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巴黎警察局局长阿尔斯蒂德·瓦伦丁晚饭来迟了一步，他的一些客人已经在他之前来到。不过，他的亲信仆人伊凡一再向客人保证：“局长就要来了。”伊凡是一个面带伤疤，脸色和胡须一样灰白的老头，他总是坐在进门大厅的一张桌子旁边，大厅里挂着许多武器。瓦伦丁的房子像其主人一样与众不同并由此名扬遐迩。这是一座老房子，高高的杨树伸出墙外，几乎伸到塞纳河的河面上。但房屋的建筑结构才是其奇特之处——也许是出于警务人员的标准：除了前大门之外，绝对没有出口，前门是由伊凡和那个武器库警卫守卫着。花园很大很精致，从房子里有许多出口进入花园，但花园却没有出口可以通向外界。光滑而不可攀登的高墙环绕着花园，墙头上有特制的铁蒺藜。也许，对于一个有好几百罪犯发誓要干掉自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保险的花园。

伊凡对客人们解释，说他们的东道主来电话告知要耽搁十来分钟。实际上他是在安排有关执行死刑及诸如此类令人讨厌的工作。尽管他从内心讨厌这些职责，但他总是精确无误地去执行。在追捕罪犯时，由于他在法国乃至大部分欧洲的警务界都是最高权威，所以他的巨大影响常在减刑和净化监狱方面发挥作用，并受到尊重。他是一位伟大的，充满人道的法兰西思想家，像他这样的思想家的唯一错误就是把仁慈弄得比正义还冷酷。

瓦伦丁来了，身穿黑色晚宴服，佩戴玫瑰花形胸饰，风度翩翩。他的黑胡子已经掺杂着灰色条纹。他径直穿过房屋走向自己的书房，书房开向后面的院落，通向花园的门是开着的。他把公文箱仔细地锁在规定的地点，站在开着的门口，向外望着花园，望了几秒钟。一轮新月照着暴风雨前的乱云，瓦伦丁沉思地凝望着它，这样做对他的科学化性格来说，很不寻常。也许这种科学化的性格对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某种心灵上的预见力。至少，他从这种奥妙的情绪中很快恢复了正常，因为他知道他迟到了，他的客人已经陆续来到。

他走进客厅时，只瞟了一眼，便足以肯定他的主要客人还没来。但这一瞥之中，便见客厅中宾客如云，不乏名门显要：英国大使加洛韦勋爵，一个性情暴躁的老头，红褐色脸像只苹果，佩戴着蓝色的嘉德丝带；加洛韦夫人，瘦得像根线条，满头银发，一张敏感高傲的脸；加洛韦夫人的女儿玛格丽特·格雷厄姆夫人，面色苍白、容貌美丽的少妇，一张小精灵般的脸，一头铜色的头发。

来宾中还有蒙特·圣·米歇尔公爵夫人，黑眼睛，富态雍容。和她在一起的是她的两个女儿，也是黑眼睛，高雅美丽。

还有西蒙医生，典型的法国科学家，戴着眼镜，两端尖溜溜的唇髯，额头上满是皱纹，这是对他老是傲慢地扬起眉毛的惩罚。

最后，他的一瞥中还看到了埃赛克斯的布朗神父，是他最近在英国认识的。

也许，在看到的这些人当中，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一个穿军装的高个子，他对加洛韦母女鞠躬，得到的回报是要理不理的应酬。他又走上前来向主人致意。他就是法国外籍军团的奥布赖斯指挥官。他是个消瘦而在发福的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蓝眼睛。

他指挥的军团素以光荣的失败和成功的自杀闻名。兵团里的军官似乎很自然地同时具备十足的闯劲和忧心忡忡的神情，连奥布赖斯本人也不例外。他的出身是爱尔兰绅士，童年时代就认识加洛韦夫妇，尤其熟识玛格丽特·格雷厄姆。他因债务破产离开爱尔兰。

现在他穿着军装，配着军刀，蹬着有马刺的军靴到处走动，显示出他对英国的礼仪丝毫不以为然。他向大使家人鞠躬的时候，加洛韦勋爵和夫人僵直地弯了弯腰，玛格丽特夫人却向别处望去。

但是不论由于什么旧有的原因使这些人彼此若有若无地感兴趣，他们的高贵的主人家却实在对他们并不特别地感兴趣。至少，在主人眼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今晚的贵宾。为了某种原因，瓦伦丁在等待一位世界闻名的人物。是他在一次出差到美国从事侦探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旅程中，和这个人交上朋友的，这人名叫朱利叶斯·布雷恩，是个亿万富翁，对小宗教团体的捐献，可谓金额庞大，数目惊人，在美国和英国的报纸上时时引起轰动，因而顺理成章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尊重。无从得知布雷恩先生是个无神论者还是摩门教徒，抑或是个信基督的科学家。但他对有知识的人一定会倾囊相助，只要这个人是尚未成名的。他的癖好之一就是等待美国出个莎士比亚——这是比等待鱼儿上钩还需要耐心的癖好。他赞赏美国诗人惠特曼，但是他认为巴黎的卢克·皮·坦纳在任何一天都比惠特曼还要“进步”。他喜欢“进步”的事物，认为瓦伦丁“进步”，可这对瓦伦丁其人来说乃是委屈，是严重的不公正。

