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十年，要我在《世说新语》和《颜氏家训》里选一种，推荐入“不读书目”，我怎么也不会选中《世说新语》。《颜氏家训》代表着健全的常识，可常识，那是人人都有的，且人人都自以为多得向外溢，摆上小摊，一毛钱一堆，也没人买哩；而《世说新语》，才是趣味和才智的荟萃，一批奇妙的人，过着奇妙的生活，每天说奇妙的话，要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还有更好的教材吗？一个人要是不看看《世说新语》，恐怕自己做了雅人，自己还不知道呢。

曾有个人，某天忽然想出一句俏皮话，跌足叹道，可惜今无《世说》，致令佳句不传。其实各代都有自己的故事，读读旧书，便知差不多每位传主，都有一两条出奇的言行，不过不要轻易相信古时候的奇人奇事果那么多，因为多少年来，士子一直在偷偷模仿魏晋人士的风度，连老成的人，也要找适当的时机，做一两件疯癫的事，好给自己的人生，添上色彩，令后代的读者，以为他有丰富的内心，不然怎么会偶尔露峥嵘呢。还有的人，平日积攒机锋，专等用在特别的场合，好令人人传诵，有的人没机会，或者说了不少机智言语，而没什么反响，心中难受，只好写下来，收在文集里，中古以后，格言体的文章，往往如此。

于是，我们都知道竹林七贤，慢慢地不大记得正始玄学了，我们记得雪夜访戴，慢慢地忘掉戴逵是大画家，又是位音乐家了。魏晋是心智史上少有的两个大时代之一，不过谁在乎，知道王衍的人比知道王弼的人多十倍呢。如果连佛学的译者和理论家，也变身为名士，如放鹤的林公，投门的深公，就不要怪一大批著作，藏在图书馆的角落，等候有人从旁边经过，带起一些风，好吹掉一点灰尘呢。

魏晋人的著作传下来的其实不少，但可推荐给普通读者的，竟意外地少。陶渊明的诗，很多人都读过，但选本里的常客，往往是“悠然见南山”之类，他的另一种心声，酒后面的忧思，诗后面的诗，肯听的人就很少。而陶渊明还不算以思考见长，他只是使用着那个时代的思考题，就把我们难住了。

和战国相比，魏晋人的运气差。战国人的话题，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古典的第二源，魏晋人的痛苦，最核心的部分，后世的士大夫一听就要掩耳，所以或变形或隐藏，给流放到传统的烟瘴之地。当然，今天的学者，完全能理解魏晋人的著作，读出他们的心事，但时过境迁，激荡人心的时机已经错过，死而复生，却来到一个和自己无涉的时代，只好留在玻璃屋里，供人参观了。

和后代不同，魏晋文章是小圈子文学，作者无意令其流布到阶层之外，所以难读。问一个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对魏晋的了解，怕是和你我一样，先来自《三国演义》呢，再进一步，便是《世说新语》，再进一步，则是《文选》，——不，宋明以来，认真读《文选》的，已不很多了，不过也无妨，因为《文选》和《世说新语》一样，对那个时代，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全面的印象，反会让我们以为那只是一批文学之士呢。

只从《世说新语》，我们无法知道嵇康临刑，为何如此泰然，无法明白他诗中说的“事与愿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近两千年前人的心事呢，何不拣好吃的吃，拣好看的看，一部《世说新语》，读起来又愉快又不累人，难道不该是首选？应该是的，不过若只为消遣，世面上有那么多文白如话的好作品，和它们相比，《世说新语》又算是艰涩的了，所以不妨猜想它的读者，是以之为缆车似的捷径，一览整个时代，又不需忍受爬山的劳苦。这给了我们一个读《世说新语》的理由，但同时也给了两个不读的理由，若要了解自己身边的事，还是当代的文章好，若要了解魏晋人，《世说新语》未必是最合适的入门。

然而读书人如同游山客，既厌烦了砥平的大路，又要对荆棘交错的小径皱眉，我们喜欢适当的宽度、适当的坡度，喜欢惊起的小鸟而不喜欢扑出的老虎，喜欢每五分钟有一处景观，每十分钟有一处供水，这样，我们在下山后，说到今天又去哪里哪里，才能拥有既行若无事、又阅历十足，那种令人羡慕的口吻。

《世说新语》中，王孝伯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后世名士，则连《离骚》也不须读，熟读《世说新语》，就差不多了。

一千多年里，《世说新语》是名士宝典、风雅秘籍。无论是在乡下读书，还是衙门里掌印，总要看看此书，找几句放言，时常挂在嘴边，寻几件趣事，每年做它几次，如此一来，铜气可消，俗骨可锻，就算不为名士，庶几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