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兄：你好！

上次给你的信中，我曾经把“白水门”称之为一个克林顿夫妇的陈年旧账，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和“旅行门”、“档案门”等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它不是一个竞选中或者克林顿的总统任期中的一个事件，而是在二十年前，当克林顿和希拉里还是新婚的年轻夫妇，刚刚着手规划和建立他们小家庭前景的时候，曾经卷入的一场以亏本告终的投资买卖。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件家庭旧事，而且，是二十年前的家庭旧事。但是，它却成了克林顿执政期间最大的梦魇。

“白水”是一个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区的名称，它位于阿肯色州，那是克林顿的故乡。希拉里是北方人，正是由于在耶鲁大学和克林顿的一场恋爱，才使得希拉里来到这里定居。一般来说，北方城市的年轻人是不太愿意在南方这样落后的一个小州落下脚来的。

克林顿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小两口成家之后，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打出一个天下来。好在，这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又已经在学业上打下了基础。凭他们两人的本事，要在司法界找个工作，然后一步步往上走，逐渐成为一个殷实人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正因为他们能力极强，又年轻而充满自信，所以，他们还在不断寻找一条更好的道路，更快地富有起来，也做出更大的业绩。在美国，因为各种机会很多，所以任何一对聪明的年轻人都有可能产生同样的梦想。

他们好像尝试过各种办法，例如，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年，1978年，希拉里曾经以一千美元开户，投资农产品交易，在她第二年关闭这个账户的时候，她已经挣下了十万美元。在美国交易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这样的高利润几乎是罕见的。

在克林顿当上总统之后，希拉里的这段贸易经历也被别人细细查过，但是也并没有查出什么名堂来。人们对于希拉里的质疑也是情有可原。因为就在同一年，克林顿已经以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成功当选了这个南方小州的州长。所以人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怀疑这钱和权是不是有点什么关系。我倒只是很奇怪希拉里急流勇退的决断力，换了我的话，一定不舍得撂下这么好的高产田，立即抽身离去。

也在这一年，1978年，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多年好友麦克道格夫妇合伙，向银行贷款了二十万美元，投资“白水”房地产开发。在美国购买房地产一般都是向银行贷款的，但是，一般也都需要自己支付一笔起码的头款。他们付了两万美元的头款，只是他们向贷出二十万美元的那家银行隐瞒了一点，就是他们所支付的头款，也是向另一个银行借来的。在这个“白水”投资中，他们两家的投资并不是对等的，克林顿一家占的份额要小得多。

之后，这个“白水”房地产开发始终不成功，而且克林顿夫妇的“白水”投资，在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个投资以及相关联的一些问题质疑。在那年大选之后，克林顿夫妇在宣誓就任总统之前，就把他们在“白水”房地产业中的利益，以一千美元的代价转让给了麦克道格。从此，与“白水”投资切断关系，从中脱身出来。顺便说一下，美国法律对于联邦政府官员的个人经济活动有严格的规定，你不能一边做总统或国会议员，一边业余“玩玩”股票。当上总统或国会议员以前，有钱尽管买股票，一旦给选上了，走马上任以前，请先把手上的股票出空。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记得在克林顿四年前当选为总统的时候，“白水”还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而，很快它就突然“升格”，成为众所周知的“白水门”，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白宫顾问福斯特在1993年7月的突然自杀密切相关。因为，当时“白水”投资已经开始接受调查，而与克林顿夫妇关系密切的福斯特，也是调查中的一个重要证人和知情者。福斯特确实死得很不是时候，他一死，即使本来没事，也让人顿生疑窦。

那么，“白水门”是不是就真的没什么事呢？似乎也不能断然下结论。如果克林顿夫妇现在还只是一对小律师，当然，谁也不会对这样小小的一个投资案感兴趣，可是，克林顿现在成了总统，那么，他是否曾经违法，哪怕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看来，克林顿在多年前一定没有预想到，自己竟有这么大的政治前程，否则，他不会为了这一点可能的经济利益，留下一大堆麻烦。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投资案会叫人轻易不敢下结论呢？原因是围绕在克林顿的“白水”投资周围的人，一个个被发现了问题。

“白水门”的调查开始以后，国会的参院调查委员会独立检察官和联邦大陪审团，对克林顿的生意合伙人起诉的阿肯色州小石城法院，以及新闻界的记者们，几条线索就同时展开追踪了。克林顿夫妇立即进入了穷于应付的窘境。这个状态几乎持续伴随着克林顿第一任的四年生涯。我有时候想，做美国总统可非得心理素质很好才行。否则，一面对付一大堆官司，一面还要维持正常的内政外交，还指望着做出像样的政绩争取连任，还有繁重的竞选任务，天晓得他是怎么顾得过来的。