朱利叶斯·布雷恩的坚毅面孔一出现在房间里，就像晚餐铃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有着很少能有人具备的了不起的品质。因此他的到场和不到场同样了不起。他块头大，又高又胖，穿着全套的黑色晚礼服，没有表链或是戒指这类的饰品。他的头发全白，向后梳得整整齐齐，像德国人的发式。他的面色红润，神情严峻。一张脸胖乎乎的，下巴上一撮黑色尖须向上翘起，起到一种戏剧效果。甚至是“浮士德”中摩非斯特的效果。不然的话，倒是会留下一张娃娃脸。不过，全沙龙的客人盯着这位驰名美国人的时间也没多久，他的迟到终成为过去，他被立即请进餐厅，于是他挽着加洛韦夫人的胳膊走了进去。

加洛韦家的人对什么都很亲切随和，只除开一件事：即只要玛格丽特夫人不给冒险家奥布赖恩挽着胳膊，她父亲就会十分满意，而她也真的没有赏给奥布赖恩这个脸。她端庄稳重地和西蒙医生一起走进餐厅。

然而老加洛韦勋爵还是烦躁不安，甚至近乎于粗鲁无理。晚宴中间，他圆滑得体，充分显示出外交家的风度。但到抽雪茄时，三个年轻一点的人——那位西蒙医生，那位布朗神父，和受到冷落的穿外国军装的流放者奥布赖恩——都散开了，或是混到女人堆里，或是到暖房里吸烟。这时这位英国外交家就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交家了。不知怎的，那个无赖奥布赖恩可能正在对玛格丽特丢眼色这个想法，每隔六十秒就会刺痛他一下，他没敢想后来会怎样。他给留在餐桌旁，和信仰一切宗教，满头白发德高望重的美国佬布雷恩，还有头发灰白、什么宗教都不信的法国人瓦伦丁，一块喝咖啡。他们彼此争辩，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过了一会儿，这场“进步”的舌战达到了令人生厌的危急关头，加洛韦起身去会客室。他在长长的过道里转了六七分钟。直到他听见医生训话式的尖声尖气的声音，然后是神父的低沉声音，随后是哄堂大笑。他诅咒了一声，以为他们可能是在辩论“科学与宗教”。但是他打开沙龙门的那一刻，眼中只看到了一件事——有人不在场了。他看到奥布赖恩指挥官不见了！玛格丽特夫人也不在了！

勋爵像离开餐厅一样不耐烦地离开了会客室，再一次沿过道大踏步走。保护女儿不受这个爱尔兰、阿尔及利亚二流子的伤害，这一念头此刻在他心中已成焦点，甚至使他发狂。

当他走向房子后面，瓦伦丁书房所在的部分时，他吃惊地遇到了他的女儿。只见她面色苍白，一脸轻蔑神色，飞快地掠过。这又是一个谜。如果她曾经和奥布赖恩在一起，那么奥布赖恩又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她不曾和奥布赖恩在一起，那么她又到什么地方去过呢？

由于年老多疑加上爱女心切，他摸索着向大厅黑洞洞的后半部走去，最后找到一个通往花园的仆人入口。一轮新月破云而出驱散乌云，银光射到花园西角。一个身穿蓝衣的高大人影大步流星穿过草坪，向书房门走去。一缕银白色的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勋爵认出那就是奥布赖恩指挥官。

奥布赖恩穿过落地窗，闪身进入室内，留下加洛韦在那里大发莫名其妙的脾气，心情有说不清楚的不畅。花园里一片银色，树影婆娑，像是剧台上的布景，又像是在嘲弄他的权威正在和他的暴躁脾气发生冲突。爱尔兰人优雅的大步走法更加激怒了他，好像他是情敌，而不是当父亲的。月光使他疯狂。他仿佛中了魔法，陷入到中古世纪游吟诗人的花园，或是法国画家华托画笔下的仙境。他想要以谈判方式来打断这种求爱的愚蠢行为，他飞快地跟着他的敌人迈步向前。他这样走着的时候，踩到了草里的木块或石头上。他先是怒气冲冲地往下看，看第二次时则充满了好奇。瞬间，月亮和高大的杨树俯瞰到了一幕不同寻常的情景——一位上了年纪的英国外交官拼命地狂奔，一边跑一边喊，或是惨叫。

他声音嘶哑，面色惨白地来到了书房门口，西蒙医生慌忙迎出，眉毛因吃惊而扬了起来。他好不容易才辨清了这位加洛韦勋爵的叫喊：“草里有具尸体——血淋淋的一具尸体！”

“必须马上告诉瓦伦丁。”医生在他断断续续说清楚他看到的一切之后说道，“正好，他来了。”就在他讲这话的时候，那位大侦探被叫喊声引到了书房里。当听到这是件血淋淋的杀人案后，瓦伦丁侦探立刻非常严肃地变得机警认真起来。因为这件事无论多么突如其来，多么可怕，总归是他的业务。

