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用说么，不少读者连桐城派这名目都不熟悉，怎么会去读它？但不知道名目，不见得没受它的影响。举桐城派而言之，不过是因为他们将对文章的一种理解，说得图穷匕见，而这种理解，至少从唐宋以来，是文论的主流，化身繁多，迄至今日。清代的桐城派，特其一种面目耳。百年前新文学运动，自以为打倒了所谓“选学妖孳，桐城谬种”，孰料这边方在庆贺，那边早借尸还魂，真个是八股不朽，桐城万岁，陈钱诸人地下有知，做鬼也不幸福吧。

桐城派我们若不熟悉，唐宋八大家，或听说过，那和桐城派，是一种东西；唐宋八大家若不熟悉，就回忆一下自己在中学语文课的经历，或看一下孩子的语文课本，那里面的讲解，和桐城派，仍是一种东西。课本里选的，除一二篇外，确实是好文章，但教师（以及教他们这样讲的人）做的，是将文章视为一种器物来研究。好比一把椅子，又漂亮又能负重，我们便想它是可以复制的，只要知道了技法；所以要研究如何量尺寸、下木、做榫等，加以练习，自己也能做出一把椅子。以这种态度看待文章，结果就是语文教育失败失败再失败。今天文章写得好的，都是从别处得来营养，语文教育界攘其功而归诸己，未免皮厚。不信看看高考作文选之类，据说都是范文，中学教育的成果，可有一篇像样？这些学生以后当然还有机会写好文章，不过得靠自己再来读书，此外，还得把中学里学的文章做法之类忘掉。

桐城派的荒谬之一，是归纳笔法、窍门之类，从刘大櫆的十二贵到林纾的十六忌，统统都是鬼话，但老实人往往上当，以为熟记了这些尺寸，便能写好文章。举一个例子。《汉书》有一段，记有妄人说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汉武帝相信，便派人到各狱诛杀囚犯，至丙吉临时负责的一个监狱，丙吉闭门不纳，使者回去告状，“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云。林纾讲“用笔八则”，说“郡邸狱系者独赖吉得生，恩及四海矣”便是所谓的顿笔，“就文理而言是顿笔，就文势而言是结笔”，班固顿得好，所以“神光四射”。其实班固只是在述事，哪有什么笔法不笔法，林纾的鬼话，我们现在读了，自然不信，但它的变形，正在如今的中学里泛滥，教出来的作文，怎么能不矫揉造作？

林纾编过一套中学国文课本，在一百年前风行过，选的第一篇，便是方苞的《原人》，接下来是姚鼐的两篇，——这两位，是桐城派的一将一相。林纾却从不肯承认自己是桐城派，——这不要紧，桐城派而不肯承认的，现在还多着哩。他的文章，按自己的理论来写的，借陈独秀的一句话，是“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他也有写得好的，却是译笔，违反了自己的主张，反倒活泼起来。

桐城派最不好的地方，还不是穿凿说文，而是他们划分所谓“形式”与“内容”，物序也罢，义法也罢，道艺也罢，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以为语文是单纯的表达，被表达的在心中或别的什么地方，所以要写得好，需分别努力。作为分析工具，这二分法有时有用，但解释思想的过程，仍然穿凿，因为我们无法离开语言来思想，也无法离开语言来发现自己的感受，好的语言，与好的头脑，完全是一回事，至于把想法写下来，需要一点文法修辞，不过是与人谈话的艺术，对丰富的头脑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且与自言自语中产生的想法，并不在一个过程之中。朱熹曾赌咒发誓地说，“今日要做好文章，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若写古文，不读史汉韩柳，营养确实不够，但读了史汉韩柳，就能写好文章么？万万不是，如果一脑袋糨子，即使卖尽身段，写出来的，至多是糨子饸饹。

桐城派人的文章也有写得好的。这些好的，为什么好，他们自己也不明白。桐城派说文，说来说去，好文好书到底从何而来，对他们来说仍是个谜，智尽辞穷，就使出老手段，归诸“神气”之类的玄妙，甚如姚鼐，说“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已近乎撒赖放泼，不值与之计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