因为，美国总统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首脑不同，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管事的行政主管。有一些国家，他们对于国家首脑，有更多的国家象征和礼仪方面的要求，而并不让他担任繁重的管理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设一个类似总理这样的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的人，才是真正的行政主管。

在美国则不同，也许是因为美国人比较务实，好像放一个象征国家的首脑在那里，就觉得浪费了似的。所以，美国是没有类似总理的职务的，总统全给包揽了。我以前一直以为美国的国务卿就是总理，后来才发现这是张冠李戴了，如果要套用的话，美国的国务卿应该说是相当于外交部长的职位，除了外交，别的他是不管的。

所以，克林顿总统就这么内外交困地艰难走了四年。说他艰难真不算是形容过分，在“白水门”的调查中，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希拉里都曾经被要求作为证人作证。希拉里甚至在美国历史上首创了第一夫人被联邦大陪审团传到法庭作证的记录。

在这些平行的调查机构中，最先得出明确结论来的，是位于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法院。严格地说，这是针对克林顿夫妇的前合伙人，而不是针对克林顿的。法院起诉的对象是现在已经离婚的麦克道格夫妇，和在克林顿离开阿肯色州就任总统之后、他的继任州长塔克，他和麦克道格夫妇一样，也曾经是克林顿的合伙人。

这三个人的宣判是在今年这个大选年的五月底。在这次的宣判中，詹姆斯·麦克道格的十九项控罪中有十八项被判罪名成立。他的前妻苏珊·麦克道格四项控罪全部被判罪名成立。而现任的阿肯色州州长塔克，在七项指控中被判两项罪名成立。在宣判之后，这位州长就被迫宣布辞职了。

这三个人的主要罪名，是被控共谋在1986年以欺诈手段获得一项由联邦担保的三十万美元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白水”房地产开发。

州长塔克本来面临十年监禁和五十万美元的罚款，最终，由于塔克身患重病，正在等待肝移植，因而被从轻判处四年的监守行为，赔偿近三十万美元的本金及利息给政府的小型企业管理局，外加两万五千美元的罚款。另外，法官针对塔克身为州长，知法犯法的情况，还例外地下令塔克必须向阿肯色州的中学生演讲，谈论价值观等有关主题。这也是美国地方法院判决的一个特色。

在判决中，除了法律条文规定的处罚，地方法官还有权力下一些类似的小小惩罚命令，以至于搞出一些审判花絮来。我记得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地方法官，在依法判处了一个小偷之后，居然下令允许那个受害者到小偷家中，随意拿一件东西。法官宣称，这是为了让小偷也体会一下心爱的东西被人拿走的心情。

苏珊·麦克道格被判两年徒刑，三年监守行为和赔偿政府合计约六十万美元的本息。在法庭上，已经离婚的苏珊·麦克道格曾含泪向法官求情，说她嫁给年长十五岁的詹姆斯·麦克道格以后，事事对丈夫言听计从，包括被控罪的行为也是如此。而法官似乎并不为所动，他说，本庭决定让她与社会隔绝一段时间，让她有机会好好反省。

“白水案”中的苏珊·麦克道格

她在审理期间特别引人注意的，就是她宣称拒绝与检方合作，拒绝交代任何案情。同时在调查克林顿的联邦法庭传她去作证，并要求她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回答有关克林顿的问题时，她当庭拒绝。因此，被一名联邦法官判“藐视法庭罪”。所以，在正式判刑之前，她已经为“藐视法庭罪”开始坐牢了。

这三个“白水案”被告中，唯一给人留下悬念的，就是苏珊的前夫詹姆斯·麦克道格。苏珊曾经企图把自己的责任也统统推到他的头上，虽说此举并未成功，但是，实际上，他自己的被认定的高达十八项的控罪，已经够他喝一壶的了。因为，他自己的那些罪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高可判八十六年徒刑。还不包括还款和罚款。

詹姆斯·麦克道格听上去确实不像一个正经商人。他曾经买了一家储蓄信贷公司，在他搞的一次“虚假交易”中，使得这家公司倒闭，为此联邦政府动用了六千万美元的公款来清理他的债务。然而，这一次，只有他没有被立即判刑。

当然，人们感到留有“悬念”的，并不是他的刑期和罚款数额，而是他没有被立即确定刑期的原因。他的缓判时间很长，一直要延续到今年的总统大选以后。尽管法官并没有宣布缓判理由，但是大概连你都猜到了，詹姆斯·麦克道格要“将功赎罪”，以交代换取减刑了。这给竞选中的克林顿，又增加一份负担。

实际上，在这三名“白水案”被告被判有罪之前，已经有一名银行家海尔对两项有关“白水案”的重罪指控认罪。同时，他还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宣誓作证说，当时的州长克林顿曾经向他施加压力，让他做出不适当贷款，并且还明确要求他在交易中不要提到克林顿的名字。海尔是第一个在誓言之下对克林顿做出不利证词的人。现在，眼看着詹姆斯·麦克道格就将成为第二个了。