“非常奇怪，先生们，”他在人们匆忙走出书房到花园去的时候说，“我在全世界侦查疑案，但如今竟有一件落在了我自己的后院。可是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不那么容易地穿过草坪，因为河面上起了一阵薄雾，不过在哆哆嗦嗦的加洛韦的引导下，他们终于找到了那具埋在深草里的尸体。一具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男尸。尸体脸朝下卧着，因此人们只能看到他的肩膀上裹着黑布，大脑袋是秃的，只有一两缕褐色的头发像湿海草一样黏在头盖骨上。一缕猩红色的血流从他伏着的脸下蜿蜒而出。

“至少，”西蒙用深沉单调的声音说，“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医生，快检查一下他，”瓦伦丁有点严厉地说，“也许他还没死。”

医生弯下腰来。“还不十分冷，但是恐怕他已经死了。”他说，“来，帮我把他抬起来。”

他们小心地把他抬离地面一英寸，所有对他是否真正死了的怀疑立刻烟消云散，使人惊骇异常的是，被害者的脑袋掉了下去，和身体完全分开了。不管是谁割断了他的喉管，还残忍地把他的脖子切断。这连瓦伦丁也颇感震惊，他喃喃道：“凶手一定像大猩猩那么强壮有力。”

尽管西蒙医生对解剖已经习惯，但此时也不禁颤抖了一下。他举起那脑袋，脖子和下巴都有轻微的刀伤，面部完好无损。这是一张刻板生硬的黄色脸孔，既凹陷又浮肿。

鹰钩鼻，厚嘴唇，是一张邪恶的罗马皇帝的脸，也许还带点不太明显的中国皇帝的特色。

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都以一无所知的冷静的眼光望着尸体。对这个人来说，似乎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可注意的了。只有在人们抬起他来的时候，才看见他闪光的白衬衣，胸前染着红血。西蒙医生说过，这个人绝不是他们这一堆人里的。但是他很可能是要来参加这个宴会的。因为他的穿着说明他是要到这种场合来的。

瓦伦丁手和膝盖着地，用他严密的专业眼光检查着尸体周围二十码的草丛地面，医生不熟练地帮着他检查，英国勋爵则是茫然地跟在后面看。他们匍匐前进，毫无收获。

只有几个短树枝是折断或砍断的。瓦伦丁拣起来，查看了一会就丢开了。

“矮树枝，”他郑重其事地说，“矮树枝！还有一个全然陌生的人，脑袋砍掉了。这就是草坪上所有的一切。”

几乎令人毛骨悚然地沉寂了一会，紧张不安的加洛韦尖声叫了起来：

“那是谁？花园那边是谁？”

一个小个子的人，长着一颗可笑的大脑袋，在朦胧月光下，摇摇摆摆向他们走近。初始的片刻，他看起来像个小妖精。结果是留在会客室里的那个与人无害的小个子神父。

他怯生生地说：“你们知道，没有门通向这个花园。”

瓦伦丁的黑眉毛拧作一道，他一见黑教士服就会如此。但他为人正直，无法否认这话与此案有重大关系。

“你说对了，”他说，“在我们查清他怎么遇害之前，我们的确还得弄清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现在，听我讲，先生们，如果对我的地位和责任可以不报成见的话，我们都会同意某些尊贵的姓名必须排开在这件事之外。这里面有先生，有女士，还有一位外国的大使。如果必须把这件事当做罪案记录下来，那以后就得当作罪案来办。但直到那时，我还是可以利用我的处理自由。我是警察局长，我在公众面前有我的声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暂时保密。如果老天爷愿意，我可以在召集我的人员去搜寻别的什么人之前，先为我自己的每一位客人澄清。先生们，凭你们的荣誉，直到明天中午，你们一个也不得离开这所房子。这里有床让大家睡。西蒙，我想你知道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我的仆人伊凡，在前厅。伊凡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告诉他找别的仆人守卫，他自己立刻到我这里来。加洛韦勋爵，你当然是告诉女士们出了什么事的最佳人选，别吓着她们。她们也得住下来。布朗神甫和我留下来守尸。”

这种有队长风度的话一出自瓦伦丁之口，就像军中的号角一样。西蒙医生直接去到武器库，把瓦伦丁这个公家侦探的私人助手伊凡拖了出来。加洛韦去了会客室，很策略地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女士们。因此，等到整个团体在会客室聚齐的时候，女士们已经由惊魂不定到情绪平稳了。同时，出色的神甫和出色的无神论者则站在死者的头前脚旁，在月光下一动不动，仿佛两尊象征各自死亡哲学的雕像。

伊凡是个可信赖的人，他像炮弹一样冲出房子，赛跑一般穿过草坪来到瓦伦丁面前，活像狗来到主人面前一样。听完这个家宅内的血案事件后，他的苍白的脸闪闪发光，变得生气勃勃起来。他几乎是急不可耐地要求主人允许他去检查现场残留物。

“行，如果你愿意的话，伊凡，”瓦伦丁说，“但时间不要太长，我们必须进去了，在屋里仔细地研究一下。”

