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时候，有“君子儒”，也有“小人儒”。我们先说“小人儒”的生活是怎样的。

《墨子非儒》篇有一段描写当时的儒：

夫（夫即彼）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法居（毕流据《孔子世家》。解浩居为傲倔），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避）之。是若人气，我鼠藏，而我羊视，贲就起（资即奔字）。君子笑之，怒日，“散人焉知良儒！”

夫（彼）（孙冶让校，此处疑脱“春乞”四字），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 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D矣。国人之家解（财）

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日，“此衣食之端也！”

这虽然是一个反儒的宗派说的话，却也有儒家自己的旁证。《荀子·儒效》篇说：

逢衣浅（《韩诗外传》作博）带，解果其冠（杨惊注引《说苑》淳于完述“邻圃之词田，祝曰，蟹螺者宜禾，汗邪者百车。”“蟹螺盖高地也，今冠盖亦比之。”），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浮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 …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排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使辟，举（王念孙云：举读为相与之与）其上客，伦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 ——是俗儒者也。

用战国晚期苟卿的话来比较墨子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在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之间，已有这种俗儒，大概就是孔子说的“小人儒”。

从这种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生活有几个要点：第～，他们是很贫穷的，往往“陷于饥寒，危于冻馁”；这是因为他们不务农，不作务，是一种不耕而食的寄生阶级。第二，他们颇受人轻视与嘲笑，因为他们的衣食须靠别人供给；然而他们自己倒还有一种倔傲的遗风，“立命，缓贫，而高浩居”，虽然贫穷，还不肯抛弃他们的寄食——甚至于乞食——的生活。第三，他们也有他们的职业，那是一种宗教的职业：他们熟悉礼乐，人家有丧祭大事，都得请教他们。因为人们必须请他们治丧相礼，所以他们虽然贫穷，却有相当崇高的社会地位。骂他们的可以说他们 “因人之野以为尊”；他们自己却可以说是靠他们的知识做“衣食之端”。第四，他们自己是实行“久丧”之制的，而他们最重要的谋生技能是替人家“治丧”。他们正是那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这是儒的本业。

从这种“小人儒”的生活里，我们更可以明白“儒”的古义：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其实一切儒，无论君子儒与小人儒，品格尽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样的。他们都靠他们的礼教的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在那殷周民族杂居已六七百年，文化的隔离已渐渐混灭的时期，他们不仅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

《左传》昭公七年记益值子自恨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 《左传》又说，孟嘎子将死时，遗命要他的两个儿子何忌与说去跟着孔子“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的职业是一个教师，他说：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

束修是十凝脯，是一种最薄的礼物。《擅弓》有“古之大夫，束修之问不出竞” 的话，可证束修是赠礼。孔子有“博学”“知礼”的名誉，又有“学而不厌，海人不倦”的精神，放相传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这就是他的职业了。

孔子也很注重丧祭之礼， 他作中都宰时， 曾定制用四寸之棺，五寸之停（见《檀引有若的话）。他承认三年之丧为“天下之通丧”，又建立三年之丧的理论，说这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十七）。这都可表示他是殷民族的宗教的辩护者，正是“儒”的本色。《檀引记他临死之前七日，对他的弟子子贡说：

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检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两摄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看他的口气，他不但自己；陆死还自认是殷人，并且还有“天下宗予”的教主思想。（看下章）

他和他的大弟子的生活，都是靠授徒与相礼两种职业。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檀引说：

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君子以为沽也。（《七经考文》弓怕本足利本，有 “君子”二字，他本皆无。）

“沽”是寒贱之意。当时周民族已与殷民族杂居了六百年，同化的程度已很深了，所以鲁国的大夫土族也传染到了注重丧礼的风气。有大丧的人家，孝子是应该 “昏迷不复自知礼”了，所以必须有专家相导，这正是儒的“衣食之端”。杜桥之母之丧，竟不用“相”，就被当时的“君子”认为寒怆了。

孔子为人相丧礼，见于《檀引：（参看下文第六章引《曾子问》，记孔子“从老路幼葬”）

国昭子之母死，问于子张口：“葬及墓，男子妇人安位？”子张日：“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

据《檀引，司徒敬子是卫国大夫。孔子在卫国，还为人相丧礼，我们可以推想他在鲁国也常有为人家相丧礼的事。（适按，伪书《家语》也采孔子相司徒敬子之丧的故事。）

《檀弓》说：

孔子之故人口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籽。原壤登木日：“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

狸首之斑然，

执女手之卷然。

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己手？”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

