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你谈到张玉法，龙应台以专章写这个人：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我真不明白，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人，这么艰苦的离乡背井干什么？十四岁就反共吗？龙应台总该探索一下答案吧？可是她没有，只有一幅学生流亡图，这样子写书，太偷懒了吧？

□我想，以龙应台的程度，不偷懒也未必找得出答案。其实答案早在我的书里。我那本《李敖生死书》中公布当年当事人（当然不是张玉法）给我的信，提出当时“出山东记”带队的领导者，“可能是中统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有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以致要带八千个学生逃亡，用心是良苦的，但是，非常明显的，这种大队出走的行动，是可疑的。“一九四九”逃难时候，谈何容易，何况是八千人成队，从火车山洞摔下毙命，都在所不辞，对十四岁的小孩子说来，有必要吗？可是龙应台只有“现象”，没有“原因”，这是她写作的故技，只要你动容，不要你问为什么。八千人最后减少到五千人，千辛万苦，到了澎湖，自然引发了觊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事件发生了。龙应台写道：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

龙应台写到这里，照例“现象”毕陈，“原因”不见。她用感性的滥套、用不高明的中文，下了结论：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没有前因后果，这叫什么著作呢？“刺刀从军”，谁是元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