伊凡抬起头来，然后又低垂下去。

“哎呀”，他大喘着气说，“这——不，这不是的，这不可能是的。你认识这人吗，先生？”

“不认得，”瓦伦丁淡淡地说，“咱们最好进去。”

他们两人把尸体抬到书房里的沙发上，然后与神父一起到会客室。

侦探在一张书桌前默默地甚至是有点犹豫不决地坐下，但他的眼睛却是法庭审判长严酷无情的眼睛。他在面前的一张纸上飞快地记了什么，然后简短地说：“大家都在这里吗？”

“布雷恩先生不在吗？”蒙特·圣·米歇尔公爵夫人向四周望了望说。

“不在，”加洛韦勋爵以嘶哑粗鲁的声音说，“还有尼尔·奥布赖恩也不在。尸体还有余温的时候，我看到奥布赖恩先生在花园里走动。”

“伊凡，”侦探说，“去把奥布赖恩指挥官和布雷恩先生找来。布雷恩先生，我知道他正在餐厅里抽一支长雪茄。奥布赖恩先生，我想正在暖房里走来走去。我不敢肯定。”

这个忠实的助手从房间里飞跑出去。在大家还没来得及挪动或是讲话之前，瓦伦丁已经用和伊凡同样迅速的军人风范继续讲下去：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花园里发现了一个死人，脑袋被干净利落地砍下来。西蒙医生，你检查过了。你认为像这样割断一个人的喉管需要很大的力气吗？或者，也许只需要一把很锋利的刀吗？”

“我得说，这根本不是用刀干的。”面色苍白的医生说。

“你有没有想到，”瓦伦丁接着问，“有哪种工具可以干出这种事？”

“从现代的可能来讲，我实在想不出。”医生痛苦地弯着眉毛说，“就是笨拙地把脖子砍断，也不那么容易。这个脑袋给砍得干净利落，可能是用战斧或古代刽子手行刑用的斧头干的，或者是一把双手握的重剑。”

“可是，天哪，”公爵夫人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叫着，“这里可没有双手握的重剑或战斧啊。”

瓦伦丁仍然忙着在纸上书写着，“告诉我，”他一边奋笔疾书一边说，“可不可能是法国骑兵的长军刀？”

门上轻轻地敲了一下。由于某种不理智的原因，人人的血都凝固了，就像麦克白听见敲门声一样。在这大家吓呆了的沉寂中，西蒙医生勉强开口道：“军刀——对，我想可能。”

“谢谢你，”瓦伦丁说，“进来，伊凡。”

极受信任的伊凡推门进来，引进来的是奥布赖恩指挥官。他终于找到了这位又在花园里踱来踱去的先生。

爱尔兰军官随便地站在门槛上，以挑衅的眼光望着侦探，喊道：“你要我来做什么？”

“请坐，”瓦伦丁以愉快平稳的声调说，“你没有带着你的剑吧，它在哪里呢？”

“我把它留在图书室的桌子上了，”他的爱尔兰口音在情绪慌乱中更加厉害了，“它是个累赘，它——”

“伊凡，”瓦伦丁说，“请你把指挥官的剑从图书室拿来。”在仆人出去后他说，“加洛韦勋爵说，你就在他发现尸体之前离开花园，那么你在花园里做什么？”

指挥官慌乱地跌坐在一把椅子上，“哦，”他用纯爱尔兰口音喊道，“赏月嘛，和自然交往，我的朋友。”

深沉的寂静笼罩着室内，持续了一会儿，门上又一次细碎可怕的敲击声打破了沉寂。

伊凡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副空刀鞘，“我能找到的就是这个。”

室内一片异常的沉寂，仿佛是包围着谴责凶手的被告席的沉寂一样。公爵夫人虚弱的喊声已经消失了老半天。加洛韦勋爵的满怀恨意得到了满足和平息。这时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声音说话了。

“我想我可以告诉你们，”玛格丽特夫人喊道。她用的是一个英勇无畏的妇女在公开讲话时所用的清亮而颤抖的声音。“我可以告诉你们奥布赖恩先生在花园里干什么，因为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他要我嫁给他，我拒绝了。我说就我的家庭环境而言，我除了对他的尊敬以外，什么也不能给他。他对这话有点生气。他似乎对我对他的尊敬并不怎么在意。我真想知道，”她颇为病态地微笑了一下说，“他现在是否重视了我的尊敬。因为我正向他奉上我的尊敬。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发誓，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

加洛韦勋爵本来是维护他女儿的，现在则为他想象中的不体面而恐吓她。

“管住你的舌头，”他强劲有力地低声说，“你为什么竟然掩护这个家伙？他的剑上哪里去了？他那该死的——”

由于他女儿对他瞪起眼睛看，他住了口。

“你这老傻瓜，”她低声说，声音里丝毫没有怜悯，“你打算要证明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人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恶意的。但即使他有恶意，他也是和我在一起的。如果他在花园里谋杀一个人，那么谁是那个应该看到应该知道的人呢？你恨尼尔恨得那么厉害，恨得要把你的女儿置于——”

