，这新天地的活性，不亚于围绕你我的真实世界，为之掉掉眼泪，正是我们追求的阅读体验。

但《红楼梦》是一回事，红学是另一回事，红学是一回事，红学中的索隐派是另一回事，——不过既然红学能容纳索隐派，且索隐派之外，也不乏各种奇谈怪论（我昨天刚见到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冷月葬诗魂〉与多弦理论》），本着行文简便、一棒子打死的精神，以下不做区别。

中国大大小小的红学会，总得有几千个吧。从某一方面说，我们应该感谢红学会，正如我们要感谢UFO协会、美人鱼服饰学会、兔子红眼根治小组等等一样。社会没有权力干涉一个人的旨趣，那么，对心灵特异之士，最好的办法就是吸收到一起，有个组织，便于管理，也免得到街上闹事。

略微有点麻烦的是，红学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入侵，走得有一点远。比如红学家同时又各自是公认的美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学者、教授、爱国者、好丈夫，那么，这些正常的身份，就有点儿不清不楚，别的人再以什么家或什么者自居，一想到沾了光，脸或要有些“红”。红学，包括曹学、秦学，和正在建立的“姥学”，既为人生哲理之总括，宇宙运行之枢机，已非“学术”二字所可范围，不妨另起高门大户，把“学”字赏给你我平庸之辈混口饭吃。

在需要专业知识才能自定其是非的许多问题上，我们都在接受主流行家的意见。古代的哲人说大地是中心，我们便取这意见，今天的科学家说地球不过是太空中的一个流浪汉，我们也取这意见，这并无问题，问题在于一个社会，什么样的东西成为主流，或接近主流。各种意见都有表达的权利，但何种意见占上风，却构成重大的区别。比如在二十一世纪，仍有人主张宇宙的密码是写在文学作品里的，并无什么不好，且很有趣，但假如相当多的人同意这意见，就有点异样了。

《堂·吉诃德》的主角，坚信骑士小说里那个世界更加真实，如果他遇到的事情，和小说里的形容不符，他宁可不相信眼睛。吉诃德先生是小说的读者，但他本人也是小说中的角色，而我们又是《堂·吉诃德》的读者，假如有人把这些全部混为一谈，那一定能创造相当的混乱。在我接触的人里，相信《红楼梦》不是简单的小说的，比能想像的要多很多。有太多的人，认为这本小说，其实是推背图，是史书，甚至超越了记录，成为被记录的某种实在之物，这些最可骇怪的议论，出自各种受过良好教育、衣着得体的成功人士之口，很难不令人去想：我们的教育真是失败呀。

现代教育的要义，于传授知识之外，还要训练学生掌握辨别真伪是非的一套基本程序。对个人经验之外的多数问题，我们只有听别人的，但通过观察他建立主张的方法，我们能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不知道地心里藏着什么，但假如一个人说“我是个慈善家，所以当我说地心是一个大燕窝时，你最好相信我”，我们不该同意他，因为他的方法有问题。

常识和通常说的知识有不同的意义，常识不仅是一套合用的知识，还代表一种日用理性，完全有可能的是，一个人学富五车，却极端缺少常识，那是因为他少一种核查程序，而那是决定了谁是大肚汉，谁是美食家的。

有一位红学家，提出曹雪芹其人并不是作者，而是抄手，理由是“曹雪芹者，‘抄书勤’也”，——很独特的观点，放在饭桌上谈谈，还是有趣的。红学中好多主张，看着不像这一条这么奇怪，而骨子里比它奇怪一百倍，而且那几种最广为人接受的主张，其实是最奇怪的，是对当代教育的最大嘲笑。

“最大”有点夸张了。窗上漏了那么大的洞，进来的不会只有红学。比红学更背离常识，而且大行其道的，还多着呢。有时听那些衣冠楚楚之士胡言乱语，看那些善良的人们点头称是，难免要想，这就是我们，发明了显微镜和电冰箱，把飞船送上太空的晚期直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