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斯先生曾经写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发明了一台时间机，而我却发现，我在写这些回忆的过程中，也创造出了自己的时间机。但和威尔斯的时间机不同，我的时间机器只能往回倒，倒回到一九三二年去，当时我只是冷山州立监狱E区的傻帽看守，不过不管怎么说，这还真管用，管用得有点怪异。这台时间机让我回想起当年我的那辆旧福特I型车：你知道车是总能发动起来的，但就是不清楚钥匙的这一转是否足以启动引擎，也不知道是否得钻出车去摇那曲柄直摇到手臂脱落。

自从我开始讲约翰·柯菲的故事以来，那车一直发动得挺顺利，但昨天，我就得爬出车去摇曲柄。我认为那是因为我去执行了德拉克罗瓦的死刑，而我打心眼里不愿意把那段时间重过一遍。他死得太惨了，太可怕了，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韦特莫尔，一个喜欢梳理头发却没法忍受被人嘲笑的年轻人，连那半秃顶的、讲法语的、活不到下一个圣诞节的小个子男人的嘲笑都不行。

不过，和大多数难事儿一样，最难的就是最初的发动。对引擎来说，你发动时用的是钥匙还是曲柄，这没啥关系；一旦发动，它就会一直转下去，和另一种方式的发动没什么两样。昨天就是这样。起初，冒出来的是一个个只言片语，然后是整个句子，最后就如滔滔洪水般一发不可收拾。我发现，写作是一种特殊的、相当可怕的回忆方式，从总体上看，它有点像强奸。我有这种感觉，也许因为我已是耄耋老人（我有时候感觉到，这是在我背后发生的事情），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相信，笔和记忆结合，创造出一种魔力，而魔力是很危险的。我了解约翰·柯菲，也目睹了他的能力（对老鼠和对我所做的事），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这么说。

魔力十分危险。

不管怎样，我昨天写了一整天，词语简直是从我心头流淌而出，上辈留下的这幢久负盛名的养老院的日光室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绿里尽头的那间储藏室，我的许多问题孩子就在那里坐了最后一程，那里的阶梯通往公路底下的隧道。就在那里，迪安、哈里、布鲁托尔和我一起质问珀西·韦特莫尔，要他解释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的身体怎么会被烤到冒烟，还要他再次保证申请调动，到荆棘岭州立精神病院去工作。

日光室里总放着鲜花，但昨天中午，我能嗅到的只有被烧焦的死人肉体上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楼下草坪上割草机的声音，也被空洞的滴答声取代，那是从隧道拱顶渗出的水在往下滴落。旅行还在继续，我已经回到了一九三二年，回去的即便不是肉体，也是灵魂和内心。

我没吃午饭，一口气写到四点钟左右，放下铅笔时，只觉得手腕生疼。我慢慢走到二楼走廊的尽头。那里有扇窗，向外可以看见雇员停车场。做勤务的布拉德·多兰让我想起珀西，他经常对我散步要去哪里和要做什么表现出过分的好奇。他开的是一辆旧雪佛兰车，防撞杆上贴着一行字：我看见了上帝，他名叫纽伊特。车不在，布拉德下班了，开车去了不知哪个他称为家的地方。我想象着一辆拖车，车厢里张贴着大幅招贴，角落里堆着啤酒罐。

我从厨房走了出去，厨房里正开始准备晚饭。“你那袋子里是什么，埃奇康比先生？”诺顿问道。

“一只空瓶，”我说道，“我在那边的林子里发现了忘年泉，每天下午这时候都去一趟，灌一点回来睡觉时喝。味道不错，真的。”

“也许是让你感觉年轻吧，”另一个厨师乔治说，“但对你的长相却没什么用处啊。”

三人听了都一阵好笑，我出了门。我突然意识到，尽管多兰已经走了，我还在四下张望，看看是否有他的踪迹。我真是个笨蛋，不该这么受他困扰的。我边暗暗骂着，边穿过了槌球场。过了球场是一小片凹凸不平的高尔夫推球入洞场，看上去比佐治亚松林的宣传册上印的更漂亮，再过去有一条小径，通往养老院东面的那片小灌木丛。沿路有两三间破旧的棚屋，现在已经不派任何用场了。第二间屋子就在把佐治亚松林地盘和佐治亚47号公路隔开的围墙近旁，我走进去待了一会。

那天晚上，我好好吃了顿晚饭，看了会电视，早早上床了。通常的晚上，我总会醒来，悄悄到楼下的电视间，看美国电影频道放的老电影。但是，昨晚我没醒；昨晚，我睡得石头般沉，而且，自打我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一直困扰我的那些噩梦也没来打扰我。一定是白天的写作把我累得够戗。说实话，我到底不像从前那么年轻啦。

