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之城──大阪府立大学周边　《别册文艺春秋》一九九五年十月二一三期

由我来谈这主题恐怕还太年轻。该怎么说，不是该等成为历经风霜的老人后才写吗？

当然，记忆中有许多城市。我偶尔旅行，户籍也从大阪、爱知、东京、埼玉、神奈川一路迁过来，但坦白说，很多地方好像住过就丢了。

于是我稍微变更主题，改成“在内心建立的城市”，脑海便浮现几座。小说里描写的虚拟城镇全都符合。

其中回忆特别深的，是在《大学城命案》中描写的城镇。从书名就知道，城镇是主题之一。

虽说是虚构的城市，其实是有范本的。我上的大学旁的闹区，就是这座城镇的原型。

老实说，那是条充满乡下气息、土里土气又不起眼的街。我们那所大学是以书呆子多出名的，这种学生三三两两走在街上，让此处更显寒酸，与“大学城”之名不怎么搭调。即使如此，当我打算写一部以某城镇为舞台的本格推理小说时，却毫不排斥地想起这个地方，多半是充满太多回忆的缘故吧。

我是个笨学生，去学校是为了西洋弓箭社的练习，练习一结束便上街晃荡。一想到将来会成为上班族、穿着西装挤电车便毛骨悚然，满脑子考虑的全是如何拖延，让那一刻晚点到来。既然不喜欢上班，只要积极摸索别的出路就好，我却只会和朋友们在咖啡厅里无病呻吟。那时的我，还没发现讨厌当上班族其实是因没自信。

记忆一涌现，对那样的自己的厌恶也随之复苏。看过拙作的读者，或许察觉得出小说中反映了此种情绪。

小说中把这个地方设定为旧大学城，另有一处时髦商店林立的繁华新大学城。但新大学城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是我当时心底愿望的写照。在《大学城命案》前发表的《毕业》，便是以此一新大学城为舞台。

我正挂念着那个大学旁的闹区如今不晓得有何变化，恰巧前几天由意外的管道得知其近况。网路推理小说论坛中一些支持我的读者特地去走一趟，感想是“不怎么样”。嗯，我想也是。

特殊才艺班　《小说现代》一九九七年四月号

我当过整整五年的上班族，是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商从事生产技术的研究。辞职的理由是终于获得乱步奖，想走作家这条路。

打辞职至今已十一个年头，原以为早遗忘上班时代的事，其实不然。出现在我梦里的，绝大多数是当时的场景和人物。有人经常梦见回到学生时代被考试折磨，我则是回到以前的职场，为工作完全没进展乾焦急。类似的情况已半常态化，好比“啊，今天得把实验报告整理出来，却一点头绪都没有”，梦中的我拚命挣扎，痛苦不堪。虽看不到自己的睡姿，但多半睡得很不安稳。

只不过，我绝非不愿回顾上班时代，不如说正好相反。上班族经历虽仅有短短五年，却是我现在最大的资产和武器。请读者们试想一下，现在被称为作家的多如繁星，但曾任制造业工程师的有几人？除了我，从没听过有同样背景的作家。

至于当时的体验以何种形式运用在目前的工作上，阅读我的作品便一目了然。其中提到科学技术的部份相当多，书中角色若是上班族，一定毫无例外是技术人员。与其他作家笔下经常出现贸易公司、广告公司职员等事务性工作的上班族形成对比。这一点对作品是否有加分作用不得而知，但某种程度上确实展现了独特性吧。

如今，我都当成自己上过五年特殊才艺班。并非单单针对小说题材，置身那个庞大的组织内，让我学到很多。许许多多的人不是意气相投，也不是拥有共同的兴趣或嗜好，却得每天碰面，同心协力地工作。在这样的日常中，我磨练出足以顺利缴交以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为题的报告的智慧。曾有某出版社的某部门，因我在电话里的对应太过有礼而议论纷纷，显然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影响。要是我大学毕业没上过班就成为作家，大概会被批评“好幼稚的家伙，连讲电话的基本礼仪都不懂”。