克林顿对一切针对他的证词都断然否认。当然，不论有多少这样的证词，最后，法庭还是必须最严格地依照证据，由大陪审团判定能否起诉，以及由陪审团判定是否罪名成立。因为一旦站在法庭上，克林顿就成了一个普通公民，他享有宪法赋予被告的一切权利，要定下罪来，也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尤其是对于以“指证”换取“宽大”的证人，通常他们的证词受到更为谨慎的对待，因为他们显然有动机不良的可能。

对于这样的证人，一个最大的约束还是“伪证罪”的威慑力。你也早已熟悉了，誓言之下的伪证，在这里是一项重罪。所以，以证词交换减刑的同时，就是伪证加重罪行。

不管怎么说，在三名被告被陪审团宣布罪名成立的那一天，消息传到华盛顿，克林顿还是感到黯然神伤。他在白宫对记者们说：“对我来说，今天的事情是一件私人事件。我为他们觉得非常难过。”这些人都是克林顿多年的老朋友了。

克林顿这样的态度，在美国是很正常的。哪怕是政治对手，也不会因为克林顿这样的表态而指责他与罪犯“划不清界限”。因为在这里大家都理解，每个人都存在的这样一种私人感情，对于家庭，对于朋友，对于自己熟悉的人，在发生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会有一种难言的遗憾和难过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克林顿在这个时候仅仅表现出对罪犯的“义愤填膺”，反倒会使所有的人感到意外。

当然，克林顿总统的感觉实际上一定更为复杂。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案子”里。在审判之中，克林顿还曾应被告苏珊在法庭提出的要求，向法庭提供证词，以协助被告洗清自己的罪名，可是没有成功。现在他们的判决结果出来，对克林顿还是很不利。按理说，每一个人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是他们的问题，并不说明克林顿就一定也有问题。白宫在小石城的法庭宣判当天，就立即发表简短声明，表示克林顿与此案所控罪行“毫无关系”。

可是，今年是大选年。如果克林顿本身的调查还没有结束，而他身边有关的人已经一一被判有罪。你让选民们怎么想？选举可不是法庭判决，不需要当场就拿出什么确凿证据来。选举只是反映了选民当时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判定。这也就是选举叫竞选者伤透脑筋的地方。

今年五月底出现的这场审判，一定使克林顿感到紧张。因为距离大选已经不到半年了。可是，不久之后的六月中旬，国会参议院的“白水案”专案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我觉得是在一定意义上扳回了一些影响。

在持续了十三个月的调查之后，国会参议院终于正式结束了对“白水门”的调查。我之所以说，国会参议院的调查报告对于克林顿的竞选，会产生比较正面的意义，并不是说调查报告显示了克林顿夫妇的清白，而是因为，在这个历时弥久的调查结束时，人们居然得到了结论完全相反的两份报告。

国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是由十名共和党人和八名民主党人组成的，调查自始至终，他们一直有相当大的意见分歧。

希拉里为“白水门”出庭作证。在法院门口的媒体都将焦点放在了这位第一夫人的身上

从一开始白宫顾问福斯特自杀后，就有人指认说看到希拉里的机要秘书，从福斯特的办公室拿走文件，但被当事人否认。这时，分属两党的调查委员，就分别倾向于两种不同的说法。此后，不断有这一类的情况出现。

又例如，希拉里曾经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与已经定罪的麦克道格那个问题百出的储蓄信贷公司，有一段业务往来。而且，也是由于希拉里，才发生了这样的关系。但是调查所需要的有关账册却一直找不到，直到去年年底，这些账册才突然在白宫的一个私人房间被找到。于是，共和党的调查委员深信第一夫人阴谋重重，而民主党的调查委员还是倾向于相信希拉里的说法：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一发现就交出来了，可见其老老实实对待调查。也正是为了这些账册的神秘失踪和神秘出现，当时在平行听取调查听证的司法分支发出了传票，希拉里才首创了美国第一夫人被传到大陪审团前作证的纪录。

最终的参院调查报告，共和党调查委员所提供的结论断定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一再妨碍司法。这份报告长达八百多页，里面当然提出了大量证据和疑点。然而，民主党调查委员提出的报告，又运用了相反的证据，得出完全相反的结果，他们的报告也长达四百多页。

这些报告在这里都是可以公开查阅的，可是，你也一定想象得到，除了专家学者及有关人员，一般的民众也就是在报纸上看一个大概介绍了。他们不可能去细细分析比较两者，找出哪一个更为可信。

所以，当他们拿着这张报纸，看到出来了两个不同调查报告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他们谁也不信。他们只会相信一点，就是调查至今，并没有确确凿凿使人信服的证据。这一点判断我想还是对的。

