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在书桌上看到一张粉红色的便笺纸，让我尽快去监狱长办公室一趟。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里有虽不成文却很重要的游戏规则，而我昨天有那么一会儿没有照规则办事。于是，我尽量拖着不去。我想，这事就像我不愿意为泌尿毛病去看医生。我总觉得这种“非得把事情了了”的做法被高估了。

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赶紧去监狱长穆尔斯的办公室，而是脱下羊毛制服，把衣服挂在椅背上，打开角落里的电风扇（又是一样发热的东西）。接着，我坐下来，看布鲁特斯留下的夜班记录。没什么值得警惕的事情，德拉克罗瓦睡下后哭了一会儿（他常常这样，更多是为自己哭，而不是为被他活活烧死的人，这我很肯定），接着他从雪茄盒里拿出了叮当先生，就是那只老鼠，它就睡在盒子里。这让德尔安静了下来，余下的夜晚他睡得像个婴儿。叮当先生很可能待在德拉克罗瓦的肚子上，尾巴卷起来盖着爪子，眼睛一眨不眨。好像上帝认为德拉克罗瓦需要一个守护天使，却又凭他的智慧认定，只有老鼠才能守护这位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耗子似的杀人犯朋友。当然，布鲁托尔的记录中并没全部都写。不过，我自己值过很多夜班，足以从字里行间里看出额外的内容。这里还有关于柯菲的简短记录：“他躺在那里没睡着，大多时候很安静，间或有哭泣。我试着找些话题，但听柯菲咕哝着回答了一些之后，我就放弃了。保罗和哈里可能运气会好一些。”

“找些话题”其实是我们工作的核心。我当时还不清楚，但当我在德高望重这个又老又怪的岁数（我觉得对必须要承受衰老的人来说，所有很大的岁数都显得有点古怪）开始回顾往事时，我才明白确实是这样的，也明白了我当时为什么会不清楚，因为这事太重大了，就像呼吸对于生命一样关键。临时工能否“找些话题”倒不重要，但是我、哈里、布鲁托尔、还有迪安会不会找却很关键……而这也是珀西·韦特莫尔之所以成为灾难的原因之一。犯人恨他，看守恨他……大概所有人都恨他，除了和他有政治关系的人，除了他本人，也许（也只是也许罢了）还有他母亲。他就像撒到结婚蛋糕里的一剂砒霜，我想，我当时就知道，他从一开始就惹祸，他本人就是即将临头的事故。对我们其他人来说，我们会自嘲，说自己的职责不是看守犯人，而是当心理医生。我们有些人到今天还会这么自嘲，不过我们当时就明白如何“找些话题”……若没有这些谈话，要上“电伙计”的人迟早会疯了的。

我在布鲁托尔的记录下面写了几句，让他和约翰·柯菲谈话，至少要试着这么做，接着，我跳过去看柯蒂斯·安德森（监狱长的首席助理）留下的话。上面说，他（即安德森）正在等待着很快会到来的关于爱德华·德拉克罗瓦的DOE指示（这里安德森拼错了，那人的名字实际上是埃杜亚德·德拉克罗瓦）。DOE指的是处决日。照柯蒂斯的留言，据确实可靠的消息，他听说这个小个子法国佬要在万圣节前不久上刑场，他觉得很可能是十月二十七日，而柯蒂斯·安德森的猜测也是很有根据的。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能要迎来一个新房客，他叫威廉·沃顿。“他就是那种你会称作‘问题儿童’的人”，这段话柯蒂斯是用他那向右倾斜的字体写的，不知怎么的，他的笔迹总是有些拘谨。“他很狂野，也为此感到骄傲，大概是去年，他在整个州里流窜，终于癫狂之极，在一次拦路抢劫中，杀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孕妇，又在道口杀了第四个人，是州巡警。他只放过了一个修女和一个盲人。”读到这里，我笑了笑。“沃顿今年十九岁，右前臂上有‘野小子比利’的刺青。我相信，你肯定会煽他一两记耳光的，不过得小心点，这个人压根不在乎。”他加了双划线，然后这样结尾：“他也可能是常在附近出没的人。他正在上诉，事实上他还未成年。”

