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布坎南查看了一下熟悉的场景。这件事在华盛顿非常典型：在市区一家宾馆举行政治筹款。多筋的冷鸡肉，便宜的酒水，精力充沛的谈话，可观的赌注，微妙的草约，自我常常是不可能的。参加者要么富有或关系广泛，要么是那些低收入的政界职员，他们白天长时间疯狂工作，夜里为得到奖励被迫卖尽力气为这些事工作。财政部长一般和某些政界要人一起参加。自从他和一个一见到实习生到来就展示胸沟的著名好莱坞女演员勾搭上后，财政部长更是抢手，而不像平常做现金保管员那样了。然后，在最后，他接到了更好的邀请在另一个场合讲话，在没完没了的“哪里的政治更好？”的游戏中常常就是如此。一个下属被派去代替他出席，一个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在乎的笨拙而紧张的人。

那场合是另一种机会，可以观看和被观看，可以查看政治统治集团中的某个小集团里变化无常的复杂程序。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坐下就餐。他们只是留下支票，然后那支票便到了另一个资金筹措者那里。人们穿梭于大厅，就像是源源不断的泉水，或者像是未包扎的伤口，就看一个人怎么看待它。

多年来布坎南参加过多少这样的活动？在他代表大商行开展狂乱的重要筹资活动期间，布坎南常常要几个星期不停地参加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和各种各样的晚会。由于疲劳，他有时出现在错误的场合——本应参加南达科他州众议员的晚宴，他却去了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的招待会。在接管世界穷人的事宜之后，他就没有这类问题了，仅仅因为他现在没有钱给议员们。然而，布坎南非常清楚，如果政治筹资上有一个自明之理的话，那就是钱永远都不够。那就意味着总是有兜售影响的机会。总是有。

他从费城回来后，便开始了没有费思的日子。

他见了五六个不同的国会议员和他们管理着大量事务的工作人员，并确定了将来的约会。工作人员非常重要，尤其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拨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议员们来来往往。而工作人员好像永远呆在那里；他们对问题和程序了如指掌。

而且丹尼知道，你决不愿意为躲开那些工作人员而让一位议员感到吃惊。你可能会成功一次，但在那之后，你就完蛋了，因为那些助手们会把你拒之门外作为报复。

接着是晚些时候的午餐，那里有一个费思原来照看的客户。布坎南只好为她的缺席找了个借口，而且他做这事时带着平常的沉着和幽默。

“抱歉，您今天用第二套方案，”他告诉客户，“但我会尽力不让事情搞得太糟。”

虽然没有必要费力支撑费思良好的声誉，但是布坎南还是给客户详细描述了费思如何亲自用系着红色宽丝带的礼品盒向所有三百三十五位国会议员分发详细选票数据的故事，这些数据显示美国公众全力支持为世界上所有儿童进行全球性接种牛痘筹资。她常常在礼品里放些简介材料和边远地区儿童接种前后的照片。有时照片是丹尼和她最重要的武器。然后她打电话，一连三十六个小时列举这里和海外的支持，并同几个较大的国际救济组织一起到三个大陆，做为期两周使人筋疲力尽的展示报告，说明如何完成此项事业，这项事业是如何重要。结果是：在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支持一项研究，以确定这种努力的可行性。现在专家们将获得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砍伐几片森林的树木用于研究所损耗(当然，也证明咨询费是可观的)的堆积成山的纸张，但却不能保证一个孩子会接种一剂疫苗。

“肯定地说，这是个小小的成功，但仍须努力。”布坎南告诉客户，“当费思追求什么的时候，给她让开路。”

布坎南清楚，那个客户已经了解了费思这一点。也许他再说一遍是在给自己打气。去年他对她过分严厉了，严厉得很。他担心她会陷入他的桑希尔梦魇中，就把她赶跑了。好吧，他似乎已经成功地把她赶到了联邦调查局的怀抱中。我抱歉，费思。

午餐后，又回到了国会山，在那里布坎南吃了一把抗酸药，等待着一系列的议员投票。他的名片已送进了会场，请求一些议员能够腾出时间。他们走出电梯时，他会强留他们长谈。

“免除外债非常重要，参议员。”他单独地告诉七八个议员，他们和过分保护他们的随行人员匆匆走过。

“他们在债务偿还方面比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花费还要多，”布坎南常常申明，“当人口的年死亡率为百分之十时，一纸有说服力的收支平衡表有什么用处？他们会得到巨额贷款，却没有剩下一个他妈的人去使用它。我们在这里撒播财富吧。”只有一个人更善于推销这种呼吁，但是费思不在这里。

“对，对，丹尼，我们会回来的。给我寄些材料来。”就像是晚上要闭合的花瓣，随行人员会紧密地围绕在议员周围，丹尼只好像蜜蜂一样离开去寻觅其它的花蜜。

国会复杂得就像一个存在于海洋里的生态系统。丹尼周旋于走廊时，看着四周纷乱的活动。真是名副其实，政党组织秘书们到处呼吁议员们跟着政党路线走。在政党组织秘书会议室里，布坎南知道打电话的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个目标。

工作人员在走廊里穿梭，寻找那些比他们更重要的人们。三五成群的人们挤在宽敞大厅的角落里，表情严肃而萎靡不振地讨论着重要的事情。男男女女拥进拥挤的电梯，希望捕捉到宝贵的几秒钟和急需他们支持的议员在一起。议员们相互谈论着，为将来的协议打下基础，为达成的一致意见再进行确认。一切都混乱而有序，人们结成对子又分开，就像机器人的手臂环抱着生产线上的金属块。在这里按下电钮，就会通到下一处。丹尼想，他的工作就像生孩子一样令人疲惫；而且他发誓这比花样跳伞更令人激动。这人已不能自拔了。如果不干，他会想念的。

