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克·雷诺兹坐在租来的办公室里，这里离华盛顿外勤办公室约有十个街区远。调查局有时为特工们租赁一些外面的地方来调查敏感案件，甚至在餐厅或者走廊里无意中听到的东西也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实际上，公共廉政科所做的每件事情性质都很敏感。该科调查的对象通常不是戴着面具、挥舞着手枪的银行抢劫者。他们常常是人们在报纸头版看到或是在电视新闻节目里被采访的人物。

雷诺兹向前靠了靠，脱掉她的平底鞋，在桌腿上揉擦疼痛的双脚。她浑身发紧，疼痛：她的鼻腔几乎全部堵塞了，皮肤发热，嗓子刺痛。但起码她还活着。不像肯·纽曼。她先给他妻子打了电话让她知道她要去看她，然后驱车直奔他家。雷诺兹没有讲明原因，但安·纽曼已经知道她丈夫已死。雷诺兹从那女人努力说出的几句话的语调中听出来了。

一般情况下，一个职位高于雷诺兹的人要陪伴她到丧失了亲人的配偶家里，说明调查局自上而下确实关心局里失去的成员。然而，雷诺兹没有等着谁来自愿陪她去。肯是由她负责的，包括告诉他的家人他已死去。

当她到达他家时，雷诺兹直截了当说出此事，因为她担心冗长的独自只会延长那个女人明显的痛苦。雷诺兹对死者妻子的同情和感情从容而真诚。她拉着安，尽量地安慰她，同她一起落泪。雷诺兹想，安已经猜到了要告诉她的消息，要是她俩换个角色的话，她可能比雷诺兹强得多。

可以允许安去看她丈夫的遗体。然后尸体将由州首席法医剖检。康尼和雷诺兹将同弗吉尼亚州警察局和州律师办公室的代表一道参加剖检汇报，所有这些人都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到来。

他们还要依靠安·纽曼帮助安抚愤怒不解的家属。期望自身悲痛的女人帮助甚至不能讲明她丈夫去世的全部经过的政府机构，这是强人所难。但他们只能如此了。

当她离开受到打击的女人的家时——孩子们已经送到朋友那里了——雷诺兹明显地感到安在为她丈夫的死而责备她。雷诺兹走回到她的汽车时，她的确不能不承认这一点。雷诺兹现在感到的内疚就像是钻入她皮肤内的顽固藤壶一样难以摆脱，就像一个自由的原子团在她身体里游荡，寻找地方筑巢，然后逐渐长大，最终杀了她。

在纽曼家外面，她撞见了亲自前来吊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对雷诺兹失去手下表示由衷的同情。他告诉她，他已经了解了她同梅西谈话的内容并同意她的判断。然而，他指出，结果最好快一些出来，而且是实质性的。

雷诺兹看着杂乱不堪的办公室，突然想到这杂乱无章就象征着她个人生活的瓦解，或者说是机能失调。许多悬案的重要问题摆在她的书桌和小会议桌上。它们堆在她的书架上，堆在地板上，甚至侵占到了沙发上，她经常在上面睡觉，远离她的孩子们。

如果不是她那住家保姆和保姆十几岁的女儿，雷诺兹真不知道怎么可能维持孩子们半正常的生活。罗斯玛丽是个来自中美洲的好女人，她几乎像雷诺兹一样爱孩子们，她将房子收拾整洁，饭菜做好，衣服洗净。这要花去雷诺兹全部工资的四分之一，可每一分钱都花得值。但到离婚已成定局，经济上便吃紧了。而雷诺兹的前夫又不愿意支付任何抚养费。他那身为时装摄影师的工作，虽然赚钱，但只是一阵红火，接着便是长时间的闲散，无事可做。雷诺兹不支付他抚养费就算幸运了。她要求他抚养孩子们成了玩笑。人们最好在他的额头上刻上“赖账的爸爸”的字样。

她看看手表。联邦调查局的实验室现在正在使那盘录像带复原。因为在联邦调查局，除了特选人员没有人知道她的“特殊案子”的存在，因此必需的实验工作一般用虚构的案名和档案编号发送。若有分开的实验设备和人员就好了，但那样将承担调查局预算外的巨大费用。即便是反犯罪精英也得靠山姆大叔所发的津贴过活。通常，局里的一个联络特工会配合雷诺兹小组，同雷诺兹一起协调处理实验室的提交物和结果。然而，雷诺兹没有时间走正常的渠道。她已经亲自把录像带送交实验室，由于她上司的恩准，那盘带子被当做急件处理。

同安·纽曼见过面后，她回到家里。她长时间拥抱熟睡的孩子们，然后冲了个澡，换了衣服，接着于她的工作。她一直想着那盘该死的录像带。电话铃响了，似乎是回答她的思考。

“请讲。”

“你最好来一趟。”那人说，“如你所料，情况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