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丽娅离开汉口飞机场数天后，一位名叫戴维·贝拉的小姐由香港开来的客轮上走下舷梯，登上了日军占领的上海港。

这位举手投足之中透出高雅富贵的大家小姐，就是罗丽娅。

前一个时期，雷恰洛夫上校与罗丽娅的出色表演，骗过了机场所有飞行员的眼睛。原来，上面密令罗丽娅以合法身份，潜入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做情报搜集工作，以增强苏联在上海的情报搜集力量。苏联国内派来的医疗小组，实际上是专门来华对罗丽娅进行短期高强度间谍训练的。尽管罗丽娅以前曾受到过间谍训练，但上级还是派来权威小组，对罗丽娅将承担的具体任务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显然，医疗小组在武汉机场一个月的时间里，频繁接触罗丽娅，并不是对她进行心理治疗。罗丽娅的身体和精神虽然受到科索夫牺牲的重大影响，但曾受到过间谍训练的她，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妥善处理好个人感问题。上校是为掩人耳目，才设置她精神状况不好需要医疗小组治疗假象的。

医疗小组对罗丽娅做间谍的基本技能，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并反复演练了她到上海工作的详细预案，极其认真地对她进行了“身世”训练。她牢牢记住了自己是出生在英国一个上等家庭的千金小姐，父亲是英国一家葡萄酒厂的企业主，拥有上亿资产。她在英国读完小学和中等医学院，现在到上海进行医学深造学习。

罗丽娅提着装有足够活动经费的皮箱走进了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这是上海最豪华的旅馆。她在前台一次性预付了半年的昂贵房租。尽管她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外租到合适的寓所，但为了显示大方阔绰的富家小姐身份，还必须按医疗小组设计的步骤在这个饭店住满半年。

半年后，罗丽娅凭着手中的英国护照，在公共租界找到了一家寓所。

这之前，她先后与中国人的上海情报站及苏联在上海的情报人员密约见面，建立起了她的情报网。有人把一部电台和密码本安全地送到了她的手上。自此，她进入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

上海医学院是一所有闲阶层子女们集中的学校。同学中，自然不乏为医学事业而苦读不止的有志青年，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养尊处优、不求上进的学生。这些人，大把大把地花着父母的钱，却十分吝啬地完成着老师布置的作业。在同学和老师眼里，戴维贝拉就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她对上海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白天，经常以购物和购书的名义溜出校门，雇上一辆人力车，悠闲自得地在各个街道穿来穿去。晚上，她则沉迷于中国麻将之中。自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学会了上海打法后，她就经常陪房东太太及其几个牌友打牌。开始每打必输，后来技术有所提高，但还是输多赢少。无论是输与赢，总是笑对大家，一派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品性，深得太太们的喜爱。

同罗丽娅玩牌的太太们，大都是达官要人的夫人或者相好，她们并不太在意输赢，玩得是个心情。牌顺心气自然就顺，牌背时有这位英国小姐甜点般的笑脸赔着，心里的躁烦也就冲淡了。她们的麻战少有火药味，大家在一团和气中休闲消遣。麻将桌上常能听到社会上的最新见闻，其中自然少不了深层内幕新闻。这些都是她们从夫君或情人那里听说的，麻将桌上像是不经意间闲谈出来，实则是在刻意为之，以彰显夫君或情人的官位和自己在男人心里的显要位置。男人肚里的机要大事都能在自己面前倒出来，也足以显示出了自已把持男人的能力。

这自然正中罗丽娅的下怀，这些深层内幕情况，在玩牌之间她都熟记在心。

深夜，从牌桌上回来的罗丽娅开始做自己的正事。她先做一番安全防范措施，然后，把电台取出，沉着地把交通员送过来的情报发往苏联海参崴情报中心，再把那边发过来的电报抄下来，待第二天秘密传递给在上海的同党。做完这项一天中的核心工作后，才安安稳稳上床睡下。

一天，在她经手的一份情报中，得知了汉口的苏联航空志愿队已陆续撤回国内。这一夜，她失眠了。汉口机场的一幕幕浮现在她的眼前，科索夫搅痛了她的心。她咬着枕巾呜咽了几个时辰，过去一些难忘的生活片断在脑海中翻来倒去。