这一个不守礼法的朋友好像不很欢迎孔二先生的帮忙；但他顾念故人，还要去帮他治停。

他的弟子为人家相礼，《擅引记载最多。上文引的国昭子家的母丧，即是子张为相。《擅弓》说：

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子游摈，由左。

摈即是相。又说：

子蒲卒，哭者呼“灭／子皋日，“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这似是因为子皋相礼，所以他纠正主人之失。《擅引又记：

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翼，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施，夏也。

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诸幕丹质，蚁结于四隅，殷士也。

按《土丧礼》的《既夕礼》，饰枢，设披，都用“商祝”为之。可见公西赤与公明仪为“志”，乃是执行《全丧礼》所说的“商祝”的职务（郑玄注，“志谓章识”。当参考机夕礼》，可见郑注不确）。从此点上，可以推知当时的“儒”不但是“殷士”，其实又都是“商祝”。《墨子·非儒》篇写那些儒者靠为人治丧为衣食之端，此点必须和《檀引与《士丧礼风既夕礼》合并起来看，我们方才可以明白。《土丧礼》与《既夕礼》（即性丧礼》的下篇）使我们知道当时的丧礼须用“祝”，其职务最繁重。杜丧礼》二篇中明说用“商祝”凡十次，用“夏祝”凡五次，泛称 “祝”凡二十二次。旧注以为泛称“祝’话都是“周祝”，其说甚无根据。细考此两篇，绝无用周祝之处；其泛称“祝”之处，有一处确指“夏祝”（“祝受巾巾之”），有两处确指“商祝”（“祝又受来，奠于贝北”；又下篇“祝降，与夏祝交于阶下”）。其他不明说夏与商之处，大概都是指“商祝”，因为此种土丧礼虽然偶有杂用复周礼俗之处，其根本的礼节仍是殷礼，放相礼的祝人当然以殷人为主。明白了当时丧礼里“商祝”的重要，我们才可以明白《擅弓》所记丧家的“相”，不仅是宾来吊时的“摈者”以士丧礼》另有“摈者”），也不仅是指导礼节的顾问。其实还有那最繁重的“祝”的职务。因为这种职务最繁重，所以那些儒者可以靠此为“衣食之端”。

在《檀弓》里．我们已可以看见当孔子的大弟子的时代，丧礼已有了不少的争论。

一、小敛之奠，子游日，“于东方。”曾子曰，“于西方。”

二、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经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子游出，经而反哭。子夏日，“闻之也欣？”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经。”

三、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杨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B，‘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杨裘而吊也！”主人叫、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给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四、曾子吊于负夏，主人既祖，填池（郑注，填池当为奠彻，声之误也），推担而反之，降妇人而后行礼。从者日，‘人与、’曾子曰，“夫祖者记也。

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从者又问诸子游曰，“礼与？”子游曰，“饭于境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昨，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故丧事有进而无退。”

五、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日，“其大功平？”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于夏回，“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分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我们读了这些争论，真不能不起“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的感想。我们同时又感觉这种仪节上的斤斤计较， 颇不像孔子的学风。 孔子自己是能了解 “礼之本”的，他曾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成。（“易”字旧说纷纷，朱子根据《孟子》“易其田畴”一句，训易为治，谓“节文司熟。）

《论语》的记者似乎没有完全了解这两句话，所以文字不大清楚。但一位心粗胆大的子路却听懂了，他说：

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和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故不足而利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歌有余也。（植引 这才是孔子答林放问的“礼之本”。还有一位“堂堂乎”的子张也听懂了，他说：

士见危受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十九）

“祭思敬，丧思哀”，也就是“礼之本”。我们看孔子对子路说：‘嘴寂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停，称其财，斯之谓礼”（《擅引；同书里，孔子答子游问丧具，与此节同意）；又看他在卫国时，遇！日馆人之丧，“一哀而出涕”，就“脱验而碑之”，——这都可见他老人家是能见其大的，不是拘泥仪文小节的。最可玩味的是《擅弓》记的这一件故事：

孔子在卫（也是一个段文化的中心），有送葬者，而夫子现之，曰，“善哉！足以为法矣。 ……其往也如慕， 其反也如疑。”子贡日，“岂若速反而虞乎？” （既葬，“迎精而反，日中祭之于殡宫，以安之”为虞祭。）子曰，“小子识之，我未之能行也。”

孔子叹赏那人的态度，而他的弟子只能计较仪节的形式。所以他那些大弟子，都是“习于礼者”，只能在那些达官富人的丧事里，指手画脚的评量礼节，较量袭裘与揭裘的得失，辩论小敛之奠应在东方或在西方。《檀弓》所记，已够使人厌倦，使人失望，使人感觉孔子的门风真是及身而绝了！