各位新人，请在公司里尽你所能地学习。那里的教材多得一辈子都学不完。况且，去上这家才艺班还有钱可领，岂不妙哉？

时光隧道　《小说 SUBARU》一九九七年七月号

从我位于大阪的老家步行五分钟左右，就能抵达当地最大的公园──足代公园。读小学时，我几乎天天在那里打躲避球或棒球。

那座公园旁建了一栋大楼。不，说“建了”可能不太正确，外观约莫完工七成，内部却盖一半就弃置。墙壁、地板、铁筋都直接暴露在外，水泥楼梯只搭好粗制滥造的台阶，连扶手都没有。

大楼里铺设有通风管，孩子们称这些管子为“时光隧道”，名字是借用自不久前流行的美国影集。

四方型的通风管像迷宫般蜿蜒曲折，我们四肢着地在里面爬行，不畏蜘蛛网、死老鼠等障碍物，最后抵达完全预料不到的地方。对孩子们来说，实在好玩刺激极了。

现下，我每两个月在杂志《小说 SUBARU》上刊登一篇小说，最后将构成一部长篇作品。我想描写的不是案件，而是人的生存方式，因此剧情的时间轴拉得极长。只不过，问题是：该从哪里下笔？

杂志上，我是从主角们还是国中生时的插曲开始动笔，但其实在那之前，还有一篇重要的故事。这篇故事中，将出现上述的时光隧道，预计往后才会刊登。

创作时，必须沉浸在相应的氛围中，而我便是靠着回想那尘埃密布的通风管来进入小说的世界。

格言是对的？──以贫穷为傲　《ALL读物》一九九八年九月号

其实，从老家通车就能到大学，但我大三下学期起便住在外面，因为一直想在满二十岁后一个人住。

父母言明“一切靠自己”。当时我的打工收入只有当家教的两万日币，所以房租和伙食费必须控制在此一金额之内。

我租的是一坪半一间的平房公寓。虽不清楚称为“平房公寓”到底对不对，不过，那栋建筑真的很“奇特”，此外找不出适合的形容词。厕所是共用的，且是粪池式；洗脸台也是共用的，还是在户外。当然，没有瓦斯，不可能自炊。但房租才五千日币，所以没得抱怨。

告诉我这幢公寓的，是好友A。他从入学就住在那里，不用提，各种生活上的小技巧都是他传授的。起初，他教我如何让一坪半的房间住得宽敞。他把日式壁橱的拉门全部拆下，睡觉时，垫被下半截就铺在壁橱里，也就是下半身伸进壁橱里睡。确实，光这么做，房间便大了许多，我立刻仿效。

A还很自豪住处不见一只蟑螂，铁则据说是食物绝不拿进房。然而，他的房间没蟑螂却有蜈蚣。我倒宁愿有蟑螂。

公寓附近有一家兼卖面包的杂货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一定在那里买，目的是为了放在店头的袋子。那些袋子装着几十片切掉的吐司头尾，虽有一袋十圆的标价，但买别的东西便免费奉送，是缺钱时的贵重食物来源。

吃法可重要了。最经典的是吐司式，烤过后涂乳玛琳食用，但我想出以蕃茄酱取代乳玛琳的吃法。烤得香香酥酥的吐司皮和蕃茄酱真是天生绝配，A也很喜欢。我们开心地称之为披萨，要是发生甚么好事，当天晚上就搭啤酒庆祝。现下忆起，实在很佩服自己，每天都吃那种吐司皮竟然没把肠胃搞坏。

直到毕业前夕，我才知道A是大富人家的公子，他爸爸来载行李时，开的是宾士车。他们家的教育方针是“年轻人就算付钱也要去吃苦”，而他如今是某一流制造商的菁英技术人员，前几天才完成世界首度人造卫星无人对接的创举。