天亮时，她想到了罗长虎。苏联籍志愿人员都回国了，罗长虎哪儿去了。她推断他最有可能被派回到东北抗联部队，那里需要他这个经过正规训练的情报人员。

对于罗长虎，她想了很多。这个完全可以称得上很优秀的中国青年，在她心里还是占据了重要位置的，但这与感情无关。他刻苦训练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他掌握的扎实的基本技能和全面的自身素质，都给她这个当时的教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他极尽所能，试图与她在感情上接近的行为，也使她至今无法忘记。那种死皮赖脸式的追求，使她一度对来自于这个封建国度的战士刮目相看。他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心想与他的老师相好。这在中国叫“乱伦”。离开了他的国家，罗长虎胆大包天地实施了“乱伦”行为。想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笑了。

对于罗长虎的求爱行为，她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因为那时，他一概不知她已经早有了心上人科索夫。当他知道她有知心情人后，从来没有再流露出一丝隐情。尽管他知道真相之时，是科索夫离开人世之后。

对于罗长虎，她还有一个更大的秘密：她是苏联海参崴的情报人员，而在他的印象里，她一直是海参崴邮局的职员，一个应聘教官，一个航空志愿队的随队翻译，一个他认为十分可爱的俄罗斯姑娘。

她知道，她的这个秘密是万万不可对他人讲的，这是组织规定的铁律，也是她的生命。

罗丽娅越来越沉浸于她的谍报生活中。在上海，她开始了她的第一堂谍报工作实践课。在此之前，她在国内接受了严格的专业训练，在海参崴曾训练过两批中国抗联的情报人员，但从未离境单独执行过间谍任务。这些日子，她把她学到的学识技能，逐渐运用到实战中去。她对这项富有冒险性质，极具刺激的工作很感兴趣。平时与她传递情报的，有中国同志，有她的同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她与他们以敌人意想不到的各种方式、在很多不可思议的地点接头，繁华的街道、寂静的寺庙、脏乱的垃圾场、纸醉金迷的娱乐场，都有她的身影出现。她置办了符合各种身份穿的衣物和不同颜色的假发。她倾其生命热忱，认真去完成每项任务。她经常在电报的末尾，加上一句话：为祖国而工作。国内对这个忠诚而能干的年轻女子无比信任，常常把重大任务交给她去完成。她的工作一度开展得很顺利。

终于，这种状况，在某一天被打破。这天晚上，在牌桌上，她得到了德国向苏联动全面进攻的传言，然后，又从相关情报中确认了这一消息。第二天，上海的各大报纸都刊登出了这条新闻。自此，罗丽娅工作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因为，持有英、美等国护照的外国人，成了日本宪兵队重点防范的对象。

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中，租界巡捕和日本驻上海的宪兵队，经常突然闯进租界区进行搜捕，并布禁令：租界内的任何组织、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使用无线电台与外界联系，违者，均以战时间谍罪论处。

上海租界的许多外国商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纷纷变卖财产，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罗丽娅知道，越是这个时候，情报对于祖国越重要。她极度小心地坚持开展工作，一直没有中断与上海交通员及国内的联系，及时向组织传递了一些对战局有价值的情报。

不久，国内组织通知她，根据情报反映，驻上海的日本宪兵队从德国调来了最先进的无线电波方位测定设备和技术人员，意在短期内侦破设立在租界的所有敌方电台。组织要求她尽量减少无线电联络的次数和时间，在不得不发报时务必小心，必要时停止一切无线电联络。并强调，根据局势发展，组织将适时采取措施把她撤回国内。

罗丽娅与国内无线电联络减少，却增加了在上海的活动。她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刺探相关情报。这个时期，她的间谍技术和手段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她洋洋得意地对自己说：你很棒。这个时候做情报工作，很刺激，很过瘾。

