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桂治洪的2009接受历程

我当然明白桂治洪之再度为人留意,和邵氏电影重新包装推出有直接关联。但值得再谈的是,为何网络上惹人谈论的压倒性地属桂治洪,而非华山甚或更歇斯底里的剥削电影(Exploitation Film)之王牟敦芾?有趣的是,在邵氏电影重新整理而配合的出版风潮中,桂治洪往往被类型化地打发掉,或援引张彻的“极端导演”的说法,又或视之为牟敦芾的同流者而归档结案,甚少会得到出版界的注目。

一、剥削与暴力电影

与此同时,桂治洪既不属于新浪潮,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专题回顾特刊中也长期缺席(在《70年代香港电影研究》中仅把他纳入色情片发展脉络中略提两笔,而在《80年代香港电影》更加隐匿不彰)。当连余允抗都可以在20年后回顾新浪潮的文集中敬陪末席占上一文,那么桂治洪究竟做了什么而落得如此下场?

不要误会,我并没有为桂治洪翻案的意图。而印象中,对桂治洪评价最高的文章,应该是石琪在《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中对《万人斩》(1980)的分析专文。撰写《香港电影血与骨》之际,我仍未看过此片,现在得睹后——才发现这是近年罕有地认同石琪观点的一次。说没有翻案意图,其实也因无能为力,只要查一查桂治洪的导演片目,就可以知道自己所知甚微。即使说是剥削电影,其实之下还有不少次类型在他的作品中一一试炼,由“纳粹剥削”(Nazi exploitation)引申而发的暴力色情系列,自然少不了代表作《女集中营》(1973);甚至在“自然反噬”(Nature run amok films)麾下的,亦有如《魔》(1983)中的蝙蝠及鳄鱼“表演”。显然易见,他的作品绝对是“尽皆过火,尽皆张狂”的有力例证。至于在《邪》(1980)大受欢迎后,为何一反常轨改以喜剧调子拍成《邪斗邪》(1980)及《邪完再邪》(1982),就已经令我大惑不解(当然,我们可以把1981年的《尸妖》看成为《邪》的真正续篇,或许来得更加公允)。至于在蔡澜笔下,提及桂治洪在马来西亚拍成儿童温情电影《爱·吾爱》(蔡澜形容为“极优秀cult片偶像的电影”),就更加令我完全无法想像。

二、cult片偶像

今天网络上桂治洪得以成为香港电影的cult片偶像,我认为与时代气氛有莫大关系。正如我们的电影界近年竭力去肯定“中生甘草”的成就,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宣扬姜不磨不辣的正面鼓励讯息。同理言之,桂治洪的网络人气度高企,对新生代而言正好起了一种陌生化的作用——所谓的“过火张狂”,原来可以至此地步(这是大部分新生代观众看过1974年《蛇杀手》后的标准反应),从而出现一种“双重疏离”的怪异身份解读。对新生代来说,因为港产片的衰颓积弱,不少人早已与港产片划清界限,自我疏离于香港电影的现实时空中;当得睹过去的狂态,我认为不一定一面倒去认同过去的成就,但却肯定对此时此刻的保守及沉闷业界气氛更加生厌——由生不逢时衍生出究竟我做了什么而落得如此的感慨,不期然与当下的时空产生“双重疏离”。

如果不想自我疏离,于是便不难出现借发现桂治洪而去利用桂治洪的倾向——桂治洪也在网络上成为重省本土经验的有力文本。《屋邨电影+写实印记》固然野心不小,企图把《成记茶楼》(1974)到《大哥成》(1975)再延伸至《边缘人》(1981)去追寻民粹本质的电影呈现脉络。只不过若不嫌过分诠释,《大哥成》中忽然交代大哥成为警方卧底,乃至《蛊》(1981)中结尾“邪不胜正”的字幕收结,甚或《香港奇案3——老爷车纵火案》(1977)中对案情关键必须隐瞒的字幕交代等,其实与今天香港电影因北漂而面对的自我审查大同小异——都是为了生存之道的一种苟安手段。再想下去,大哥成的“忽然卧底”其实也非空穴来风,至少在其后的名作《万人斩》中,冷天鹰由最能干的官方杀手,到最后为官兵追杀,落得与匪首同一命运,对正邪难辨两面不是人的“无间道”主题,亦同样有深刻的反思。

那正是我们需要桂治洪的地方——重提桂治洪不是要翻案,而是希望借他作品中的一连串疑问,去催使新生代去燃起激情,寻找背后的可能答案,甚或自我重构古今对照的脉络。桂治洪对我们今天的价值,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