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八岁时，叔叔保罗（我就是用了他的名字）死于心脏病。父母带我去芝加哥参加他的葬礼，并拜访父亲一方的亲戚，那里的很多人我从未见过。我们去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次旅行还不错，算得上是一次必要而令人兴奋的旅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很可怕的。我那时深深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在我十九岁生日过后两周，她就成为我的妻子。有天晚上，我对她的渴望就像烈火一般在身心里燃烧（哦，没错，也在我的下身烧着），这使我无法自控，于是我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写得没完没了，把整颗心都掏出来了，而且还不想回头看看自己到底写了点什么，因为我害怕怯懦会让我停笔。我没有停笔，当头脑里有一个声音叫嚷着，说寄出这样的信你简直是疯了的时候，我已经要把心挖出来捧到她手里去了。所以，我像孩子似的冲动得不顾一切后果。我常常想，不知道詹妮丝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却总也提不起勇气去问。我只知道，葬礼之后，我翻她的物品，但没有找到那封信。当然了，这事本身并不说明什么。我想，我从没问过她，那是因为我害怕发现，那封滚烫的信对她的意义并没有我自己体会得那么深。

我写了足有四页纸，我觉得自己此生都不会再写更长的东西了。可看看这个，看看所有这些，我都不知道何时会有结尾。如果我早知道故事会拖得这么长，就可能根本不去开头了。我没想到的是，写这件事会开启多少扇门，似乎我父亲的旧钢笔不是真正的钢笔，而是某种奇特的万能钥匙。或许，那只老鼠汽船威利，即叮当先生，也就是绿里上的老鼠，就是最好的例子。在没动笔写之前，我从来没意识到他（的确，我已经把它当作“他”了）有那么重要。比如说，在德拉克罗瓦还没有到来前，它那种好像在寻找德拉克罗瓦的样子，我觉得这事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总之，从没用显意识去思考过，直到我开始写作时，我才想起来。

我想我要说的就是，我从前没想过，为了要讲述约翰·柯菲的事情，我该从何开始追溯，或者要把他在牢房里放多久。他真的身材巨大，他的脚不仅要伸出床铺的一头，而且还得一直垂到地面上。的确，我不想让你忘了他。我想让你看到他就坐在那里，抬头看着牢房的天花板，悄无声息地落泪，或是用胳膊遮着脸。我要你听到他的声音，他那颤抖着的、如同抽泣的叹息，还有不时传来的泪水涟涟的呻吟。这些都与我们在E区不时听到的痛苦和悔恨的声音不同，不是那种尖厉刺耳带着懊悔的喊叫声；还有他湿润的眼睛，不知怎的，这双眼睛里并没有我们常见的痛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这么说很不理智，这我当然明白；可对于触及你心灵的东西，要是不这么写，就没任何感觉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体会到的，仿佛是整个世界的所有痛苦，是一种太过强烈的痛苦，根本无法彻底消除。有时候，我坐在那里和他谈话，就像我和其他犯人谈话时一样——谈话是我们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工作，我记得我曾这么说过——我企图安慰他。我不觉得自己真安慰了他。而你也明白，对他的痛苦，我内心多少有一些快慰，觉得那是他罪有应得。我有时候甚至认为，该打电话给州长（或是让珀西去做这事，该死的，他可是珀西的姑夫，不是我的），请他延迟处决。我们还不该把他给烤了，我会这么说，这事还在痛苦地折磨他，噬咬他，像尖细的棍子一般割绞着他的内脏。再给他九十天时间吧，阁下。让他继续经受我们无法给他的自我煎熬吧。

在我快要结束这段岔开的记忆回到正题前，我想让你记住这个约翰·柯菲，这个躺在床上的约翰·柯菲，这个恐惧黑暗的约翰·柯菲，他怕黑可能有着足够的原因，因为在黑暗中，两个有着卷曲金发的身影（她们不再是小女孩了，而是复仇的女妖）或许在等着他。这个双眼总是流淌泪水的约翰·柯菲，那泪水就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里淌出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