为防不测，她制定了多套应急方案，严格按照程序，抓住可行时机，坚持向国内送了几份简短、珍贵而必须要发的加急电报。

危险悄悄向她靠近。

一天深夜，她刚发完一份电报，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和凌乱的脚步声。

她异常镇静，极速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左手把密码本掖入内裤，右手同时扯下天线。然后，抱起电台放到床上堆铺的被子下，扯下身上的衣物扔到一边，却把胸罩扔到被子上。然后，关掉小台灯，把罩在台灯上的厚重的深色方巾，披在只穿个裤头的身上。

这时，外面传来沉重的敲门声。有人已经上楼到了她的房门前。她的系列动作也已经到了门前。打开门的同时，一束强光罩住了她全身。她惊恐万分，尖锐地叫了一声，踉跄地后退几步，恰巧摔倒在床边，身上的方巾在后退中已经脱落在地。手电的强光罩住的是几乎全裸的她。

片刻，她似乎才清醒过来，下意识地双手抱胸，颤抖着爬起来，坐到床沿上，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三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宪兵把房间中的各个设施和角落都翻了个遍，唯独没有翻她身后床上的被褥。

这个女人开门后踉跄倒退、惊掉方巾以及倒在床边后脸上呈现出的惊恐、睡醒的倦容，已经先入为主地给宪兵头脑中注入一个概念：这女人正在熟睡中被惊醒。所以，当在手电光牵引下的目光，扫过上面扔着粉红乳罩的零乱被褥时，也就没有产生怀疑。

宪兵们空手退到门口，才想起开灯。顺手按下门边的开关，灯光大亮的瞬间，他们看到的却是欲跟过来关门的女人突然一惊，肩上的方巾又一次滑落在地。他们得以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美人的全貌，脸上即刻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这时，他们听到从美人颤动的嘴里吐出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养野男人，我的没有，我的正经女人。”

站在门口的房东太太，完全不知道这位英国小姐的真实身份，也极为真诚地替她说好话：“这位小姐一向很规矩的。她的，从不带男人进来鬼混，大大的英国良民。”

一个宪兵听罢，冲另两宪兵说：“我们的，快快地，到附近几个楼搜查的有。”

三个宪兵下楼时，又听到身后关门的同时，传来那女人一句有气无力的话：“我的，要告你们，非法入侵私宅。”

罗丽娅把门插牢，全身就真的颤栗起来。想起刚才的一幕，真有些后怕。同时，也为自己的出色表演而激动得难以自制。

这次有惊无险的突然搜查，没有使罗丽娅彻底放弃用无线电传递情报的手段。她自认为，敌人没有侦测到她的准确位置。然而，她却不知，自从那次日本宪兵队扑了个空后，看上去不再到这里搜查，实则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侦测。他们要在确定这部电台的准确位置后再下手。

不久，他们的侦测设备基本掌握了她的电台使用波长、出现时间和她的发报“手迹”，并对一切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

这个时候，苏联国内组织鉴于她在上海的处境，决定让她尽快离开上海，秘密到中苏边境日本驻扎的战略要地黑虎镇去做情报搜集工作。具体任务到达目的地后会有人前去做出安排。再过几天，将由东北抗联一名情报员前来接应她。

这是她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的内容。电报详细通报了与她接应人员的接头地点、联系方式和暗号。同时，严令她不许再在上海使用无线电进行联络。

罗丽娅意识到了这一事态的严重性，接到这一命令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电台拆散，悄悄扔进了院内楼下废弃的下水道里，以防让敌人抓住物证。等待她再发报时冲上楼进行抓捕的宪兵队，却连续几天没再截获到这部电台的信号，使他们一时难以下手。

这个时期，日本人对待租界的外国侨民，一向是谨慎行事的，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不敢擅自抓人，不像是对中国人可以乱抓乱关。他们对罗丽娅居住楼和附近几座楼进行了重点监控，除昼夜在附近潜伏下侦听电台车外，还派特工人员悄悄监视了罗丽娅等几个重点怀疑对象。