当时的阴影　《小说 SUBARU》一九九九年一月号

先前，我曾在本杂志连载题为《当时我们是一群蠢蛋》的散文，忠实描写我童年及学生时代的傻相。这些作品已集结成册，甚至出版文库本。有位读者寄来一封感想，写道：

“我以为作家的性格都很特殊，原来东野先生儿时是随处可见的普遍小孩呀。我身边净是个性派的朋友，和他们在一块，常会不由得取笑起一般人……”

后半部的文章虽令人生气，倒还无伤大雅。我不禁思索，看过《当时我们是一群蠢蛋》的读者，该不会认为东野圭吾的少年时代，完全是一派开朗快乐、无忧无虑吧？难怪读者会这么想，因为那本散文集是从种种插曲中，撷取快乐无忧的部份。

然而，人生有光就有影，于是我考虑接下来写些阴暗的回忆。只是我再怎么想，都不认为这样的散文有何乐趣可言，但若写成小说呢？

《白夜行》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构思出的故事。当然，内容皆为虚构，不过其中掺杂着亲身体验。有空的读者，不妨想像一下哪一部份是根据事实延伸出的。

每一节都是独立的短篇故事，整个连贯起来又是一部长篇小说──正是我此次尝试的着眼点。结果如何，一直赏读的读者都知道，这部作品中途便无法维持短篇小说的形式，完全变成连载小说。难啊！可也让我获益良多。

还没当上作家那时候　《周刊文春》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号

我是昭和六十年（一九八五）出道的。回想当时，至今仍会冒冷汗。一方面为的是那种写法竟然管用，一方面又为自己竟能下定决心靠当作家养家餬口而心惊。

其实，当初我完全不懂小说。由于年轻时只看推理小说，所以一旦起意要写小说，脑袋里完全没其他类别的存在，还擅自将推理小说定义为“描写以逻辑方式解开命案之谜的过程的作品”。当然，我认为小说中一定要发生凶杀案，且不能没有诡计，反过来讲，只要掌握这几个要点就是推理小说。

诡计、意想不到的动机、意想不到的凶手──出道后的前几年，我净着眼这些要素。不用提，我十分关注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品倾向，所以也尽力“描绘人性”。但是，我下的工夫，纯粹是为了让故事情节更有说服力，而故事情节又是为了运用诡计衍生出的。

逻辑上有无矛盾，是我那时在创作上最重视的一点。往往像解棋局般写完小说，然后自鸣得意。

部份读者接纳了这样的作品。然而，我却不知道，尽管能让他们惊奇，我的小说丝毫无法令他们感动。

理所当然地，正因有不合理的矛盾，人类才会觉得有趣。只是，等我恍然大悟，已是出道好几年后的事。

此一转机，源自我发现过去的人生充满矛盾，而其中最大的矛盾，多半是讨厌书的人竟成为作家这一点吧。

少年时期的冲动　收录于《成为推理作家之前》（二零零四年二月文艺春秋出版）

我几乎不曾是哪位特定作家的书迷。该说是我容易腻，还是单纯爱换口味？就算看到喜欢的书，也不太会去找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总认定“一个作家不可能写出那么多本杰作”。当然，这是自己当上作家之前的事。以我现下的立场，反倒必须证明那根本是种错误观念──尽管有人可能会问我要何年何月才能证明。

然而，松本清张先生是少数让抱持错误观念的我持续阅读的作家之一。虽是高中时代的事，但我记得当时河童 novels 文库出版许多他的作品。

在那之前没看过几本书的我，当然缺乏推理小说的相关知识，也未曾正确理解“社会派”一词的意义。即使如此，藉由阅读清张先生的作品，确实有窥见社会──尤其是社会黑暗面的感受。对不知人间疾苦的天真高中生而言，或许是种刺激。

但清张作品不局限于社会派，亦有不少是描绘无法纯粹以逻辑解释的人性弱点。例如短篇〈坡道之家〉为经营舶来品店的平凡男子迷恋酒家女的故事，描写男女爱憎的场面远较命案部份惊悚，是上乘的悬疑之作。