在这里，一切证据都是公开的。虽然，普通人一般不会去细细研究所有的证据和报告。但是，事实上，自有一大群专业记者、学者、作家等等，在那里悉心研究。没有一件真正说明问题的证据会漏过这些人的眼睛。一旦有了确凿证据，每一个人都会从报纸上看到它。如果有了这样指向一个定论的证据，那么，没有一个政党的议员会愚蠢到为了表达“党性”，不顾自己在选民面前的形象去否定这个证据的。

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就是，作为和当任总统同为一党的调查委员，当然有袒护的动机，作为对手党也明显有鸡蛋里挑骨头的企图。但是，这都是有限的。因为，他们本身的议员位置来自于选民的选票。他们必须在选民面前交代得过去。毫无前提的“党性”在这里是普遍受到谴责的。可是现在，国会掌握的证据还不能指向一个定论。那么，自然给双方都带来了发挥的空间。这样一个局面对克林顿显然有利，白宫的法律顾问马上就发表谈话，说：“如果经过四年的时间，你还不能证明一个人做错了事情，这说明你根本就证明不了什么事情。”

在“白水门”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个作家出了一本叫做《血腥游戏》的书。在这本书里，围绕着“白水案”，他非常生动地详述了克林顿夫妇在阿肯色州的生意和政治活动。里面的资料相当翔实，对克林顿的“杀伤力”也相当大。著名的《时代》周刊还以很大的篇幅予以介绍。克林顿对此也毫无办法。在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他无权干预出版。在这里，不要说历史名人，当朝名人也是照写不误。可是看得多了，读者也有自己的看法，并不会“见书则信”。

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的四年期间，以“内幕”为名出版的书已有好几本，有的“内幕”不仅作者是“圈内人”，内容也很有“爆炸性”，可是，或多或少给人一种哗众取宠的感觉。相比之下，《血腥游戏》的作者给人一种写严肃读物的感觉，这也是他的书有可能会产生“杀伤力”的原因。克林顿管不了这样的书出版，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可以自己也写。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第一任期内，百忙之中也还是坚持出了一本书。可是，并没有人因为克林顿是总统，就对他的书特别青睐。不管作者是谁，书就是书。一出来就是进入市场，遵从市场规律。克林顿的书结果卖得不好，最后出版社只好削价处理。

在此期间，希拉里也在报上开了一个“谈心”的专栏，时不时地为克林顿和自己做一些辩护，包括为“白水案”辩护，在读者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看上去倒是一种公平的处理方法。在公众论坛上，不承认权力和权威。不论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对别人的言论喜欢与否，你不能阻止别人说什么，你只有权也参与争论。

到大选开始的时候，对于“白水案”还在调查的，就只剩独立检察官所率领的一班人马了，为“白水案”组成的联邦大陪审团也依然存在。你可以看到，如果总统这一级出现什么疑问的话，这种各个分支的平行独立调查是非常难以对付的。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白水案”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和克林顿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虽然还没有拿出结果来，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又查出了被称为“新白水案”的“案中案”。在这个案子中，小石城的两名银行家被控共谋欺诈。他们不当地输送银行资金到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竞选账户，并且挪用银行资金，补偿他们在支持克林顿竞选州长时的政治捐款。这两名银行家在经济上曾经有力地支持了当年克林顿在阿肯色竞选州长。克林顿出任州长之后，他们一个被任命为州公路厅长，另一个为州银行理事。

在这个“新白水案”中，克林顿总统最亲信的白宫顾问林希，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宣布列为“不予起诉的共谋者”。在克林顿竞选州长的时候，林希曾一直为他执管财务。在这个案子中，克林顿也再一次被迫为辩方作证，但是仍然没有证据说明克林顿涉案其中。这就是大选前有关“白水门”的局面，人们只看到与此有关的人都被一个个卷了进去，但是，克林顿依然“幸存”。这一回，人们又一次眼看着克林顿险险地擦身而过，看着都叫人捏一把冷汗。

就在这几个大事件相互缠绕、克林顿艰难地挣扎其中的时候，他还有一个私人诉讼。虽然这个诉讼与权力无关，也没有被称之为“某某门”，可是，这样一个私人诉讼也几乎要毁了克林顿。这场诉讼不仅使克林顿面对选民十分尴尬，还使克林顿面临巨大的个人财务困境。而且，在围绕克林顿的诸多案件中，还只有这场官司真的走进了最高法院。这场诉讼就是前阿肯色州的州政府女秘书琼斯，控告克林顿性骚扰的民事诉讼。

这个案子是在两年前的1994年提出的，她指控克林顿在1991年任州长期间，曾在一个旅馆里对她“强行求欢”，因而要求七十万美元的损害赔偿。对于这样的案子，民众的反应一般都是将信将疑的。而且，更容易让人产生怀疑的，反而是原告的一方。这倒不是因为歧视妇女，而是因为此类案子的经济诉求，总让人疑心这是来“敲竹杠”的。

