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先生去年关于“基金黑幕”的谈话和今年初对股市泡沫的批评，引出五位经济学家联合在媒体上激烈的反弹。连同由“庄股跳水”引发的大跌市，形成了蛇年新春一桩广受关注的热点新闻。

这次争论在我国经济学界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不仅在于大众传媒广泛介入、官民雅俗普遍关心，而且更在于：这次争论有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化背景。用我的话说，它不是“分不分家”之争，而是典型的“如何分家”之争。

过去我国思想界的争论多基于“左”与“右”、“改革”与“保守”、“渐进”与“激进”的歧异，在经济学领域则是对市场自由和国家统制之间各种程度的偏好之争。然而，这次争论的双方我们却很难用上述逻辑来评价。指责吴先生的五位学者固然都摆出一副“捍卫市场经济”的姿态，娴熟地运用几十年来我们很熟习的“主流—支流”分析法来为股市这个“婴儿”做保姆。而吴先生也在国内外久有“吴市场”的盛名，他不仅不是计划经济的辩护者，也不是（就我对其著作的理解而言）对市场持保留态度的凯恩斯主义者，我甚至没有听到他批评所谓“激进市场改革”——尽管即便市场化的拥护者中如今这种“渐进派的批评”也很时髦。他对市场经济改革，包括对产权改革、对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的支持，可以说并不亚于他这次面对的批评者。

然而在同样赞成市场经济、而且也很难说谁更“激进”的双方之间何以会发生这种尖锐分歧、甚至国外的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这经济学两大“主义”之争也很少以这种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其实说怪也不怪，笔者曾以生活中的常识说明这一点：一个危机中的大家庭不太可能为是否分家的争论而打架，却很可能为分家不公而打架或打官司。东欧转轨成功的典型如波兰，挫折的典型如俄罗斯，据说都搞了“休克疗法”，不仅谈不上分不分家之别，就连分得多少快慢之别也难说，那悬殊的结果不就是公正与否造成的吗？我国以平分土地为起点的农村改革，和很大程度上具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色彩的某些国企改革，成效之别不也明摆着吗？其实，在转轨时期“如何分家”之争比分不分家之争更尖锐，这本是人之常情、史之常事。

过去方向相反的另一次“转轨经济学论战”很能给人以启示：

20世纪20年代，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轨”的苏联曾经产生过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等名著，这些著作的论证重点都不是计划经济如何优越，要不要（与如今的“分家”相反）“归大家”，而是讲的如何“归大家”之问题，布哈林的“无产阶级超经济强制”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都是直奔这个主题的。后来苏联发生了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转轨经济学论战：布哈林（这时他已放弃了“超经济强制”主张）的“和平长入”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论。布哈林主张相对公平地对待农民，以经济利益吸引他们自愿“归大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则主张把农民当成“殖民地”而“剥削”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计划经济本身，两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分歧，布哈林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他甚至始终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可以存在货币和工资，更不承认“价值规律还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不是“共产狂”，他甚至不主张搞农业集体化！可见在计划经济本身的问题上，布哈林并非更“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非更“左”，他们对计划经济本身认识的分歧比“古典自由”和“凯恩斯”对市场经济本身认识的分歧还要小，但当时那场“转轨经济学论战”的实质意义与尖锐程度绝不亚于今日，原因就在于转轨经济学本身并不突出要不要“分家”（或者要不要“归大家”）的问题，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家”（或“归大家”）。在已经建成了计划经济的时代，“市场社会主义”与教条社会主义的区别很重要，正如在已经存在着市场经济的地方，凯恩斯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很重要一样，但在转轨进程中，这两种区别并不是那么重要的。无论“分家”（“归大家”也一样）是分到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五十，都有一个分得是否公平的问题，这才是公众最关注的。布哈林后来因为他对农民的同情付出了家破人亡的惨重代价，后人怀念他，不少人尊他为当代改革的理论先驱。其实如上所述，他的理论还是很正统的，未见得与“市场社会主义”有多少关系。他得罪于当道，与其说是因为其理论，不如说是因为其良心。（有一本写布哈林等人的名著，就叫《革命的良心》）而斯大林在那场“转轨经济学”之争中本来是赞成布哈林的，后来他在利用布哈林击败普氏所属的“左翼反对派”后接着便收拾了布哈林，并以比普氏严酷得多的方式“解决”了农民问题。“既然割下了脑袋，就不必怜惜头发了”，对他的这一名言，说什么左啊右啊的已经毫无必要。显然，主张市场经济但谴责“基金黑幕”，与主张计划经济但反对虐待农民一样并不需要涉及太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它们出自人的良心！

学者也是人，当然要讲良心。不过只有良心是成不了学者的。学者还要讲“可行性”。不过有些事情的“可行”与否，似乎也不是非常深奥。我们搞改革图什么？无非是图更多的公平、更高的效率，同时在追求这二者的过程中又希望尽可能保持社会稳定。那就让我们从公正“分家”走向公平竞争吧！公平竞争出效率，公正“分家”保和谐，这不也是常识么？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公平的“分家”可以形成“亲兄弟，明算账”的局面，不仅保持了和谐，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即提高效率。相反，“分家”不公不但可能导致“兄弟”反目成仇，引起严重冲突，那不明不白的资产也很难进入“明算帐”的理性交易程序，从而加大交易成本，造成效率损失。前者一举而三得，后者一误而三失，何者“可行”何者否，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吗？由此观之，是坚持公正而揭露“黑幕”还是捂住“黑幕”任意“圈钱”更有利于保护股市这个“婴儿”，不也很清楚吗？如今很多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其实也简单。只要心中有良知，脑中有常识，有些问题其实不难弄清楚。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是不能光凭良心与常识就能解决的，这就体现了学问的重要。至少在人文领域，我们需要在良心与常识的基础上发展学问，如果破坏了这一基础，那“学问”至少就有些可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