我们读了这种记载，可以想像那些儒者的背景。孔子和这班大弟子本来都是殷儒商祝，孔子只是那个职业里出来的一个有远见的领袖，而他的弟子仍多是那个治丧相礼的职业中人，他们是不能完全跳出那种“因人之野以为尊”的风气之外的。孔子尽管教训他们：

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

但“君子”“小人”的界限是很难划分的。他们既须靠治丧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如齐国国昭子之母之丧，他问子张：

丧及墓，男子妇人安位？

子张说：

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

可是主人不赞成这个办法，他说：

喀， 毋曰我丧也斯沾。 （此句郑直读：“嚏，毋！日我丧也斯沾。”说回： “晴，不睛之声。毋者，禁止之辞。斯，尽也。沾凌日砚，砚，视也。国昭子自谓齐之大家，有事人尽视之。”陈摊丛郑说。郝敬与姚际恒读“我丧也斯泊尔专之” 为一句，释“沾尔”为沾沾尔，见杭大宗《续礼记集说》。我不能赞成旧说，改拟如此读法。他好像是说：“喷，别叫人说咱家的丧事那么贫样！”沾当是“沽”的小误。《擅弓》说：“杜桥之母之丧，宫中无相，君子以为沽也。

”）尔专之。宾为宾焉，主为主焉。妇人从男子，皆西乡。

主人要那么办，“夫子”的大帽子也压不住，那位“堂堂乎张也”也就没有法子，只好依着他去做了。其实这班大儒自己也实在有招人轻侮之道。相引又记着一件很有趣的故事：

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闺人为君在，弗内也。曾子与子贡入于其厩而修客焉。子贡先入，闻人曰，“乡者已告矣。”曾子后入，闻人辟之。涉内溜，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尽饰之道，斯其行者远矣。”

季孙为当时鲁国的最有权力的人，他的母丧真可说是“大丧”了。这两位大儒巴巴的赶来，不料因国君在内，闺人不让他们送去，他们就进季孙的马厩里去修容；子贡修饰好了，还瞒不过间人，不得进去；曾子装饰得更好，闺人不敢拦他，居然混进去了。里面的国君与大夫，看见此时有吊客进来，料想必是尊客，都起来致敬，国君还降一等揖客。谁想这不过是两位改装的儒者赶来帮主人治丧相礼的呵！我们看了这种圣门的记载，再回想《墨子非儒》篇描实的“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富人有丧，乃大说喜”的情形，我们真不能不感觉到“君子儒” 与“小人儒” 的区别是很微细的了！以先进》篇“赤尔何如”一段，赤所谓 “端章甫，愿为小相焉”，也是“相礼”之一例。《乡党》篇有“君君使嫔”一章，也是相礼之一例。适之，一九五三，十，七）

以上记“儒”的生活，我们只用那些我们认为最可信的史料。有意毁谤儒者，而描写不近情理的材料，《庄子》记“大儒以诗礼发家”的文字，我们不愿意引用。如果还有人觉得我在上文描写“儒”的生活有点近于有心毁谤孔门圣贤，那么，我只好请他平心静气想想孔子自己说他的生活：

出则事公卿， 入则事父兄； 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九）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儒”的生活的概略。纵酒是殷民族的恶习惯（参看前章引《酒语卜段，）《论语》里写孔子“不为酒困”“唯酒无量，不及乱”，还可见酗酒在当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丧事木敢不勉”，是“儒”的职业生活。 “出则事公卿”，也是那个不学稼圃的寄生阶级的一方面。

四

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土，他们在很困难的政治状态之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他们的来学弟子，已有周鲁公族的子弟了（如盘剥、何忌，南宫适）；向他们问礼的，不但有各国的权臣，还有齐鲁卫的国君了。

这才是那个广义的“儒”。儒是一个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他的宗教职务。《论语》记孔子的生活，有一条说：

乡人体，“孔子”朝服而立于昨阶。

排是赶鬼的仪式。《檀弓》说：

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胆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毋乃不可与？”“然则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房，巷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平？”

县子见于《擅弓》凡六次，有一次他批评子游道：“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 这可见县子大概也是孔子的一个大弟子（《史记·什尼弟子传》有县成，字子棋。《檀的称县子琐）。天久不雨，国君也得请教于儒者。这可见当时的儒者是各种方面的教师与顾问。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 国君求雨， 他们也都有事，——他们真得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了。《论语》记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对他的弟子说：