〈坡道之家〉收录在短篇集《黑色画集》里，而我此次推荐的〈越过天城〉同样选自这本书。无论时代背景还是作为故事舞台的地点都很陌生，即使如此，头一回读时，我兴奋得几乎浑身发热。为案件的真相吃惊是当然的，揭露真相的过程也让我颤栗不已。不过，最撼动我心的，是无法解释的少年的心理部份。

少年为何采取那样的行动？书中描述了他的动机，且十分具说服力。

然而，身为读者的我却认为不止如此。我试着想像自己是那少年，遇到类似情况会怎么做？得到的答案是，可能会采取相同的行动。为甚么？

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无法解释。但是，我了解少年的心情。

所谓的小说这样便已足够。做再多合情合理的解释，也不见得就是出色的小说。

拙作〈小小的故意物语〉亦是触及青少年犯罪的作品。虽然在动机方面有所解释，但因表达能力的欠缺，实在谈不上描写得淋漓尽致。别提淋漓尽致，做为一篇小说，非常不成熟，毕竟是我出道后的第一则短篇。

不过，基于是描写“少年时期无法解释的冲动”，我选择了这篇作品。

移居东京的理由　《朝日新闻》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得到江户川乱步奖如愿出道时，我住在爱知县，因为公司位于爱知县刈谷市。我原本打算，若真能当上作家，就要回自小生长的大阪，所以为随时都能实现这个愿望高兴不已。

然而，决心辞掉工作时，回大阪的念头已消失无踪。话虽如此，我也完全不考虑留在当地。那时我住的是公司宿舍，辞职后必须搬走，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继续待在爱知县。

决心到东京去，起因于看过我小说的人无心的一句话：“你的小说为甚么都没出现具体的地名？”

我大概是回答“假如限定某一地方，不熟悉那个地方的读者会觉得无趣”，但同时我也问自己：难道这辈子打算一直写地点不明的小说吗？

要搬出地名，非得了解那片土地不可。然而，我熟悉的土地仅有大阪和爱知县。以两地为舞台创作虽不是不行，只不过题材多少仍会受限吧，尤其是得让出场人物讲方言。

让出场人物说标准语──这便是我决定住东京、认识东京的最大理由。

永久的住处　《朝日新闻》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当作家不受地方限制，不如到轻井泽或伊豆等空气清新的所在买间房子，必要时再到东京来吧？”常有人对我这么说。看来，在大自然围绕的环境下悠闲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

可惜我不属于这一类。其实，我也一度住在近山靠海、空气清新水质佳的地方。

结果却不如预期，我完全无法徜徉在蓝天、绿意与雄伟的景色中。并不是我讨厌这样的环境，刚搬家时，我曾为如此美好的地点而感动，但喜悦不持久。经过半年，我便渐渐腻了。看到庭院开花，也不再有任何感觉，只想到要浇水很麻烦。总之，就是不晓得怎么和大自然相处。

人多半会一直受限于生长环境带给自己的意象。我出生的家位于大阪的老市区，狭小的土地上密密麻麻挤满小商店和市区工厂，不见绿意也没有泥土，但对我来说，那是个舒适自在的地方。

现下，我住在东京的中心附近，与大自然完全无缘。因为是公寓，没有庭院，到户外做个深呼吸，窜进肺里的都是车辆排放的废气。

话虽如此，这里却是大阪老家之外，我住得最自在的地方。年迈的双亲听闻此处杂乱无章，也说“这样很好”，为我高兴。

理想的环境　《朝日新闻》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到东京之后，我不断更换住所，以致被说是搬家成性。并不是我喜欢搬家，只是接二连三发生许多不得已的情况，但也因此达成我认识东京的目的。

这么一来，便常有人问“最适合工作的地点是哪里”。

个人的意见是，没有特别适合的地点。有些人会提出离图书馆近，或附近没有闹区等条件，这对我倒不成问题。根据过去的经验，在图书馆里查得到的资料有限，而闹区再远，想去的时候还是会去。

只不过，关于执笔环境，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工作室和住家分开绝对比较好，最理想的是像上班族一样，在固定时刻离家及返家，且最好别开车，换成搭电车或公车。