加洛韦夫人尖叫一声。其他人大都呆坐在那里，各自为自己曾与情人之间存在过的类似悲剧而激动不已。他们看着那个傲慢的面色苍白的苏格兰贵族女子，和她的爱尔兰冒险家情人，就像人人在看着一所黑暗屋子里的画像。漫长的寂静中充满了对被谋害的丈夫和双双服毒的情妇情夫这类故事的回顾。

在这可怕的寂静中，一个单纯的声音说道：“那是一支很长的雪茄吗？”

这种思想的转换是如此强烈，人们不得不四下看看是谁在讲话。

“我是说，”小个子的布朗神父在屋子一角说，“我是说布雷恩先生正在抽的雪茄，好像差不多有一支手杖那么长。”

尽管这与案子毫不相关，瓦伦丁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不仅有愤怒的神情，但也有同意的神色。

“很正确，”瓦伦丁尖刻地说，“伊凡，再去看看布雷恩先生，马上把他带来。”

家务总管把门随手带上之后，瓦伦丁以完全不同的热忱态度对那姑娘讲话。

“玛格丽特夫人，”他说，“我敢肯定，你屈尊纡贵，替指挥官的行动作出解释的行为，我们大家都表示感谢和赞赏。但还有一个漏洞。据我了解，加洛韦勋爵遇到你从书房到会客室的途中，只几分钟过后，就发现了指挥官在花园里走过。”

“你得记住，”玛格丽特夫人的声音微微带点讥讽地回答，“我刚刚拒绝了他，所以我们没可能臂挽着臂回来。他是一位绅士，应该耽搁一下落在我后面。能因此指控他谋杀吗？”

“在这几分钟里，”瓦伦丁郑重地说，“他实际上可以——”

敲门声又起，探进伊凡惊恐的脸孔。

“请原谅，先生，”他说，“布雷恩先生已经离开这所房子了。”

“离开了？”瓦伦丁叫道，霍地站起身来。

“离开了！飞跑走了！不见了！”伊凡用令人发笑的法国话说，“他的帽子，大衣也都走了。我跑出房子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找到了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痕迹’。”

“你这是什么意思？”瓦伦丁问。

“我这就拿给你看，”仆人边说边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没有刀鞘，闪闪发亮的骑兵军刀。房间里的每个人看着它就像看到了雷电。但是，经验老到的伊凡继续十分平静地讲下去。

“我找到了这玩意儿，”他说，“就丢在去巴黎的大路旁五十码开外的灌木林里。换句话说，我就是在你的那位可尊敬的布雷恩先生跑掉时丢掉它的地方找到的。”

又是一阵沉寂，但是是另一种沉寂。瓦伦丁拿起军刀，检查检查，不动声色地凝神思考了片刻，然后满脸敬意地转向奥布赖恩。“军官，”他说，“我们相信如果警察局要检查的话，你是愿意把这件武器呈交上来的。”同时，他拍着铮铮作响的军刀背，“我把你的剑还给你。”

对这一动作的象征意义，在场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当然，对尼尔·奥布赖恩来说，这一姿态是他生活的转折点，等他趁着晨光，再度来到这神秘的花园漫步时，这件悲剧性的无聊小事，便在他那平常的仪态上丝毫不留痕迹了。毕竟，他是一个有千万条理由快活的人。加洛韦勋爵是个绅士，向他道了歉。玛格丽特夫人比夫人还高贵，至少她是个女人。早餐前，他和她在当初的花坛之间漫步时，也许会给他一些比道歉更加美妙的东西。整个人群的心情都更轻松了。因为尽管谜团尚未揭开，怀疑的沉重压迫已经从他们全体身上移开，飞向了那个逃亡巴黎的外国亿万富翁——那个他们几乎不了解的人。魔鬼被抛出了这所房子，他自己把自己抛出了这所房子。

然而，谜团尚未揭开。奥布赖恩在花园座椅上坐在西蒙医生旁边时，热心的医学科学家立即重新提到了这件事。但他没能从奥布赖恩嘴里套出更多的东西，后者的思想完全跑到比这愉快得多的事情上了。

“我不能说这事使我很感兴趣，”爱尔兰人坦率地说，“尤其是因为现在一切都已水落石出了。显然，布雷恩因为某种原因恨这个陌生人，就把他骗进花园用我的剑把他杀了，然后逃向城里，走的时候把剑丢掉。顺便说一下，伊凡告诉我死人的口袋里有一张美元票子。因此，他是布雷恩的同胞。这似乎更明确了。我看不出解决这事有什么困难。”

“有五大难点，”医生平静地说，“像高墙一样挡道。不要误会我，我不怀疑是布雷恩干的。我想，他的逃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是怎么干的。第一难点：当一个人可以用一把折叠刀杀了人后再把刀放回口袋的时候，为什么要用一把又笨又长的军刀？第二难点：为什么没有听到响动或喊叫？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挥舞着刀向他扑上来时，一般都是不吭声的吗？第三难点：有一个仆人整晚上都守着前门，连一支耗子都进不了瓦伦丁的花园，那么死者是怎么进的花园呢？第四难点：同样情况，布雷恩是怎么走出花园的？”