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论语》又记：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欢？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因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日，“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平哉？不多也。”

儒的职业需要博学多能，故广义的“儒’为术士的通称。

但这个广义的，来源甚古的“儒”，怎样变成了孔门学者的私名呢？这固然是孔子个人的伟大成绩，其中也有很重要的历史的原因。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

这个历史运动是殷遗民的民族运动。殷商亡国之后，在那几百年中，人数是众多的，潜势力是很广大的，文化是继续存在的。但政治的势力都全在战胜的民族的手里，殷民族的政治中心只有一个包围在“诸姬”的重围里的宋国。宋国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我们看那前八世纪宋国～位三朝佐命的正考父的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这是何等的柔逊谦卑！宋国所以能久存，也许是靠这种相传的柔道。周室东迁以后，东方多事，宋国渐渐抬头。到了前七世纪的中叶， 齐桓公死后， 齐国大乱，宋襄公邀诸侯的兵伐齐，纳齐孝公。这一件事成功（前六四二）之后，宋襄公就有了政治的大欲望，他想继承齐桓公之后作中国的盟主。他把胜子、婴齐捉了；又叫胡人把鄙子捉了，用哪子来祭次难之社，“欲以属东夷”。用人祭社，似是殷商旧俗。《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营，取郸，献俘，始用人于是社。”这样恢复一个野蛮的旧俗，都有取悦于民众的意思。宋襄公眼光注射在东方的殷商！日土，所以要恢复一个殷商宗教的陋俗来巴结东方民众。那时东方无霸国，无人与家争长；他所虑者只有南方的楚国。果然，在盂之会，楚人捉了来襄公去，后来又放了他。他还不觉悟，还想立武功，定霸业。湖之战（前六三八），楚人大败宋兵，宋襄公伤股，几乎做了第二次的俘虏。当流之战之前， 大司马固谏（大司马是公子目夷，即予鱼。“固”是形容“谏”字的副词。杜预误解“固”为公利、固，校记·宋世家》作予鱼谏，不误）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杜预误读“弗可。赦也已。”此五字当作一句读。子鱼先反对襄公争盟。到了将战，他却主张给楚兵一个痛快的打击，故下文力主趁楚师未既济时去之。丁声树先生说“弗”字乃“不之”二字之合。此句所含“乏’字，正指敌人。既要做中兴殷商的大事，这回不可放过敌人了。）

这里忽然提出复兴殷商的大问题来，可见宋襄公的野心正是一个复兴民族的运动。不幸他的“妇人之仁”使他错过机会；大败之后，他还要替自己辩护，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亡国之余”，这也可见殷商后人不忘亡国的惨痛。三百年后，宋君假自立为宋王，东败齐房败楚，两败魏，也是这点亡国遗憾的死灰复燃，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运动。但不久也失败了。殷商民族的政治的复兴，终于无望了。

但在那殷商民族亡国后的几百年中，他们好像始终保存着民族复兴的梦想，渐渐养成了一个“救世圣人”的预言，这种预言是亡国民族里常有的，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希伯来（犹太）民族的“弥赛亚”（Messiah）降生救世的悬记，后来弓I 起了耶稣领导的大运动。这种悬记（佛书中所谓“悬记”，即预言）本来只是悬想一个未来的民族英雄起来领导那久受亡国苦痛的民众，做到那复兴民族的大事业。但年代久了，政治复兴的梦想终没有影子，于是这种预言渐渐变换了内容，政治复兴的色彩渐渐变淡了，宗教或文化复兴的意味渐渐加浓了。犹太民族的“弥赛亚” 原来是一个复兴英雄，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世的教主，这是一变；一个狭义的，民族的中兴领袖，后来却变成了一个救度全人类的大圣人，这一变更远大了。我们现在观察股民族亡国后的历史，似乎他们也曾有过一个民族英雄复兴殷商的悬记，也曾有过一个圣人复起的预言。

我们试撇开一切旧说，来重读《商颂》的《直鸟》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光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精是承。