我曾经这样生活两年。现下回顾，那或许是灵感最丰富的时期，多半是“通勤”途中见到的人们与一些小事刺激了想像力。

很遗憾地，如今我的住处与工作室在同一个地方。没办法，只能先出门到附近走走，再以抵达工作室的心情进屋。若要说这分明是一般的散步，我也无可反驳。

当初的目的　《朝日新闻》一九九九年九月三十日

先前提过，我移居东京是为了写以东京为舞台的小说。实际上，拙作绝大部份的背景设定也是如此，且当然是选择居住过的土地与其周边环境。因希望尽可能让更多的读者接受，不设特定场所，若要特定一定选择东京，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想法。夸张一点，称之为信念也可以。

然而，最近我发表一部前半以大阪为舞台的小说。于是必然地，出场人物得说大阪腔。这是不得已之下所做的安排。

其实是这一部份的时代，原本设定在距今二十多年前，为了剧情发展，街道的描写必须极尽详实之能事。

不用说，当时我不住东京，而是大阪。采访曾待过东京的人也是一个办法，但终究无法实现这部作品想达到的效果。

我不愿牺牲作品的品质，只好将舞台定在大阪，但我也做好心理准备，多半只有关西人才能接纳，毕竟打从第一页就出现满口大阪腔的刑警。

可是，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看过的人毫无例外地表示，最初的舞台选在大阪是对的，且大阪腔不难懂。

此刻，听别人说这可能是你的代表作，心情不免有些复杂。

呣……　《达文西》二零零一年四月号

我几乎不曾找父母商量过，上高中、大学都是自己作主的，连决定工作也是先斩后奏。甚至，只要他们说出带有一丝建议意味的话，我就会生气，并刻意唱反调。例如找工作，母亲明言希望我留在大阪，我反而毅然离开。由于只要不是大阪哪里都好，除了东京，我还考虑过总公司在京都和横滨的公司，最后选的是位于爱知县的汽车相关公司。部份原因是我喜欢车，但“不愿顺从母亲的期望”也是主要考量。果然，母亲口出怨言，说“你不想照顾我们了是不是”，甚至流下泪，父亲则一语不发。我离家的那天，他照常弯着腰做雕金的工作。

我住的单身宿舍，外头打来的电话透过广播唤人去接的。若非真有甚么大事，大概不会想如此大费周章地找人吧。所以，宿舍虽然住了几百名员工，电话的使用次数却少得惊人。

想打电话出去时，就用公共电话。我会打给朋友和女友，但很少打回家。不得不联络家里时，也尽可能简短。即使如此，母亲仍会问东问西，我通常随便应付便挂断。父亲则不曾来接电话。

这样的我，进公司两年多后，却主动打给父亲。因为职场上发生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情，几经烦悔，我得出一个结论。之所以联系父亲，就是认为必须向他报告此一决定。

我对话筒另一头的父亲说：

“我要辞职。”

父亲想必相当吃惊，却没直接化为言语。他发出的第一声是“呣……”，那悠哉的语气让我如逢大赦。

一阵沉默后，父亲问：

“为甚么？”

于是，我一股脑地道出工作上牵扯及衍生的种种莫名其妙、不可理喻的事情。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向父亲谈起工作。

“我不是为了做这种事念大学的，也不是为了这种事进这家公司的，我已受够，我要辞职。”我接近歇斯底里地扬言。

听到一半便不再出声附和，只是默默倾听的父亲仍不发一语。正当我以为他会斥责无法吃苦的儿子时，话筒彼端又传来一声“呣……”，接着是一句：

“也好，重新出发就是，没啥大不了的。”

谢谢爸，我说。挂上电话后，我的心情舒畅许多。

其实，之后经过三年我才辞职，理由则截然不同。现下，我真的很庆幸当时没辞职。让我打消念头的，是父亲的一声“呣……”。至今我仍偶尔会想听听那声音。只要听到那声音，就觉得大多数的事情其实都没甚么大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