醒来时，我发现平常早晨六点时投射在地板上的那圈阳光，已经爬到了我的床脚边，我赶紧翻身下床，吓得连大腿和膝盖处因关节炎而起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我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匆匆穿过厅房，来到俯瞰雇员停车场的那个窗前，希望多兰那辆老雪佛兰的停车位依然空着。他有时候会迟到半小时的……

没那么幸运。车就停在那里，在清晨阳光下闪着灰暗的光泽。因为布拉德·多兰先生这些天有事，必须准点到达，不是吗？是的。老保罗·埃奇康比每天一早就不知去了哪里，不知老保罗·埃奇康比在干什么，而布拉德·多兰先生打算弄个明白。保利，你在那里干吗？告诉我。他很可能已经在盯我了。最聪明的办法是待着不动……但我没法不动。

“保罗？”

我转身速度之快，几乎要摔倒在地了。是我的朋友伊莱恩·康奈利。她瞪圆了眼睛，伸出双手，像是要来搀扶我。还好我找回了平衡，不然，伊莱恩的关节炎很严重，如果我真倒在她怀里，没准会把她像根干树枝那样一折为二呢。走进了八十岁领地之外的陌生国度，浪漫仍有可能，但就别想着《飘》一类的东西了。

“对不起，”她说道，“我没想吓着你。”

“没关系，”我说着朝她淡淡一笑，“这比一头冷水更让人清醒啊，我真该雇你每天早晨这么来一下。”

“你是在看他的车，是吗？多兰的车？”

没必要和她开玩笑，于是我点点头：“真希望能确定这家伙是否在西楼里，我得出去溜一会，但不想让他看见。”

她笑了，让人觉得是小顽皮嘲弄人的那种微笑，她小姑娘时准是这么笑的。“那家伙很讨厌，是吗？”

“是的。”

“他也不在西楼。我已经去吃过早饭了，没睡醒的家伙，我来告诉你他在哪里吧，因为我偷偷瞧见了，他在厨房。”

我看看她，满心沮丧，我知道多兰有好奇心，却没想到那好奇心如此之强。

“你不能早晨不散步吗？”她问道。

我想了想：“可是可以的，我想，但是……”

“不应该。”

“是的，不应该。”

我想，这下，她该问我去哪里，到那片树林去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然而她没问，反而又朝我投来顽皮的一笑。那笑容在她憔悴的、备受痛苦折磨的脸上显得十分奇怪，绝对奇妙。“你认识霍兰德先生吗？”她问道。

“当然啦，”我回答道，尽管我和他见面不多。他在西楼，这在佐治亚松林简直就跟邻国差不多。“怎么啦？”

“你知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摇摇头。

“霍兰德先生是佐治亚松林仅剩的五个被允许吸烟的居民之一，”她说着，脸上的笑容比刚才更明朗了。“这是因为他在条例改变之前就住这里了。”

祖父条款，我想。还有比养老院更适合此类条例的地方吗？

她把手伸进蓝白条纹外衣口袋里，半掩半掏地拉出两样东西：一支烟和一盒火柴。“绿小偷、红小偷，”她用轻快有趣的声调唱着，“小埃莉要尿床喽。”

“伊莱恩，你要……”

“扶着老女孩下楼吧。”她说着把烟和火柴又塞回口袋，用她关节突出的手抓住我的胳膊。我们返身走回厅堂。我边走边打定主意，一切听她安排。她虽说上了年纪，体质虚弱，但绝不愚蠢。

我们小心翼翼地往楼下走去，像生怕弄碎了自己玻璃文物似的身子。伊莱恩说：“在楼梯底下等我，我要去一趟西楼，去大厅里的洗手间。你知道我说的那地方，是吗？”

“知道，”我说，“就是淋浴房外面的那间吧，去干什么？”

“我有十五年没抽一口烟了，”她说道，“但今天早上觉得很想抽一支。我不知道能喷多少口烟而不触发那里的烟雾探测器，但我想弄个究竟。”

我恍然大悟，钦佩地看着她，暗想，她多让我想起我的妻子：詹妮丝也许会采取完全一样的行动。伊莱恩也朝我看看，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我用胳膊钩住她可爱的后脖颈，拉过她的脸，轻轻在她嘴唇上吻了一下，说了声：“我爱你，埃莉。”

“噢，说得也太好听了吧。”她说，但是我肯定她很开心。

“恰克·霍兰德怎么办？”我问道，“他会来惹麻烦吗？”

“不会，因为他在电视间里，和另外一二十个人一起看‘早安，美国’节目，而我自己，则准备一等烟雾探测器触发了西楼的火灾警报，就溜个无影无踪。”

