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那么个时代，诗歌铺天盖地。我们在报纸的二版或四版上看到一两首诗，毫不觉得异样，也不把目光挪开。我们读诗。他们写诗。那时候，一个人可以大大方方地自称诗人，不用担心周围的人会一哄而散；一个丈母娘，对女儿嫁给了诗人，也不觉得大祸临头。——这些并不是发生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或海外仙山上的事，而就是三十年前，我们国家的事。

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改变如此之快？是这个民族精神上已丰腴有加，不再需要诗歌的滋润，还是减肥成功，容不下那些短行的赘物？是应该怪罪你我这样的人过于志得意满，看不起所有细腻的感受，还是该褒奖制片人和广告商，提供热烈的公共消遣，使我们有好多理由，没有一点时间，和自己厮混？也许，这个现象不过是某个进程的附属品，而那个进程，大家都知道，正把我们这一大群人，改良为绰绰有余、作作有芒、振振有辞、津津有味、全无心肝的成功人士。

《春秋》责备贤者，如今是冬夏，那就责备弱者吧。我们的白话诗人，一百年来，越来越不在乎锻炼语言，而如果诗歌只是用日常语言，表达日常情感，还有谁不是诗人呢，本土的茹尔丹准要说，原来我已经说了四十年的诗了。须知，精致的表达不一定是诗，但诗一定得是精致的表达呀，精致的表达加上非常的感受如“纵做鬼，也幸福”者，才是我们想看的，相反，“在城里干活不仅要流汗，还要用脑子”这种日常加日常的妙句，再伟大也不太像是诗。

我们对诗人的期望很高。语言即头脑，语言的丰富就是头脑的丰富。突破日常语言的樊篱，诗人是先锋；所以我们热爱诗人，因为如果没有楚辞，中国人的世界要少掉一半色彩，所以我们容忍诗人，因为哪怕是最失败的语言实验，产生出最可恶的作品，也有可得鼓励的地方。

李贺那些最雕琢的诗章，不妨看作是他的语言实验。在李贺的诗里，我们可能更喜欢“东家蝴蝶西家飞”之类，平实而不失巧妙，不太喜欢“一方黑照三方紫”之类，用力过甚，但李贺的价值，倒在后者。语言如何能够调度我们对感觉的记忆，如何通过巧妙的安排，在读者头脑中刺激出新鲜的画面，不实验怎么知道呢？

我们最早接触李贺，是在中学课本里。课本选的，都是李贺成功的作品如《金铜仙人辞汉歌》、《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早些年，我曾有一种意见，以为中学课本里也许不必选入李贺的诗，免得引导学生写得过于纤秾。那时，我还觉得选朱自清的文章，不该取《荷塘月色》和《绿》，正如不推荐李贺“绿波浸叶满浓光”那种用力的方向。

但时过境迁，现在我觉得，学生于修辞上用心，不管什么方向，都是好事了。看看我们现在的报纸、我们的网络，然后，最可担心的，看看我们的作家，对语言没什么敬重，而据说，这样的汉语，还要推广呢。如果头脑干枯、想像力缺乏可以传染的话，还有比它更好的载体吗？而所谓巧妙的文字，一大主流，是将词放在本来不该在的地方，像是把材料胡乱扔到坩锅里，冀在读者头脑中自行反应，——万一产生出什么奇妙的物质呢？哪怕是爆炸也好。

实际上，李贺也有过类似的努力，但实验和混闹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李贺是如何苦吟。他前后左右，都有诗人用雕嵌的法子写诗，并不都成功，毕竟，拼命去表达脑子里的印象，拼命去掩饰脑子的空空如，其结果只在最表面上才相似，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可分辨开来。

如此说来，对李贺诗歌的态度，就有点复杂了。一方面，不希望汉语在他的方向上，走得太远，另一方面，又想推荐所有的诗人，读读李贺，特别是他那些名气不大的篇章，就当是去看看古代的诗人，有多么尽职尽责，或还可以帮我们想起一种尘封已久的情感，叫羞愧。白话汉语作为书面语，是吃着激素成大的，拿我自己来说，写起字来，极少有得心应手的时候，总是绊绊磕磕，踉踉跄跄。我自己已经绝望了，便指望别的作家，写出新的条理。不管怎么说，要驯化这头不匀称的巨兽，除了作家，我们还能靠谁呢？秘书？记者？如果汉语的规范形成在他们手里，大家也都可以闭嘴住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