销毁电台、停止工作的罗丽娅有了明显的安全感，她不知道敌人已经监视了她。

这天，按照上级的指示，她没带任何能显示出远门的装束，从心里悄悄告别了她居住的小楼和房东太太，像平常出门闲逛一样走出了家门。她叫了一辆黄包车，悠然自得地坐在上面，在几条街道转来转去，最后在爱丽丝教堂停了下来。

在她拾级而上的时候，无意间回头，现有两辆黄包车也一前一后地在下面停了下来。职业的敏感告诉她，她应该停下来观察一下情况。于是，她弯下腰把两只鞋的鞋带都重新系了一次。她系得很仔细，用眼睛的余光看着下面的两个人。他们并没有像正常来做礼拜的人一样下车即拾级而上，而是磨磨蹭蹭、装模作样地闲聊。她起身走，他们也跟着往上走。

进得教堂，她没有找座位坐下，而是直接去了旁边的一个小门。她在门后站了片刻，又从小门走出，差点撞在了正要进来的那两个人身上。她镇定地朝旁边闪了闪，微笑地点了点头，礼貌地让那两个人过去。

与那两人对视的一刹那，她断定自己被跟踪了。这时，教堂已有一些人坐定，还有人正陆续进来。她没有现左手拿一卷报纸、穿蓝衣、戴黑礼帽的男人。那是她的接应人。她把自己头上的呢纱白帽摘下来，装作很热的样子，用帽子扇了扇风，然后顺手塞进了手袋里。

头上没有了呢纱白帽，来人便无法与她取得联系。她果断地取消这次接头计划。于是，她走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她敲响了二楼第三个房间的门。这是她认识的卡列安主教的房间。里面没人应声。有人过来告诉她，卡列安主教有事外出了，今天做礼拜的是朱利苛主教。她用余光看到那两个特工的身影在楼梯口一闪。

这时，罗丽娅朝楼下望了一眼，现那位头戴黑礼帽，左手拿报纸的蓝衣人出现了。那人慢条斯理地找一个地方坐了下来，随意地环顾了一下左右，便开始翻他的报纸。

罗丽娅吃惊地认出，那人却是罗长虎。组织上并没有告诉她谁来接应她，国内可能也确实不知道中国抗联方面具体派谁来执行这个任务。这种事通常是只认事前约定的暗号暗语而不认人的。因此，她在瞬间推断，罗长虎极有可能也不知道他要接应的人就是她罗丽娅。因为，苏联方面不会把苏方在上海更多、更具体的谍报活动况告诉中国抗联的。

罗丽娅不能再走到下面的教堂，若被罗长虎认出，贸然上来同她接触，那他将失去安全保障。

于是，她对刚才同她说话的人说：“既然卡列安主教不在，那我改天再来找他。”说完，从另一侧的楼梯下去，走出教堂。

她坐上黄包车，迅速判断当前的形势。她认为，日特只是对她的行动进行监视，并没有足够证据，一时不会对她下手。现在最好的去处，还是回她租住的寓所。

她在寓所里关了两天没有出门去上学。既然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又受到严密监视，就不能再与上海任何交通员进行联系，也不能再等人来接她从上海直接北上去东北黑虎镇。她果断决定，中断学业，以她堂堂正正英国葡萄酒厂企业主千金的身份，办理回国手续，从香港转道英国。到英国后，再前去苏联，然后，从中苏边境再去黑虎镇。这是唯一合理合法安全离开上海的办法。

接下来的两天，她先后到校方和租界有关部门办理退学和离境手续。第四天，她打点行装，与房东太太挥泪告别，踏上了去香港的客轮。

日本宪兵队无计可施，眼睁挣地看着一个重点怀疑对象，趾高气扬地在上海消失了。

数日后，日本人进一步肯定，这个英国女子很有可能在上海期间进行了反日间谍活动。因为，她走后，那部电台再没有出现过。但是，让他们永远不会掌握的是，这个戴维·贝拉的小姐实则是苏联情报人员。

罗丽娅在英国逗留几日，便回到了苏联。这个时期，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抗德，苏联人民正处在艰苦战争岁月。罗丽娅要求留下来，与她的人民一起战斗，可组织上对她另有安排。不久，便被派往中国黑龙江黑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