一个疯狂的孩子，正在上诉，就要来这里了。哦，听上去还真不错。突然，天气似乎更热了，我也不能再拖延不去见监狱长穆尔斯了。

我任冷山看守期间有过三任监狱长，哈尔·穆尔斯是最后一任，也是最好的一任。他平易近人，诚实，直率，甚至缺乏柯蒂斯·安德森的基本才智，但他具备了政治技能，足以在那几年艰难时期维持住自己的位置……他也很正直，经得住诱惑。他不会再提升了，但这样似乎也不错。他那时五十八岁，要不就是五十九岁，脸上的皱纹很深，像条警犬，大概就是波波·马钱特很熟悉的那种。他满头白发，双手因为痉挛之类的原因颤抖着，不过他还是很强壮的。前一年，当一个监狱犯拿着一根由板条箱的板条削成的棍子向穆尔斯冲来时，他站在那里，抓住那恶棍的手腕，一把折断他的骨头，发出了干树枝着火后断裂的声音。那恶棍忘了所有的愤慨，跪倒在地上，尖声叫娘。“我不是你娘，”穆尔斯用他很有修养的南方口音说道，“不过我要是的话，我会拎起裙子，用生你出来的家伙朝你撒尿的。”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立刻站了起来，我一摆手让他坐回去，然后在他桌子对面坐下，先从他妻子说起……只不过在我们那里，问候是与别处不同的。“你那漂亮妞怎样了？”我就是这么问的，好像梅琳达才十七芳龄，而不是六十二三岁了。我的关心是真诚的，她是那种我若有缘分自己也会爱上和迎娶的女人，但我也在乎让他从该谈的正事儿上分分心。

他深深叹了口气：“不太好，保罗，确实不太好。”

“头痛更厉害了？”

“这礼拜只痛了一次，不过是最糟糕的一次，前天她基本上整天躺着，现在她右手乏力的情况更严重了——”他举起自己那只满是肝色斑点的右手，我们两人看着它在记事簿上颤抖了一阵子，接着他又把手放下了。我知道，他极其不愿意说出上面这番话，而我宁愿没听见。梅琳达的头疼病是春天开始的，整个夏天医生一直说这是“精神紧张引起的偏头痛，”也许是因为担心哈尔马上要退休。我老婆曾告诉我，偏头痛是年轻人的病，不是老年人常得的，到了梅琳达·穆尔斯的年纪，病情通常会好转，而不是恶化。现在她的手又出现乏力症状，我看这可不像是精神紧张，而像是倒霉的中风。

“哈维斯特罗姆医生想让她去印第安诺拉住院，”穆尔斯说，“做点检查，他的意思是拍X光片，谁知道还有什么，她都怕死了。”他停住了，然后点点头，“说实话，我也很害怕。”

“是啊，可你都看到她的情况了，”我说，“别再等了，如果真有什么的话，X光能照出来的，没准是他们可以治疗的。”

“是的。”他应着。过了一会儿，我们的眼神对视了，并停在那里。据我回想，这也是我们这次见面的唯一一次，那是一种袒露而彻底的相互理解，一切尽在不言中。没错，也许就是中风，也可能是恶性脑瘤，如果真是的话，印第安诺拉的医生也差不多无能为力了。要知道，这是一九三二年，当时就算尿路感染之类相对简单的病症，不是用磺胺类药剂让人恶心，就是忍痛熬着。

“谢谢你这么关心，保罗，现在，让我们谈谈有关珀西·韦特莫尔的事。”

“今天上午我接到州里的电话，”监狱长平静地说，“电话里很生气，我想你也能想象的，保罗。州长有如此的姻亲关系，他没法不感情用事，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他的妻子有个哥哥，哥哥有一个儿子，那人就是珀西·韦特莫尔。昨晚，珀西给他老爸打电话，而珀西的老爸又打给珀西的姑姑，还要我把下面的事情全讲了吗？”

“不用了，”我说，“珀西告发我，就像学校的孬种告诉老师，说他看见杰克和吉儿在衣帽间里亲嘴。”

“没错，”穆尔斯应道，“差不多就这码事。”

“你也知道，德拉克罗瓦进来的时候，在珀西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吧？”我问，“珀西还拿着他那该死的胡桃木警棍？”

“知道，不过——”

“你也知道他有时候是怎么拿着它在监狱里显摆的，他纯粹为了找乐子。他很卑鄙，又愚蠢。说实话，我都不知道还能忍他多久。”

我们彼此认识五年了，对于相处得好的人，这时间算长了，尤其是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和死亡打交道。我的意思是，他能理解我。倒不是说我会放弃，大萧条正在监狱外头徘徊，就像危险的罪犯，而且还不受我们掌管，不受牢狱控制。比我更能干的人不是流落街头，就是得逃票乘车。我知道自己算是幸运的，孩子们成年了，还有房贷，那两百磅重的大理石块，两年前也终于不再是胸中块垒。可人总得吃饭，还有老婆要养。而且，只要有能力，我们也习惯了给女儿和女婿寄上个二十块钱（有时候即使一时没钱，如果简写信流露出异常的窘迫，我们也设法寄去）。女婿是失业的中学教师，如果这样的情况在那年头还称不上窘迫的话，窘迫这个词也就没啥意思了。因此，人们绝不会放弃像我这样有稳定收入的工作……绝不会铁着心冷冷地放弃的。不过那年秋天可没那么冷，外面的温度不合季节地高，尿路感染在我体内肆虐，把我身体的温度弄得更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哎，有时候，人的拳头就会只听从本能。一旦你对着像珀西·韦特莫尔这种有后台的出了拳头，你就可能会继续揍下去，因为没有退路了。