邦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破四海，四海来假。

来仅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此诗旧说以为是积高宗的诗。但旧说总无法解释诗中的“武了孙子”。也不能解释那“武丁孙子”的“武王”。郑玄解作“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朱衰说：‘武王，汤号，而其后世亦以自称也。言武了孙子，今袭汤号者，其武无所不胜。”这是谁呢？段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我看此诗乃是一种预言：先述那“正域彼四方” 的武汤，次预言一个‘警域彼四海”的“武了孙子——武王”。“大精”旧说有二：《韩诗》说穆为“大祭”，郑玄训箱为“黍稷”，都是臆说（朱骏声机文通训定声》误邮商硕·烈祖》有“大精是承”，训黍稷；又“会马”有“大精是承”，《韩诗》训为大祭。其实《烈祖》无此句）。我以为“穆”字乃是“醋”字，即是“艰”字。艰字括文作岭， 字损为精。 惆书·大话》，“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 “大艰”即是大难，这个未来的“武王”能无所不胜，能用“十乘”的薄弱武力，而承担“大艰”；能从千里的邦较而开国于四海。这就是殷民族悬想的中兴英雄。（郑玄释“十乘”为“二王后，八州之大国”，每国一乘，故为十乘！）

但世代久了，这个无所不胜的“武王”始终没有出现，宋襄公中兴殷商的梦是吹破的了。 于是这个民族英雄的预言渐渐变成了一种救世圣人的预言。 《左传》（昭公七年）记益债子将死时名其大夫日：

吾闯将有达者，日孔丘，圣人之后也，而死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位戴武宣，三个兹益共人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好。循墙而走，亦莫敢余海。淳于是，盟于是，以潮余口。”其共也如是。藏孙韩有言日：“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令其将在孔丘乎？

孟僖子死在阳公二十四年（纪元前五一八），其时孔子已是三十四岁了。如果这种记载是可信的，那就可见鲁国的统治阶级那时已注意到孔子的声望，并且注意到他的家世；说他是“圣人之后”，并且说他是“圣人之后”的“达者”。（适按，《论语》十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于日，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二…”此可以解释“达者”“达人”的普通意象。据博子引臧孙给的话，臧孙给自己也是当时人称为“圣人”的，《左传》（襄公二十二年）说：

臧武伸雨过御叔，御叔在其色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臧孙给去国出奔时，孔子只有两岁。他说的“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八”，当然不是为孔丘说的，不过是一种泛论。但他这话也许是受了当时鲁国的殷民族中一种期待圣人出世的预言的暗示。这自然只是我的一个猜想；但孟债子说，“吾闻特有达者日孔丘”，这句话的涵义是说：“我听外间传说，将要有一位达人起来，叫做孔丘。”这可见他听见了外间民众纷纷说到这个殷商后裔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或圣人；这种传说当然与臧孙统的预言无关，但看益倍子的口气，好像民间已有把那个三十多岁的孔丘认做符合某种悬记的话，所以他想到那位不容于各国的圣人臧孙艳的悬记，说，“令其将在孔丘乎广这就是说：这个预言要应在孔丘身上了。这就是说：民间已传说这个孔丘是一位将兴的达者了，臧孙艳也有过这样的话，现在要应验了。

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那多数的东方股民族之中，早已有一个“将有达者”的大预言。在这个预言的流行空气里，鲁国“圣人”臧孙终也就有一种“圣人之后必有达者”的预言。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民间预言的形式大概是说：“殷商亡国后五百年，有个大圣人出来。”我们试读《孟子》，就可以知道“五百年”不是我的瞎说。孟子在他离开齐国最不得意的时候，对他的弟子充虞说：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大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分之世，舍我其谁也？（松孙丑》下）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乃是古来一句流行的预言，所以孟子很诧异这个“五百年”的预言何以至今还不灵验。但他始终深信这句五百年的悬记。所以《孟子》最后一章又说：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芳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平尔，则亦无有乎尔！（《尽心》下）

这样的低徊追忆木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五五一），上距殷武度的灭亡，已有五百多年。大概这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由来已久，所以宋襄公（秋之战在前六三八）正当殷亡后的第五世纪，他那复兴殷商的野心也正是那个预言之下的产儿。到了孔子出世的时代，那预言的五百年之期已过了几十年，殷民族的渴望正在最高度。这时期，忽然殷未公孙的一个嫡系里出来了一个聪明睿智的少年，起于贫贱的环境里，而贫贱压不住他；生于“野合”的父母，甚至于他少年时还不知道其父的坟墓，然而他的多才多艺，使他居然战胜了一个当然很不好受的少年处境，使人们居然忘了他的出身，使他的乡人异口同声的赞叹他：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这样一个人，正因为他的出身特别激贱，所以人们特别惊异他的天才与学力之高，特别追想到他的先世遗泽的长久而伟大。所以当他少年时代，他已是民间人望所归了；民间已隐隐的，纷纷的传说：“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 港至于鲁国的贵族权臣也在背后议论道：‘任人之后，必有达者，今其将在孔丘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