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香港精神观下的金像奖年代

香港电影金像奖到了第三十届,固然属可喜可贺的盛事。但随着香港电影的金漆招牌已今非昔比,再加上今年又有发哥回顾,看着他在台上侃侃而谈,甚至掏出与郑丹瑞于第一届的往事来言说一番,白头宫女话当年的气息益发浓烈,而且每节加插的昔日颁奖礼片段又过分精彩(就好像无线的《劲歌金曲》,最好看永远属资料室的剪辑光影),令到亚视制作马虎的毛病登时原形毕露(由户外直播嘉宾自红地毡漫步而来,到入场前于驻步区的访问,早已胡乱跳接不堪入目;到节目开始后嘉宾的出台时间不合,又或是衬托音乐与嘉宾步伐不一致的综艺节目死罪ABC,基本上已到达罄竹难书的地步)。如果不是守着香港电影精神的同气连枝本位,我相信不少人都会按捺不住转台抗议。

一、审美疲劳的香港精神观

或许我这样说言重了,但在场的业界人士的确难以否认以上的精神气氛。郭子健及林家栋在《打擂台》勇夺最佳电影之后,在台上兴奋莫名大喊此乃香港精神的体现,相信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如果去年惠英红的影后殊荣,还未能充分展示金像奖的自我寻根倾向;那么任达华凭《岁月神偷》摘下影帝,背后由柏林“儿童奖”延伸回来的永利街神话再复归金像奖舞台,台上台下全场一心为香港电影打气的亢奋状态,已经显明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说到底,我认为香港精神的高度回归,值得标记的应为2009年一届,当中的象征意义乃从最佳女主角的改弦易辙开始。香港影坛的阳盛阴衰,如果用影后的身份来作界定,大抵转捩点在2002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影后大赢家一向属梁朝伟及张曼玉,两人各据五台奖座,远远抛离其他同业。自张曼玉于2001年凭《花样年华》结束王朝出走他乡后,2002至2008年基本上便进入影后非港化的年代,当中除了2004年一届由张柏芝凭《忘不了》摘后冠外,其他各届分别由张艾嘉、李心洁、章子怡、周迅、巩俐及斯琴高娃获得,直至2009年才由鲍起静重新以本土演员身份夺回影后。

我想指出列举以上的资料,绝非旨在营构对立二分的表述,而是从客观上的形势而言,如果20世纪80年代是香港电影全速起航的年代,那么90年代显然已见中衰势成,至于千禧之后则更深陷水深火热的局面。影后的非本土化除了反映出女优人才上接棒乏力的窘境,更重要是反映出香港电影市场自身的复制困局——香港电影的创作团队一向以雄风当道,作品题材亦以阳刚勇悍为正色,此所以对女优成长而言绝非适合的土壤。何况在市场迷失方向及缺乏自信的环境下,创作团队纷纷以求稳为首要之务,冒险创新自属痴心妄想,于是影后殊荣偏向非限于香港市场为对象的作品寻索(《2046》、《如果·爱》、《满城尽带黄金甲》及《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绝非稀奇之事。2009年一张成绩表的主要成员,由许鞍华到张家辉到鲍起静到《叶问》到《天水围的日与夜》,包揽对本土大小制作乃至实干分子的高度热情赞颂肯定,可谓属借金像奖来名正言顺肯定香港电影打不死精神的最佳榜样。

二、“残务整理”色彩浓烈

然而由2009年至2011年,又已经过了三年。通过电视荧光幕感受到业界同坐一条船的激昂影像(今年《打擂台》团队的热情澎湃,更加为颁奖礼增添不少色彩),其实观众或多或少已进入审美疲劳的阶段。在此先作声明,过去数年自己一直也是评审成员之一,由衷而言对建构出上文提及的“香港精神”气息,绝对责无旁贷同属“共犯”的一分子。但一旦转换角色身份,从观众的角度出发,一年又一年的勉励打气,很容易便会陷入自我肯定的循环中去,对外人而言难免有自说自话之感。

尤其是近年的成绩表,不少均属肯定业界实干分子的努力——刘青云、李连杰、张家辉、任达华、谢霆锋以及鲍起静、惠英红、刘嘉玲等(还有在男、女配角奖项上,甘草演员的大丰收)。作为演员,他们的成就当然毋庸置疑,但获奖的影片未必真正属于他们的代表作(今届刘嘉玲在踏地毡入场时接受访问的一句,委实可圈可点——她直言凭《狄仁杰之通天帝国》获得提名已经“赚了”)。当然,每年获提名影片均有所不同,任何评奖都受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影响而出现不同赛果,不过从观众角度而言,金像奖始终予人回望传统自我嘉许的气息较浓,而在创新前行展示方向上的着墨,相较而言仍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于我而言,最不希望的就是观众抱着看《劲歌金曲》的心态,来“消费”香港电影金像奖——热切等待过去精华片段的剪辑播放。如果不想三年又三年的怀旧肯定下去,大抵下一个三年计划便要开始重新构思……

2010年最重要的“港产片”,个人认为乃由香港资深导演叶伟民执导,由文隽监制的《人在囧途》,他们克服千辛万难,以内地的春运为题材,拍出完全令人嗅不出“港产”气息的贴近中国生活面貌之作,彻头彻尾精准演绎出香港电影人的“专业”一面来。在迷失方向之时,肯定本土色彩以及回顾传统,绝对有适切的时代意义,然而在重拾自信之后,下一个命题大抵便是要展示时代活力重临的新变,来诱使荧光幕前的观众入场再看香港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