“要挺住，”穆尔斯平静地说，“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据可靠消息，实际上，今天给我打电话的人告诉我，珀西向布莱亚那边递了申请，而且申请会被接受。”

“布莱亚，”我应道。即荆棘岭，两个州立医院之一。“这家伙在干吗？巡游州立机构吗？”

“是份管理工作，薪水更高，只是催催文件，而不是在大热天整理医院床铺。”他撇着嘴朝我笑笑，“你要晓得，保罗，‘酋长’过来的时候，你要是没把他和范哈伊一起派到配电室的话，你可能早就摆脱他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话让我费解，不知他到底在说什么。也许我也不想听懂。

“我还能把他派到哪里？”我问，“老天，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这里干的是啥！还要让他参与执行队的工作——”我没把话说完，也说不完，头绪乱糟糟的，无从说起。

“不管怎么说，你最好让他接手德拉克罗瓦的事。如果你想摆脱他，就得这样子。”

我垮着脸，看着他。过了一会，我终于收起脸说：“你说什么？难道他想亲身经历这个场面，想闻闻别人脑袋烧焦的味道？”

穆尔斯耸耸肩。一谈起妻子，他的眼神曾是那么的温柔，可现在却如此冷酷。“不管韦特莫尔干还是不干，德拉克罗瓦的脑袋终归要烧的，”他说，“对吧？”

“对，不过他会搞砸的，事实上，哈尔，他准得搞砸，在三十个左右的见证人面前……在那些专程从路易斯安那赶来的记者面前……”

“你和布鲁特斯·豪厄尔得保证不让他弄砸了，”穆尔斯说，“如果他还是搞砸了，会被记录在案，就算他州议会的亲戚早不在了，那记录也还会在的。你明白吗？”

我懂。这让我感到恶心，感到担心，但是我懂。

“他想留到执行柯菲。不过，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他从德拉克罗瓦那里能获得满足。你得确保让他参与这一次。”

我本来计划好再让珀西待在配电室，然后让他下隧道，推着安放德拉克罗瓦的滑轮担架，把尸体送到监狱外路对面停着的运尸车那里。但是我想都没再想，就把所有这些计划抛到脑后。我点点头，我有种感觉，觉得这是一场赌博，不过我不在乎。如果这么做能摆脱珀西·韦特莫尔，我连老虎屁股都敢摸。他可以参与处刑，推合上夹钳，朝铁窗望望，告诉范哈尔推到两挡；他还能看着那个小个子法国佬浑身触电，而那电就是他珀西·韦特莫尔从瓶子里放出来的。就让他得到那些恶心的快感吧，如果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州里对杀人犯的处罚。让他去荆棘岭好了，他会在那里有自己的办公室，还有纳凉的电风扇。如果他姑夫下一次选举失败了，他就会知道，在这个艰难、破旧、酷热的世界里，什么才是工作；他就会明白，在这世上，不是所有的恶棍都会被关监狱，有时候连你自己的脑袋也会挨揍，这样更好。

“行，”我说着站起身，“我会让他参加德拉克罗瓦的处刑的，让他打头阵，同时，我会维持场面。”

“好，”他说着也站了起来，“另外，你自己的情况怎样了？”他悄悄地指指我下身。

“好像好点了。”

“嗯，这样就好。”他目送我到门口，“还有，柯菲怎么样？会惹事吗？”

“我想不会吧，”我说，“他安静得像只死公鸡，真是古怪，古怪的眼神，不过很安静。总之我们会留心的，不用担心。”

“当然，你知道他曾干过什么。”

“那是。”

他看着我走到了办公室外，老小姐汉娜坐在那里，读着她那本丛林故事，好像自上个冰川世纪结束时，她就在读这本书了。能离开那里我很开心，总之，我觉得好像很轻松就脱身了。毕竟，很高兴能知道还有机会摆脱珀西。

“代我向梅琳达致以最真切的问候，”我说，“也别再自寻烦恼，很可能最后诊断结果不过是偏头痛而已。”

“确实。”他说。他心事重重，垂着眼睛，嘴角却露着微笑。两个表情夹杂在一起，可真是惨不忍睹。

我回到E区，开始了新的一天。有文件要看要写，有地板要拖，有饭要做，还要制定出下周的值勤表，一大堆事情呢。不过大部分时间是等待，在监狱里总是有很多等待，从来没完的时候。等着德拉克罗瓦走绿里，等着威廉·沃顿噘着嘴唇、带着野小子比利的刺青来这里，更重要的是，等着珀西·韦特莫尔走出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