“第五个难点呢？”尼尔说时，眼睛盯着小路上慢慢走来的英国神父。

“我想，是件小事，”医生说，“不过我认为是最奇怪的事情。我初看脑袋是怎么砍掉的时候，我以为凶手砍了不止一刀。但是仔细检查后，发现在砍断的部分上砍了许多刀。换句话说都是在脑袋掉下来之后砍的。布雷恩难道恨他的仇人恨得那么凶，非得在月光下用军刀多次猛砍才能解恨不可？”

“可怕！”奥布赖恩发抖说。

小个子布朗神父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已经来到，带着他特有的腼腆神色等着他们讲完，然后很尴尬地说：

“我说，对不起打搅了你们，但是我是奉命来告诉你们消息的。”

“消息？”西蒙重复道，透过眼镜有点很不烦恼地说。

“是的，我很难过，”布朗神父温和地说，“你们知道，又出了起谋杀案。”

座椅上的人跳了起来，把椅子都摇动了。

“而且更奇怪的是，”神父迟钝的眼光望着杜鹃花接着说，“同样令人厌恶，又是砍头。他们实际上是在河里发现那颗仍在滴血的脑袋的。靠着布雷恩去巴黎的大路几码远，所以他们认为他——”

“好呀老天爷！”奥布赖恩喊道，“布雷恩是个捣蛋狂吗？”

“有美国人的血统，”神父冷漠地说，“他们要你们到图书室去看看。”

奥布赖恩跟着其他人去验尸，恶心地马上要呕吐了。作为军人，他厌恶所有的秘密谋杀。这些荒唐透顶的肢解，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第一颗头砍下来，然后又一颗。

在这种情况下，说两个人的智慧胜过一个人，两颗脑袋胜过一颗脑袋，简直是胡扯。他穿过书房的时候，一件令人震惊的巧合使他打了个趔趄。在瓦伦丁的桌子上，摆着一张彩色照片，是一颗正在滴血的头——第三颗了。那头正是瓦伦丁本人的头。仔细看才看出来那只是法国国家主义派报纸《断头台》对它的政敌所玩的一种手法。凡是它的政敌，一定会以受处决后的头像出现在报纸上。瓦伦丁是他们的政敌，这一期轮到他上“断头台”了。但是奥布赖恩是爱尔兰人，他不懂这一套，他只奇怪法国的知识界何以作出这种残忍而卑劣的把戏。这使他回想起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

图书室深长，低矮，黑暗。只有百叶窗里透进的一点阳光，才泛有一丝晨曦的红色。

瓦伦丁和他的仆人伊凡在一张微微倾斜的长书桌尽头等候着他们。

书桌上摆着两个人体的残余部分，在晨曦中看着分外的大。花园里发现的那个人的大黑脑袋和黄面孔基本没变样。第二个人头是今天早晨从河水漫过的芦苇中钓起的，水淋淋地摆在第一个人头旁。瓦伦丁的人还在搜寻第二具尸体的其余部分，据认为还在河水中漂浮着。

布朗神父一点也没有奥布赖恩的那种感觉，他走向第二颗人头，眨着眼仔细观察。

这头比湿漉漉的拖把还大，白头发，在炙热强烈的晨曦中发出银色的光芒。紫色的丑脸，也许是罪犯型的，被丢进水里的时候，撞到树上或石头上，撞烂了。对奥布赖恩来说，这个像人猿似的头上竟有一圈像圣人一样的银发，那似乎是他的巴黎噩梦的最后一笔。

“早上好，奥布赖恩指挥官，”瓦伦丁文静却热情地说，“我想你已经听说布雷恩宰人的最新试验品了。”

布朗神父仍然弯腰对着那白头发的脑袋，没抬头说道：

“我想，你十分肯定，这颗脑袋也是布雷恩砍下的。”

“嗯，这似乎是常识，”瓦伦丁手插在口袋里说，“像前一个一样用同样方式杀死，用同一凶器切下来。我们知道他带走了这凶器。”

“是的，是的，我知道，”布朗神父唯唯诺诺地说，“但是，你知道，我怀疑布雷恩是否能砍下这颗头。”

“为什么不能？”西蒙医生问，他理直气壮地瞪着神父看。

“嗯，医生，”布朗神父抬起头来眨着眼睛说，“一个人能把他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吗？我可不知道。”

奥布赖恩觉得他的耳朵轰地一下，差点神志昏迷过去。但见医生跳向前去，把那湿漉漉的白头发向后撩去。

“哦，没有疑问这就是布雷恩，”神父平静地说，“他的左耳朵上确确实实有这个缺口。”

侦探一直用坚定闪亮的眼睛盯着神父，这时张开紧闭的嘴尖刻地说：“布朗神父，你似乎对他知道得很多。”

“我是知道，”小个子神父简单地说，“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几个星期，他想入天主教。”瓦伦丁的眼睛冒出狂热的火花，他紧握双拳大步走向神父，“而且，也许，”他恶狠狠地嘲弄道，“也许他也在想把他所有的钱留给你们的教会。”

