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生活太多动荡的缘故，我很不理喻地害怕为人送行。可是，近来偏偏不得已常常往返虹桥机场。一年前，送一个中学时的男同学去日本读书打工，登机前，他突然深情地对我说："二十年前我送你去北大荒，现在轮到你送我了。"半年前，送一个要好的女朋友去美国定居，她离婚后抱定宗旨不嫁中国男人。果然如愿以偿，新丈夫比她大二十岁，美籍华人，尽管骨子里还是中国人，但她很满足。据说，在美国东部西部都有他的工厂，别墅。但送她进"红色通道"时，她猛地紧紧拥抱我，啰嗦了一句，"我们都不是小姑娘了，别再相信爱情……"而轮到送弟弟的妻子去澳大利亚时，情景更难忘。弟媳刚挤进三十五岁的年限，女儿才两岁且因胯骨先天脱臼，刚手术，打了石膏的两条腿还固定在钢架上，自然不便抱去机场。离开家时，弟媳抱着女儿嚎啕大哭，女儿被感染着也哭，却只知道"妈妈上班班去"。可那是多遥远的"班班"啊！在迈进机场候机室的大玻璃门时，弟媳一把拽住行李车，毫不顾忌地放声大哭，"我不去了，不去了！"她的哭声充满委屈、迷茫和一片深深的恐惧。我立刻扭头，不敢看她，泪水也酸酸地涌满了眼眶。将近半年，她瘦小的身影如同一股子旋风不知疲倦地奔忙：要上班，要抱女儿看病，要外出教钢琴，要一周五次地赶英语补习课，还要四处借钱，还要为能顺利地办签证。办护照托人。送礼，而所有的奔忙只为一个目的：出国！但真的要飞去那个陌生的国度时，她却犟犟地凝固在候机室的玻璃门外了……

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机场前的小广场比白天还热闹还沸腾，各式各样的车排得挤挤的，在车的间隙，如潮如流的人群喧喧嚷嚷。我故意站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被推来揉去，想身临其境地体会一下这股"出国潮"的力量。在我身后，有个小伙子长得英俊，敞着牛仔服，很港派地露出拴在腰里的钱包，而在他怀里正搂紧一个裹着襁褓熟睡的婴儿。我跟上他，在快走近候机室的玻璃门时，他用力一低头，脸埋进襁褓，宽宽的肩一耸一耸地抽动……玻璃门长长的一排，明净清亮，突然，我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驮在一个男子的肩膀上，小手张开在玻璃门上，泪流满面地喃喃，"妈妈，你别走呀，别走呀！……"那男子的背直挺挺的，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塑。

我的心在抖。我知道，小女孩的哭喊，无法阻拦母亲迫不得已的选择，如同二十年前的母亲们在火车站月台上难舍难别的哭泣，也不能挽留儿女们被风卷残云般地抛入一种命运。说起来，二十年前的下乡是"革命"，二十年后的出国是"扒分"，但无论怎么说，二十年前后这一个个送行的场面，摄留在心底，多么耐人寻味啊！

在一片混乱与拥挤中，我弟弟的妻子被裹挟着不知不觉进了那扇凭护照才能出入的玻璃门，她流着泪和汗向我们挥手，很吃力地独自推着堆得几乎和她一般高的行李车，脚步滞滞的，涩涩的。出门时，她套进五条裤、六件羊毛衫，为减轻行李的分量。幸亏她长得瘦小，还不显臃肿。而两只大箱子里的衣物，日用品，不厌其烦地一件件称过，怕超重罚款。她终于不见了。我们心焦地等在玻璃门外，但愿她手续办得顺利。不断有人传出话来，说磅秤坏了，所有的行李可直接由传送带捎上机舱。我们侥幸地松了口气，因为无论怎么精简，那两只大箱子还是塞得沉甸甸的。离起飞时间不多了，广场上送别的人渐渐稀少。我们叫来一辆"出租"正准备开拔，只听得一声尖利又惊慌的哭喊声："小东，小东。"我们不约而同地回头，见弟媳跌跌撞撞地奔来，"要罚……一千二百……硬说超了……二十八公斤……不让进……只剩我自己了……"她泣不成声，"我不去了，已经借了四五万……"

我们大家立刻凑钱，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宽慰她。既然四五万都借了，怎么也得豁出这一千二百元。

再送她进那扇玻璃门，大家都沉默着。我已觉得两条腿像枝条在风中不停地抖。在我印象中，我弟弟的妻子活泼、能干、要强，从来没见她这样不知所措地哭过。她十五岁去安徽插队，还自动报名参加讲师团去西藏工作两年。结婚后好不容易在浦东分到一室一厅的房子，好不容易拿下两张文凭，好不容易在三十二岁时生下女儿，好不容易在工作之余还找了份教钢琴的差事，可以挣点钱添补家用。一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却远远地去了澳大利亚……

一架飞机冲出跑道，机场寂静的空气被震荡了。我仰起头，望着漆黑的夜空，只感到四周那震荡的气流把我的心也深深地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