“给我回音吗？”是他对每个议员助手的典型的结束语。

“当然，肯定的。”会是每个助手典型的回答。

当然，他从未等到过回信儿。但他们会收到他的来信。一次又一既直到他们收到为止。你只是把霰弹枪的子弹射出去，希望一发打中什么东西。

接下来，布坎南花了几分钟时间同他“精心选择”的一个人在一起，切磋布坎南想在一项立案报告修正案中所插入的一句话。几乎没有人阅读报告中的语言，然而就是在那单调的细节中完成了重要的行动。这样，这种语言将让国际发展局的管理者确切地认识到被基本法案认可的专款是如何开支的。

布坎南用冗长华丽的辞藻在大脑中将他的名单核查之后做上了记号，再继续寻找另一些议员。经过多年的实践，布坎南轻而易举地穿梭于参众两院的办公大楼，这些迷宫似的办公大楼有时连国会山的老手也会迷路。他耗费同样多的时间的惟一一个另外的地方是国会山本身。他的眼睛扫视左右，熟悉每一个他见过的人，工作人员或其他说客，飞速地算计着某个特定的人是否能够帮助这项事业。当你同议员们进入会议室或在大厅里碰到他们时，你最好准备好要滔滔不绝地讲话，边走边谈。他们很忙，常常很烦，同时考虑着五百件事情。

幸运的是，布坎南有本事把最复杂的事情概括成一个句子，他这种天赋具有传奇色彩；被各种怀有特殊兴趣的人们包围的议员们绝对要求你具备这种技巧。他可以热情地推销他客户的主张。所有这一切两分钟内搞定，走在摁挤的走廊里，或挤在电梯里，或者，如果他幸运的话，在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航班上。抓住真正有权力的议员很关键。如果他能让众议院议长讲话支持他的一个提案，即使是非正式的，布坎南也会利用这个去影响那些抱骑墙态度的议员们。有时这就足够了。

“他在吗，多丽丝？”布坎南把脑袋探进一个议员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地方的老手，主妇似的预约秘书，问道。

“他五分钟后要赶飞机，丹尼。”

“太好了，因为我只需两分钟。我用剩下的三分钟和你聊聊。我更想和你谈谈。上帝保佑史蒂夫，但你更使人赏心悦目，我亲爱的。”

多丽丝阴郁的脸挤出了微笑。

“你这个油嘴滑舌的，你呀。”

于是他得到了两分钟会见众议员史蒂夫。

接着，布坎南停在议员休息室，打听参议院的哪一个委员会分派到了他感兴趣的一系列立案。有初裁委员会和继裁委员会，间或，根据特殊立案的内容，还设共同裁决委员会。单单是确定谁来裁决什么样的立案，以及在重要性上什么优先，就是说客们不得不经常解决的变化莫测的大拼板之谜。这往往是一个令人发狂的挑战，对此最擅长的莫过于丹尼·布坎南。

在这一天的过程中，布坎南总是到议员的办公室，带着他的“备忘录”，即工作人员需要在某些事务上教育他们的议员的信息和综述资料。如果他们有了问题或者关注的事情，他就会迅速去找到答案或专家。而且布坎南每一次都会留下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什么时候上门拜访？”如果得不到具体的日期，他就不能从他们任何人那里收到回信。他就会被遗忘，他的位置就会被一百个其他热情地为自己的客户鼓噪的人们所占据。

然后他用下午晚些时候的时间来应酬原来由费思处理的客户。他为她的缺席道歉并进行含糊的解释。他还能怎么办呢？

在那之后，他在由智囊集团资助的世界饥馑研讨会上演讲，接着回到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从提醒议员们的工作人员各种要投票的事项，到争取其它慈善组织的联合支持。安排了几个晚宴，预订了未来的海外旅行，还有一月份的白宫访问，在那里他要亲自把总统介绍给一个国际儿童权利组织的新首脑。这事干得真漂亮，布坎南和他支持的一些组织希望由此产生一些好的声誉。他们一直在注意名流的支持。费思在这方面非常在行。记者们对边远地区的穷人没有什么兴趣，但如果加进好莱坞的超级明星，媒体室里就会充满新闻记者。这就是生活。

而后布坎南花了些时间做他的外国政府代表注册法案季度报告，这委实是件头疼的事，尤其是你不得不将交给国会的每一页上注明“外国宣传”的不祥字样，似乎你成了号召推翻美国政府的东京玫瑰，而不是像布坎南这样，在为得到粮食种子和奶粉而出卖灵魂。

又打了几个电话之后，他接着研究了几百页的新闻发布材料，决定结束一天的工作。一个典型的华盛顿说客富有魅力的一天，常常以他瘫到床上而告终，只是今天他没有那个舒适的环境。他是在这里市区的一家旅馆里，参加另一个政治筹资集会，那个理智的家伙站在室内角落里呷着一杯白葡萄酒，看起来很无聊。布坎南迎上前去。

“你看起来应该能喝比白葡萄酒更烈的东西。”布坎南说。

参议员拉塞尔·沃德转过身，脸上堆着微笑看着布坎南。

“在这邪恶的海洋里看到一张诚实的脸真好。丹尼。”

“我们把这地方同蒙诺克交换如何？”

沃德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这是我一天中听到的最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