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袁枚的，不是他的雅韵，是他的俗调。袁枚厌恶理学的不近人情，他自己的俗，便成挑战了。比如雅人据说是要逃名的，而袁枚是好名的，最喜欢说别人被他的诗感动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他常提到郑板桥，还讲过一个故事，说他们见面二十年前，郑板桥在山东听说袁枚死了（当然，那是误传），顿足大哭。这件事，郑板桥没提过，郑板桥的朋友也没讲过，——当然，不能据此就说没这个事，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是见面时郑板桥的玩笑话，袁枚装糊涂，故意当真，——总之，谁知道呢。郑板桥是错哭过一次的，确也是他在山东时，但哭的是金农，而金农和他是同志，且相识十来年了。

郑比袁大二十来岁，两人本不相识，直到两淮盐运史卢雅雨虹桥修禊，有名无名的文人，来了无数，袁枚从杭州赶来，见到了郑板桥。从头到尾，他们只见过这一面。

那次，板桥送袁枚两句诗，“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口气微有调笑之意。除此，郑板桥留下的文字，没提过袁枚。板桥的名气已经很大时，袁枚还在上升期。若干年后，板桥已殁，袁枚成了诗坛大佬，再提起郑板桥，口气就变了：“板桥书法野狐禅也，……乱爬蚯蚓，不识妃狶，以揠苗助长之功，作索隐行怪之状……”

袁枚常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说他伤风败俗，没学问，等等。风化的事，与诗无涉，置之勿论，至于学问，可用袁枚自己的话来反驳，“考据家不可与论诗”。在今天看来，袁枚的“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是他的好处。

另一方面，又有人批评他行止不够坚定。这就有点复杂了。南宋大诗人陆游，曾和韩侂胄交往，为他写《南园记》，道学家群起攻之。袁枚评论说，按宋儒的意思，“必使侂胄铲尽善念，不许亲近一正人”，才是坏人本色，而正人又之要视侂胄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远才行，正是这种对人性的狭隘理解，启迪了明代的党祸。

袁枚的意见，是很合人情的。但他又在别处说，大圣孔子，乃古之周旋世故者，最会察言观色，体贴人情。嵇康箕踞，就未免太骄矜了，所以要思“圣人之所以处世，而勿效名士之覆辙”。

这是不是有点乡愿呢？也未必如此，不过，袁枚对这个关节很敏感，比如，吴敬梓《儒林外史》稿成，袁枚读到了。《儒林外史》对文士的讽刺，可谓刻骨，但并没有针对袁枚的地方。袁枚皮袍里藏着小，对号入座，看了极不舒服，到处说吴敬梓的坏话。吴敬梓知道了，上门找他理论，袁枚知道吴敬梓口辩功夫了得，不敢撄其锋，闭门不纳，然后回信，说了些乱搅的话，什么“虽不见如见，虽见如不见”，什么不见客是“藏己之拙，养人之高”，等等。提到《儒林外史》，他说：

“朝廷清明，贤者在上，不屑者在下。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君子不恶其穷而恶其所以穷也。安得如书中愤忿语，以悖教而伤化哉。”

意思就是说，你书里写的那些与世不偕而混得不好的人，是他们活该。

同样的意思，后来他给程晋芳的信里，说得更明白：

“我辈身逢盛世，非有大怪癖，大妄诞，当不受文人之厄。”

这样的话，不似出自袁枚之口，恰恰出自袁枚之口。但评价袁枚，可以参考他本人的一个好见解：

“孔门四科，不必尽归德行，此圣门之所以为大也；宋儒将政事、文学、言语一绳捆束，驱而尽纳诸德行一门，此程朱之所以为小也。”

在泛道德主义盛行的古代，有这样的见识，很了不起。孔子不也说过嘛，“有言者不必有德”，袁枚的读者，尽可以只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诗文上。

可惜的是，尽管以诗立身，袁枚的诗并不特别好，整篇出色的尤其少。我喜欢的，是他的一些警句，如“文士镌碑僧凿佛，万山无语一齐愁”，“才子合从三楚谪，美人愁向六朝生”之类。他的文章，要比他的诗好，他的《随园六记》，也比《随园诗话》好看些。

也许他并不是天生的诗人，“自叹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但在古代，诗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