“也许他是这么想的，”布朗不动声色地说，“这有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瓦伦丁狞笑着说，“你一定可以了解到他的许多事，了解到他的生活和——”

奥布赖恩指挥官把一只手放在瓦伦丁的胳膊上：“别在冒出你那些诽谤性的废话来，瓦伦丁，”他说，“不然的话，还得再要一把剑来。”

但是，瓦伦丁在神父坚定而谦虚的眼光注视下，已经恢复了常态。“好的，”他简短地说，“个人意见可以先放到一边，你们这些先生仍然受到你们承诺的约束，就地留下来。你们必须强迫自己实践这个承诺，还得彼此强迫实行。伊凡在这里会告诉你们更多你们想知道的事。我要开始办公事了，写报告给当局。我们不能再保持秘密了。我要在书房里写，如果再有什么消息，到那里找我。”

“还有什么消息吗，伊凡？”警察局长大踏步离开房间后，西蒙医生问。

“我想只有一件事，先生，”伊凡说，他灰色的脸上起了皱纹，“不过也很重要，如果从某一个合适的立场来说的话。那里是你们在草坪上发现的那个老家伙，”他用毫不掩饰的敬畏神情指着那个有着一个黄脑袋的黑色尸体说，“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查出他是谁了。”

“真的？”医生吃了一惊，喊道，“他是谁？”

“他叫阿诺德·贝克尔，”低级侦探说，“不过他还有许多化名。他是那种到处流窜的流氓，据我们所知，他到过美国，布雷恩就是在美国和他结下仇的。我们和他没有打过太多的交道，因为他多数时间是在德国作案。当然，我们和德国警方还是有联系的。但是，很怪，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叫路易斯。贝克尔，我们和这家伙倒打过很多交道。事实上，我们就在昨天，不得不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这是一件很离奇的事，先生们，当我看到这家伙躺在草坪上的时候，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样被吓过。这时我当然想起了他在德国的双胞胎兄弟，于是就追踪这条线索——”

作解释的伊凡住口不说了，原因是没有人在听他的。指挥官和医生都在注视着布朗神甫，他不灵活地站了起来，双手紧紧按着太阳穴，就像一个人突然头痛得厉害。

“停下，停下，停下，”他喊道，“停下别讲了，因为我看出了一半。天主会给我力量吗？我的脑筋会不会飞跃一下全面看出来？上天帮助我！我一向相当善于思考，我可以解释阿奎那著作的每一页。是我的头要裂开，还是我能全面看出来？我看出了一半——我只看出了一半。”

当布朗神父把手放下来之后，脸上气色很好，表情严肃，像个儿童。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让我们尽快把这件事讲清楚，处理完。听着，这会是让你们全体相信事实的最好办法。”他转向医生：“西蒙医生，”他说，“你头脑健全，今天早上我听见你就这件事问了五个最难解的问题。哎，如果你再问，我来回答。”

西蒙又怀疑又好奇，夹鼻眼镜从鼻子上滑了下来，但他还是立刻答道“好的，第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用短剑杀另一个人的时候，却要用笨重的军刀？”

“因为用短剑砍不下人的脑袋，”布朗神父平静地说，“对这个凶案来说，砍头是必要的。”

“为什么？”奥布赖恩饶有兴趣地问。

“下一个问题呢？”布朗神父问。

“啊，为什么那个人没有叫喊什么的？”医生问，“军刀在花园里是不寻常的事。”

“短树枝，”神父转向可以望到死亡景象的窗子，阴沉沉地说，“没有一个人看到短树枝这一点，为什么它们竟摆在离树那么远的地方？它们不是折断的，是砍断的。凶手使他的敌人全神贯注于他用军刀耍的把戏，让他看他怎样能把树枝丢向空中，落下时一刀砍断或者诸如此类的把戏。然后趁敌人弯腰看刀砍的成绩时，不吭声地一刀，头就砍下来了。”

“好吧，”医生慢吞吞地说，“这似乎说得通。不过，我的下两个问题会难住任何人。”

神父仍然站着，用判断的眼光从窗子里望出去，等待着。

“你知道花园里是怎样的完全封闭，像不透气的房间一样。”医生继续说，“那么，这个陌生人是怎么进的花园？”

小个子神父身子都没有转过来就回答说，“花园里从来就没有什么陌生人。”

一阵沉寂，然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孩子般的哈哈大笑，消除了这种紧绷绷的场面，布朗神父的荒唐话引起了伊凡的公然嘲笑。

“啊呀，”他喊道，“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没有把一个胖子的尸体抬到沙发上了？我想，他没有进花园喽。”

“进花园？”布朗沉思地重复道，“不，不完全是这样。”

“真该死！”医生喊道，“有一个人进了花园，或者他没有。”

“不一定非如此不可，”神父带着隐隐的笑容说，“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医生？”

“我想你是病了，”西蒙医生尖刻地说，“不过我还是要问下一个问题，布雷恩是怎么出的花园？”

“他没有出花园。”神父仍然望着窗外说。

“没有出花园？”西蒙像炸弹爆炸一样地喊道。

“不完全如此。”布朗神父说。

西蒙用他法国人的逻辑激烈地摇着拳头。“有一个人出了花园，”他喊道，“或者他没有。”