“女士，你可别跌跤伤了自己啊，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如果……”

“好啦好啦，别啰唆了。”她说完，吻了我一下。废墟里的爱。你们有些人听起来也许觉得好笑，其余的人更觉得荒诞，但听我说，朋友：荒诞的爱总比没有爱要好。

我看着她走开，步履缓慢而僵硬（但是她只在下雨天或关节痛得厉害了才用手杖，这是她的诸多虚荣之一），我等待着。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正当我觉得她一定是没了勇气，或是发现烟雾探测器的电池用完了时，西楼的防火警报响了起来，很响的一阵蜂鸣。

我立刻朝厨房走去，不过脚步很慢，我得先确定多兰不在那里碍我的事，否则就不能走得太快。一群老家伙叽里哇啦地从电视间（这里叫资料中心，可真荒唐）里走出来，大部分还披着睡袍，他们要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高兴地看到，多兰也在其中。

“埃奇康比！”肯特·埃弗雷粗声粗气地喊道。他一手重重地撑在拐杖上，另一只手用力拉扯着睡裤的裤裆。“是真警报还是又一次假警报？你觉得是什么？”

“我看谁都无法知道。”我说。

就在此时，劈劈啪啪地跑来三个后勤人员，朝西楼方向奔去，边跑边朝挤在电视间门口的人群喊着，让他们赶紧离开室内，等待险情排除的通知。其中第三个是布拉德·多兰。他跑过去时甚至没朝我看一眼，这可让我太高兴了。我边朝厨房走去，边暗想，伊莱恩·康奈利和保罗·埃奇康比这一组合，恐怕十来个布拉德·多兰也不是对手，哪怕再加上半打的珀西·韦特莫尔。

厨房里的厨子继续着早餐后的清理，对号叫着的火警信号充耳不闻。

“喂，埃奇康比先生，”乔治说道，“我觉得布拉德·多兰在找你呢，其实他刚从你身边走过。”

那才叫幸运呢，我暗想。但是我说出来的话却是，也许我迟一点再去见多兰先生吧。然后我问他，早餐上是否还剩下点吐司什么的。

“当然啦，”诺顿说，“不过还冷冰冰地躺在货架里呐，今天早晨你起迟了？”

“迟了，”我顺着意思说道，“不过我饿了。”

“一两分钟就能做个又热又新鲜的。”他说着伸手去拿面包。

“别，别，冷的就行。”我说道。他递给我两片面包（他看上去有点困惑，事实上，他们两人都有点），我匆匆出了门，觉得又回到了孩提时代，用蜡纸包上涂了果酱叠在一起的面包，往胸口衬衫里一塞，就逃课钓鱼去了。

走到厨房外面，我迅速回头看看多兰是否在周围，没发现什么可紧张的情况，便赶紧穿过槌球场和高尔夫练习场，边走边啃着手里的面包片。走进树林荫蔽时，我稍稍放慢脚步，走上了那条小径，思绪突然转到了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被处决后的第二天。

那天上午我和哈尔·穆尔斯说过话，他告诉我，梅琳达的脑瘤使她间歇性地骂人说脏话……后来我妻子把这称为抽动障碍症（这只是尝试性的说法，她也不确定是否是同一回事）。听着他颤抖的声音，再加上约翰·柯菲治好了我的尿路感染，救活了德拉克罗瓦那只被踩断了脊梁的宠物鼠，我终于被推过了那条分界线，即仅仅考虑一件事和真正去做那件事的界限。

还有别的原因，与约翰·柯菲的手有关，与我的鞋有关。

于是我就叫来了我的同事，我多年来以生命相托的那几个：迪安·斯坦顿、哈里·特韦立格、布鲁特斯·豪厄尔。他们在德拉克罗瓦死刑后的第二天到我家来吃午饭，还倾听了我的计划。当然，他们都知道约翰·柯菲救活了那只老鼠，布鲁托尔还亲眼目睹了。因此，当我提出如果我们把约翰·柯菲带去见梅琳达·穆尔斯的话，可能又会有奇迹发生时，他们并没有立刻大笑起来。迪安·斯坦顿提出了最让人烦心的问题：如果约翰·柯菲在路上逃掉了怎么办？

“如果他弄死了什么人怎么办？”迪安问道，“我是不愿意丢工作，不愿意去蹲班房，我有老婆，有孩子，都等着我往他们嘴里填面包呢，可我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我的良心再也承受不了多死一个小女孩了。”

大伙都默不做声，人人都看着我，等着瞧我如何作出反应。我知道，如果我把嘴边的话全说出来，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我们已经到了义无反顾的地步。

只是，至少对我来说，回头路已然不可能走了。我开口说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