这样一个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只要当事人一口否认就可以解决了呢？那肯定不是的。在美国，这样的案子尽管不是都发生在名人身上，但是，类似的诉讼还是很多的。当然，此类案子由于它的私密性，确实不容易轻易下结论，但是还是有不少搜集证据证词和判断的方法。

琼斯的诉状看来并不是很简单就可以打发的。因为，如果她一点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法庭根本就不会受理。在遇到这个官司之后，克林顿由于不能动用公款为自己的纯私人性质的案子请律师，因此，不仅在应付官司纠缠上伤透脑筋，在筹措打官司的经费上，也一筹莫展。他请了最好的名律师，每小时的费用高达四百七十五美元。这样，他很快就用尽了家庭积蓄，开始欠债。甚至建立了一个“支持辩护基金会”，开始寻求捐款，当然，每一笔捐款限在一个不大的数额上，以防违规。总统向民众募捐，以应付性骚扰官司，这本身就够狼狈的了。

问题是官司一打两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看上去好像越来越难对付了。让原告撤诉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再拖下去，就是在大选的节骨眼上总统上法庭应诉了。这一类的官司，不论青红皂白结果如何，自有它特别难堪的地方。总统不仅要回答律师提出的任何问题，在必要的时候，还必须接受身体特征检查。这对一个当任总统来说，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事情。可是，怎么避免呢？总统管的是行政分支，司法是独立的。克林顿既管不了小小民女要上法庭告状，也管不了法院要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办下去。

结果，眼看着选期近了，性骚扰案的审理也逼近了。于是克林顿向法院提出辩驳，他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可以绝对不应诉。克林顿只是指出由于总统职位的特殊负担，要求将一切诉讼程序延后，直至他的总统期满再出来应诉。

一开始，地方法院裁决，审判前的查证工作照常进行，这个查证意味着律师可以向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证人取得证词。但是在总统任职期间，不应被迫接受审判。这个裁决，对克林顿已经不算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还是必须在任期内接受查证。然而，在案子到达上诉法院的时候，地方法院的裁决被推翻，结果对克林顿更为不利。

上诉法院认为，克林顿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总统，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行为不受控告的特别保护。一位参与裁决的上诉法院法官说，我们从公认的真理来看，宪法并没有创设一位君主。相反，总统就像所有的其他政府官员一样，对于我们所有社会成员适用的法律，也同样使他受到管辖。

克林顿万般无奈，只能进一步告到最高法院。他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是由他的私人律师提出来的。但是，不同一般的是，它附有由司法部副部长戴斯写的一份支持上诉的辩护状。在上诉书中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过法院下令让一个现任总统作为被告而受制于他个人行为造成的民事案件。上诉书强调克林顿并没有要求免除责任，他只是基于他的职位负担而要求搁置。因为“总统是不下班的，任何大量占据他的时间的事情，必然会使他履行宪法所赋予责任的能力受损”。

对于总统受到民事诉讼是否要出来应诉，最高法院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判例。那也是发生在尼克松任期内，但是，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尼克松所受到的民事诉讼是基于他在职务中的官方行为。最高法院当时的裁决是，总统绝对豁免于指控其官方行动的民事诉讼。

这一判决还是很有道理的。判决豁免依据的理由并不是总统没有时间出来应诉。它所依据的理由是，如果总统因为他的官方行动、他的职务决策而使某人感觉受到伤害，就要使总统去应付一场民事官司，甚至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总统在决策和工作的时候势必会瞻前顾后，也就无法正常履行他的职责了。可是，这条判决显然和克林顿面临的这场官司不是一码事儿。

所以，美国最高法院又面临了一个新的裁决。对于一个总统在他出任总统之前的私人行为所引出的民事起诉，是否应该让他出来应诉。最高法院在今年六月底宣布，这项裁决最快也要1997年的年初才能完成。听到这个消息，克林顿一定松了一口气。这样，至少避免了他在大选期间接受预审或者审判。

如果克林顿今年没有选上，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他卸下任来，可以一心一意去对付他的民事官司。如果克林顿在今年赢得大选，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克林顿虽然想尽办法拖延此案，终于躲过了他的第一个任期。可是如果连任，那么，躲过了“初一”之后，还有一个“十五”等在后头。他能不能躲过这个“十五”呢？

克林顿所提出的延迟诉讼的最大理由，就是总统公务繁忙，如果应诉势必影响他管理国家大事。这个理由在我看来已经非常充足了。私人民事诉讼和国家大事，在我的眼里，这当然是两个不能等量齐观的概念。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这样的思考逻辑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了。但是美国人很少持同样看法的。