“不总是这样，”布朗神父说。

西蒙不耐烦地跳起来，“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谈话上了，”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如果你连一个人只能在墙这边或是那边都不懂，我就不再麻烦你了。”

“医生，”神父温和地说，“我们一向相处得很愉快，要是看在我们老朋友的分上，请停下来，告诉我你第五个问题。”

不耐烦的西蒙一屁股坐在门边的椅子上，简短地说，“脑袋和肩膀砍的方式很奇怪，好像是死后砍的。”

“对，”一动不动的神甫说，“这样干是为了使你对你作出的错误假定完全肯定，使你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颗头是属于那个身子的。”

奥布赖恩恐怖的呆望着，他的盖尔文化传统使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赶快离开这个邪恶的花园，一棵树结两种果子，一个人有两个脑袋。”但是他的法国化智慧终于占了上风。他像其他人一样靠近神父，满腹狐疑地听着。

布朗神父终于转过身来，靠窗子站着，脸遮在阴影里，但即使在阴影里，他们还是看出他的脸像灰一样白。他的讲话还是十分有条理的。

“先生们，”他说，“你们在花园里找到了贝克尔的尸体，但你们在花园里并没有找到任何陌生人的尸体。在西蒙医生的理智面前，我仍然要确定地说贝克尔只有一部分在那里。看这里！”他指着那神秘尸体的黑色身躯，“你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你们以前见过这个人吗？”

他迅速地把那个不认识的人的黄色秃头滚开，把他旁边的那个白发人的头安上去。

在那里，完完全全，整个一体，绝对没错地躺着朱利叶斯·布雷恩，穿着他那一身黑衣服，完全是他们在会客室看到的那个身材高大笑声不绝的朱利叶斯·布雷恩。

“凶手，”布朗神父平静地说，“砍下仇人的头，把剑从墙头抛了出去。但是他太聪明了，不会只把剑抛出去，他也把人头从墙上抛出去。然后，他只需把另一个头和尸体合上，由于他坚持私下调查，你们完全把这个人想象成了另一个人。”

“安上另一个头？”奥布赖恩目不转睛地看着神父问，“什么另外一个头？人头不会长在花园里，不是吗？”

“不会，”布朗神父看着他的靴子，声音嘶哑地说，“只有一个地方会长。他们在断头台的首级篮里。在谋杀的前一个小时，警察局局长瓦伦丁就站在断头台前。哦，我的朋友们！再听我一分钟，然后再把我撕碎。瓦伦丁是个诚实的人，如果为一个可争辩的事业发狂可以算是诚实的话。你们不曾看出在他那冷酷的灰眼睛里的疯狂光芒吗？他会为了粉碎他称之为十字架迷信的事业而干出任何事来，是的，任何事。他曾经为它战斗，他曾经为它忍饥挨饿，而现在他为它去谋杀。布雷恩令人激动的百万计的美元散布在那么多的教派中，一点也没有改变事物的平衡。但是瓦伦丁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布雷恩像那许多不专注的怀疑论者一样，转向了我们，那就是两码事了。布雷恩会像艰苦好斗的法国教会倾囊相助。他会支持六家国家主义报纸，《断头台》是其中一家。战斗已经着重在这一点上，这个疯子满怀热情来冒这个风险。他决定杀了这个亿万富翁。他这样干了，就像人们会指望大侦探也会犯下唯一的一次罪行那样。”

“他以合乎逻辑的借口逮捕了贝克尔，砍下了他的头，放在自己的公事箱里带回家。他和布雷恩进行了最后的辩论，加洛韦勋爵没有听完的辩论，之后他领着布雷恩出去，到封闭的花园里谈论剑术，用树枝和军刀表演——”

伊凡跳了起来，仿佛从精神恍惚中惊醒过来。到此为止，神父迅速而清楚地揭示了这可怕的一幕，使人听得入神，僵立不动。但是当伊凡又能出声时，那声音却是抖动的。

“你这个卑鄙的疯子，”他叫喊道，“要是我的主人憎恨你这样的带铲形宽边帽的说谎的人的话，我认为他是绝对正确的。哼，他知道怎么结果你，让你尸骨无存，你这小子。你要是让我抓住后脖子，现在你就会到他那里去了。”

“我是要到他那里去，”神父语气沉重地说，“我必须要他忏悔。如果他忏悔了，你知道，归根结底还不算太坏。”

这伙人驱赶着不快乐的布朗神父，像驱赶着人质或是人类牺牲品，一齐冲到房子的后边，脚步杂乱地走进瓦伦丁的书房，突然静了下来。

大侦探坐在他的书桌边，显然太专心了，没听到人们嘈杂的走进来。大家驻足片刻，医生突然发现瓦伦丁笔直优雅的后背上有什么东西，他赶快冲上前去。给他一碰，大家看到瓦伦丁的手肘边上有一小盒药丸，大侦探死在了他的椅子上。在他茫然的脸上，带着比加图（加图，古罗马政治家，反对恺撒。因兵败而自杀，不向恺撒屈服。）更自豪的表情。

佚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