在一项后来举行的民意测验中，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诉讼不应该被拖延到总统卸任之后。美国人想到总统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也是一个公民。同时，他们会考虑，克林顿即使作为总统，他也无权侵犯他人的公民权利。

从报纸电台不难看出舆论倾向，美国人说，如果克林顿连任总统，并且审理真的要拖延的话，那么，一场民事诉讼就要被拖至八年之久。在这八年之中，证据有可能消失，证人的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甚至证人都有可能死去。这显然损害了原告的公民权利。

克林顿大概也对自己提出的理由，感觉拿出去不一定管用。所以，他的律师给他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主意。于是，在克林顿的律师给法院提出的辩护书里，援引了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案”，在这个法案里，规定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缠绕。这个法案和克林顿有什么关系呢？这里，先要弄清楚美国总统和军队的关系。

提到美国军队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我不能不想到第一支美国军队的诞生，想到它的将领们，以及在这个国家诞生的时候，美国人对于军队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华盛顿将军

当1776年的《独立宣言》诞生，当时做出“独立”决定的“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授予了华盛顿，以使得“独立”的梦想能够得以实现。我以前就提到过，这场美国革命其实质是一场推翻原有政府的“造反”，因此，和世界上任何一场“造反”一样，军队成了最关键的力量。

可是，当时的美国还属子虚乌有。美国政府还只是一个概念，这个“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一兵一卒。所谓军权只是组织军队的权力，并没有一支现成的军队可供其指挥。因此，华盛顿受命之后，确实历经艰难困苦，是从无到有创建了一支军队，并且历经八年之后，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使得美国从一纸《独立宣言》走出来，真正成为一个国家。

这时候，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况一样，建国者们必须对于军队有一份他们的思考。当时，华盛顿作为军队统帅，和国会进行了多次有关战后军队问题的交涉。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他们都同意一点，就是军队是为了美国独立而建立的。现在，战争结束了，美国独立了，军队也可以解散了。唯一的问题是，还欠着战士们军饷，伤员得不到抚恤。华盛顿需要一笔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刚刚诞生的美国没有钱。

这时，在美国威望最高的就是华盛顿了。建国伊始，他利用他的威望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平静地解散这支军队。经过与国会的再三交涉，他确信国会实在没有钱可供他遣散他的将士的时候，他能够做的，就是以他个人在八年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全部信誉和威望，站在战士们面前，告诉他们，国会并没有恶意，可是美国没有钱。这个国家希望大家就这样回家，“做个好公民”。于是，这些第一代美国人，听从了他们所崇敬的统帅的最后一个命令，两手空空回家了。

华盛顿在解散了部队之后，把自己的军中行装也托运回故乡。接着，他又骑马赶往纽约州，监督着最后一批英国军队离开已经独立了的美国。这时，华盛顿为他手下的军官们在酒店安排了一个告别仪式，这是他们与跟随已久的司令官华盛顿的最后一次聚会。华盛顿很快就和大家一样感情激动，他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干杯和拥抱。然后，华盛顿就走了。

华盛顿解散军队

他知道，在回到他的故乡弗农庄园去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必须完成，那就是，他要把人民授予他的军权，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国会。虽然，当他接受这个军权的时候，这支军队只存在于一张纸上。而今天，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民众向这位九死一生的大陆军队总司令欢呼，表达他们的敬意。

这个交出军权的仪式，是和华盛顿同为弗吉尼亚人的托马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来设计的。他们两人尽管在后来对于联邦和州各自权力的强弱处理，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始终保持很深的友谊。华盛顿和杰弗逊，是美国建国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人。美国人总说，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弗逊是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是由杰弗逊起草的。

在两百年前，人人都清楚地看到，没有华盛顿的浴血奋战就没有美国的诞生。两百年以后的今天，美国人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没有杰弗逊的思考，也同样不会有美国的存在。

杰弗逊之所以在法国，是因为英国同意美国独立的签字仪式是在巴黎举行的。杰弗逊是代表美国在巴黎与英国签下和约的三名代表之一。签字结束之后，他匆匆地留下了另外两名代表，一个人赶回美国，并且亲自设计了他的好朋友华盛顿将军向国会交出军权的仪式。之所以这个仪式对杰弗逊来说显得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对于杰弗逊和其他建国者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仪式，这是象征了刚刚诞生的美国对于军队和政府关系的慎重思考和定义。

杰弗逊设计了这样一个仪式。华盛顿将军将走进“国会大厦”。在国会议员们的对面他可以有一个座位。当议长向大家做出介绍时，华盛顿将站起来，“以鞠躬礼表示国家的武装力量对文官政府的服从”。而国会议员们“只需要手触帽檐还礼，而不必鞠躬”。然后，华盛顿将军将以简短讲话交出军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接受军权。

结果，整个仪式完全按照这个设计进行。

只是，那时的美国根本没有什么国会大厦，只是借了一个市议会厅举行。当时的议长恰巧曾经是华盛顿的军中部下，但这时他早已脱下军装入选议会，并且担任了议长。

在今天的美国国会大厦里，就悬挂着一张表现这一历史时刻的巨幅油画，画面上历史伟人济济一堂，那是美国人民的开国大典。在油画下面，有一张小小的说明。上面记载了华盛顿和议长的简短讲话。

华盛顿将军在交出军权的时候，他只说了几句话：“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

议长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据历史记载，整个仪式虽然简短，却令所有在场的人感动不已。当华盛顿将军发表简短讲话时，每一个人的眼里都充满了泪水。

这一历史时刻就这样定格在美国国会大厦悬挂的巨幅油画里。这一刻对美国非常重要。它确定了美国的政府和军队的关系，也反映了美国建国者们对于枪与政权的关系的思考。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打下江山的新国家，可是在最初的一刻，他们就理解，这个国家是绝不能用武力来管理的，因为这个国家是美国人民的。战争结束了，枪必须交还给人民。我有时候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包括华盛顿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不论是出于智慧，还是出于理性，他们对于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远远地超越了对于一个英雄的尊重。

华盛顿的家

仪式一结束，华盛顿就回家了。沿着波托马克河，回到他的家。那是一幢极为简单的二层楼房。如今这房子是属于一个民间非营利组织的，这个组织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使之保持原先的模样。如果你今天去坐在华盛顿屋前的平台上，你几乎依然可以看到两百年前华盛顿所看到的风景。举目望去，直至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仍然看不到一点现代生活的痕迹。波托马克河，就像两百年以前在华盛顿面前一样地流淌。直到现在，也很少有船只经过。这是一个可以和自然对话，可以和历史对话的地方。

就是坐在那个平台上，我忽然想到，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各个州的力量相当强，意见也不统一，而中央政府又非常弱，他们难道就没有考虑过，“谁能够真正地控制整个美国的局面”这样一个问题吗？也就是许多国家在推举领袖时所首先考虑的“谁能镇得住”的问题。我想，所有的人都很清楚，华盛顿以战功建立起来的威望是唯一有可能“镇住”美国的人，是唯一有可能引导美国人趋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迅速强大起来的人。

但是，第一代的美国创建者们，显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想法。尽管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充足的准备去建立一个联邦政府，可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基本概念。既然他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只要是一些代表了当时各个地方人民利益的人，他们聚到一起达成的协议，包括许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在这一个阶段的存在方式和管理方式，尽管这里有着许许多多缺点，可是，这是大家自己的协议。

这样一个看上去并不理想的管理方式，容忍了很多的缺陷，却更顺应了历史道路的自然发展所需要的时间。因此，这个国家也就从来没有在强有力手腕的推动下，去试图勉强超越历史的经历。

这种基本态度，使得美国在以后制定宪法和建立政府的时候，永远避免了期待和寻找一名“伟人”的心态，也使得美国再也没有产生过由强权形成的张力。当几年之后，他们开始制宪，开始建立政府，开始需要一个总统的时候，他们基于这种最初的概念，才会发生这样的考虑。就是在第一个总统诞生之前，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寻找一个伟人，试图赋予他足够的强权，以便控制住美国的局面。相反的，他们考虑如何推选一个称职的管理者，同时限制他的权力，使得总统和政府都无法干涉人民的生活，使得自由自在的美国人依然自由如故。因此，美国和所有的国家一样不乏伟人，但是这里的伟人没有一个与强权有关。

也是由于在这个概念之下，当这个总统上任的时候，在美国，没有一个人，包括总统本人，会试图去强调这是一个高瞻远瞩、英明决断的伟人。美国的民众也习惯于对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总统和他的同僚们，至多想证明的是，他们会比别人犯更少的错误，更忠于职守。至于美国民众，他们指望的是推举一个人出来管理公众事务，从没想过要弄一个人出来“镇住”大家。如果他们发现总统有这个倾向的话，他们反而会感到自由受到威胁，会请他下台。这已经成为美国总统与人民之间非常自然的默契了。这也就是美国的“宪法文化”。

在这个概念下诞生的国家，是最不担心总统突然发生意外的。美国总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美国人。在这个概念下的总统职位，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于是，美国人发现，十全十美的总统，几乎找不到，也根本用不着。但是，可以基本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实际上很多很多，随时随地都找得出来。

那么，总统和军队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在美国建国以后近一百年里，都没有什么常规军。就是在发生南北战争的时候，南北双方的军队，都是临时聚集起来的平民，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兵。战争一结束，他们和独立战争中的士兵一样，不论胜负都立即解甲归田了。美国真正开始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支颇具规模的像像样样的常规军，还是“二战”以后的事情。

但是武装力量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东西，在很多国家都是值得时时提防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发生在建国时的这样一个仪式，使得美国人一开始就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达成共识，把武装力量定位于人民手中防御外敌的一种工具，而不是统治人民管理国家的一种工具。军队完全服从于政府文官系统。这个认识就在两百年前的华盛顿向国会行鞠躬礼的时候，得到了大家的确认。之后，美国人也是依靠制度来保证这样一个定位。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国内事务，动用军队于国内治安是非法的，所以在美国电影上只有治安警察领着本地民兵带着自家的枪来对付抢匪黑帮。虽然五角大楼里全是军人，但是这个军队系统和政府的行政系统之间有着一个中间人，他既是军队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军队能够得到政府的指挥，他又是五角大楼与政界之间的绝缘墙，以确保军人留在五角大楼之内而不越界。这个中间人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英语中，他准确的职务是总统的国防秘书。非常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没有军职的文官。

美国的军界非常稳定，美国的军人是绝对不参政的。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担心军队会成为一个政治变量。这个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军队与党派活动的隔离。既然武装力量是服从于政府的，这个制度也确保军队与美国的各个政党毫无关系。所以，尽管美国由不同的政党推出候选人来竞选总统，总统四年一选，如走马灯一般，却与军队的稳定毫不相干。政府行政分支的变动完全在军人系统之外。军人系统内部则有他们自己的升迁规律，有他们自己的行为规则，有他们自己的荣誉感和价值观。

在宪法中，美国总统是三军总指挥，代表着美国政府的执行机构，为这个国家执掌军队。他就是通过他的文官系统的国防秘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美国国防部长，和军队保持这样的一点联系，实际上，总统是从不干预军队的具体操作的。他只是有权下令向国外派出军队。例如应联合国要求派出维持和平部队这样的命令，都是由总统发出的。但是，对于军队的权力，总统同样是受到限制和监督的。

军队不得用于对内，这是已经有一百年之久的法律明文规定。同时，只有国会，才具有正式对外宣战的权力。就是总统的军队外派权，也在美国吸取了越战的教训之后，更严格地加以限制了。在军队外派之前，一般都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

现在，我们再回到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要求援引1940年的《军人救济法》以延缓他的性骚扰官司。该法所规定的是，现役军人可以暂免民事官司的缠绕。那么，克林顿给大家提出的问题就是，总统是现役军人吗？

克林顿之所以会这样提出，显然是依据宪法所规定的“总统是合众国陆海军的总司令”这一条。克林顿的律师确实非常想为他钻这个空子。其原因首先是，克林顿试图推迟他的民事官司的其他理由，看上去都岌岌可危，很难站住脚，而他又必须暂时从这个官司里逃脱。其次，假如这条理由居然侥幸成功抵挡过去，那么至少在他总统任期之内，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再为如何摆脱纠缠而苦恼了。因为，如果这一条成立，就是一条法律断定，谁也没法再上来找什么麻烦。

仅仅从宪法的那句话上，我们好像看不出否定克林顿这个推断的理由。既然他是三军总司令，那么，士兵们既然都是军人，推出个司令也是军人的结果，好像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看了我前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军队关系的介绍，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推断。

美国总统是三军总司令，只是意味着军队对于文官系统的服从，他似乎应该像他的国防秘书，即国防部长一样，仅仅是一个文官。然而，三军总司令按理说又是一个军职，因此，总统完全可能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军人，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军人身份的司令。实际上，这也是美国人解决军队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安排。

这样的问题，你已经知道了，是属于宪法解释的范围，也就是属于最高法院的权力范围。总统是否想把自己解释成“现役军人”是没有用的。最终，也只有最高法院能够给出一个定论：理论上的军人算不算在《军人救济法》所指的“现役军人”的范围之内。

尽管结论要等到最高法院明年年初再做出决定。但是，平心而论，克林顿的律师给他出的这个主意实在不怎么样。克林顿提出的这条理由一公开，立即舆论大哗。也使他在越战期间出国读书以躲避兵役的旧事又被重提。大选当前，共和党立即在电视上打出广告，嘲笑克林顿如何当年“逃服兵役”，今朝“假冒军人”。保守派的电台“谈论节目”也立即对克林顿发出猛烈攻击。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过，对于克林顿的那段经历，由于越战的复杂性，而变得不是那么是非清楚。“逃兵役”的行为已经和反越战的概念混为一谈，除了竞选时的对手党，人们已经不想再去细细剥离和推敲，而宁愿忘记这件事情。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对克林顿没有什么非议的人，也承认，克林顿当初躲避越战兵役和今天要以“现役军人”躲避性骚扰诉讼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确实看上去特别“难堪”。

我只是想，也许，有时候，当克林顿偶尔想到华盛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自己真是够没出息的。

写了不少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困扰，那么，在重重困扰之下，克林顿怎么竞选连任呢？下一封信中再谈吧。

祝好！

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