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后，直子带着宋汉城一同拜访了国际刑警组织伦敦办事处。

在反恐法实施后，英国对非法洗钱活动实行了严密监控。因此，借助英国方面的情报网络，或许可以从巴利圣典会收到的那笔两万美元捐款入手，调查其资金流向。

半小时后，英国同事拿来了报告。

捐款人的资金拨自夏威夷当地的一个慈善团体。调查得知，该慈善团体只是一个中间机构，而且该笔捐赠接受的是匿名委托。除非由美国国土安全局直接介入，伦敦这里无法马上获知更多情况。等国际刑警组织发出协查通令，取得所在国相关部门的配合，至少需要一周时间。

线索在这里中断了。如果捐款人确实与本宗事件有关，那么，布下此局的人显然是个行家里手。

“有一个办法。”英国办事处的同事提醒说。

直子很感兴趣地听着。

“我们可以通过地方税务部门查询其账目往来。当然，得用些私人渠道。”

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伦敦西北，M40高速公路。直子和宋汉城正驱车前往牛津。

他们打算寻找高木繁护、中村增造和中村佑行过去在英国时与圣典会可能联系，任何资料或记录都可以。这值得一试。

中村所暗示的伦敦之行似乎并不乐观。荷默教授除了告诉他们神秘捐款的情况，并没有透露任何与石板经文的发现有关的内容。他们似乎失去了目标。

路上，沙地从曼谷打来了电话，披蓬那边有了些进展。一个线人提供了最情报，在曼谷的地下文物走私黑市，有人正试图与超级国际买家进行接触。般而言，类似接触活动的背后往往预示着会有一笔大生意。线人甚至提到这笔交易与中村的坠机事件也有某种关联。具体细节线人语焉不详，他约定了下一次的联络时间。

这是个意外收获，虽然情报的真实性有待核实。

“披蓬先生如何处置这个情况？”

“他这几天正在泰柬边境，如有必要，他将进入柬埔寨一探究竟。”

还不错，至少曼谷方面的工作有了些头绪。从东京谷垣受袭来判断，对手很可能还没有得手，但必定已经非常接近了。中村极有可能已落入敌手，他还活着的惟一价值就是提供石板经文的确切地点吧。中村设下的迷局为自己争取了短暂的喘息时间。问题是破解谜局的进程好像突然受阻了，伦敦之行似乎并不顺利。此刻，直子和宋汉城两人只能依赖自己的直觉了。

“对了，J博士已回曼谷。他邀请我参加学会于下周五举行的学术报告会。如果你们伦敦之行能及时赶回的话。”沙地补了一句。

J博士在东京时已提前邀约过了。

“你们知道J博士演讲的标题么？我这里有一份提纲。”

“哦？”

“《早期佛教教义分歧的源流》。”

与他们带来伦敦的这本书的内容如此类似，这莫非是巧合？

无论如何，下周五似乎成了一个期限。而在这个追索过程中，多亏了J博士的指引，宋汉城他们才厘清了藏在事件表象下的真正背景。宋汉城是中村早已预想设定的一个关键人物。但在这个节骨眼上，J博士为何会就这个敏感话题进行学术讲演呢？直子让沙地马上把讲演提纲传真到饭店。

午后的阳光将公路两旁的英伦风光照耀得轮廓分明，两人却无暇去看风景，他们商量着到牛津后的行程。

下了M40国道，沿着分离岔道一路西行，就到了伦敦街。从这里开始，四周的建筑有着其他英伦省份所没有的整饬感。越往里开，街上的行人和汽车越多了起来。

到了牛津，你才真正进入了英国的“心脏”。

直子在圣克莱蒙街的一个路口停了车。这座有七百余年历史的号称“英伦雅典”的大学城聚集了如此众多的学院、研究机构、博物馆，外来者难免会一时找不到北。

宋汉城要找的是三一学院的一位友人，本特利教授。中村和宋汉城经常与本特利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照面，专业上也多有合作。这会儿，他人却不在学院办公室。一通电话后，他们约在了考试院的布莱克威尔书店（亦可叫做黑井书店）碰头。

“为什么不在圣玛丽教堂卡法斯塔碰头？那儿可是牛津的制高点。”直子觉得那里最好辨认。

“本特利的弟子正在考试院进行论文答辩。我们可以在书店里等他结束。”

他们兜了十来分钟，却还没找着那家书店，只得下车问路。一个穿着帽兜运动服的年轻人刚好走过。

“你们要去的是哪家？牛津有四家布莱克威尔呢。”

“考试院那家。”

“那个咖啡馆？”

“也许。”宋汉城的回答有些古怪。不过，这位大学城的年轻公民还挺热情，他索性坐上了他们的车，带路的同时顺便搭了个顺风车。

他们在“井”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后，本特利教授才姗姗来迟。

在三一学院一间僻静的房间里，宋汉城和直子坐在了临时借用的电脑前。主人本特利教授悠闲地坐在窗台上，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好奇地看着两个不速之客。这栋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其实并不怎么高大，却有着惊人的宽度。本特利的房间正对着学校入口的大草坪，夕阳的余晖照进了整个房间。

之所以来到牛津，全然是因为其自主开发的学术搜索引擎SOLO（牛津图书馆在线搜索的英文首字母缩写）。中村在书中留言所提到的“牛津独奏”可不是来听这里的音乐会。

在牛津人看来，广为人知的搜索引擎Google其实是个小儿科的大众娱乐项目。在知识和学术世界，SOLO才是超级明星。要知道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就是出自牛津物理系。

SOLO可以搜索到以文档文件或图像文件存储的所有类型、格式的资料文件，此外还有更为强大的ORA（牛津研究档案）、OxLIP+（牛津学术数据库）和OUP-Journals（牛津电子期刊，收有超过两万八千个专业期刊，包括最早的影印版本）。将全部纸本文件以电子格式存储起来实在是工程浩大，因此各个学院又独立建起了自己的内网数据库。而这套智能引擎却可以扩展搜索到牛津的各个学院科系，还可链接至英国各所大学以及全球所有合作院校或研究机构。最为关键的是，它具有智能分类排序的功能，而不是像实行付费排名制的Google那样杂乱无章。

此时，显示屏上出现了一长串清单。检视这份索引清单，几乎可以就此勾画出近代日本佛教研究与西学合流的完整谱系。

纵观“明治维新”的变迁全貌，日本在推动政治、经济的多项变革的同时，在典章制度、思想观念和学术方法的领域也积极向西方学习。而在佛教研究方面，早在一八七六年，南条文雄、笠原研寿就受派遣来到牛津，师从比较宗教学学者马克斯·缪勒教授和马克都尼尔学习梵文佛典。这是北传佛教借助欧洲学术方法展开佛学研究走出的第一步。宋汉城甚至找到了南条文雄所著《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的影印副本，这是采用西学方法研究佛教取得的最早成果，南条本人亦成为日本引进现代比较宗教学的先驱之一。

一八九〇年高楠顺次郎继南条之后也到了牛津，同样师从马克斯·缪勒学梵文、印度哲学、比较宗教学，七年后学成回国，此后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教授，兼东京外国语学校校长，并创建武藏野女子学院。他与渡边海旭联合主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和《南传大藏经》，又与南条文雄、望月信亨等合编《大日本佛教全书》。

顺着这些创始者的足迹，一九一三年，高楠顺次郎的弟子宇井伯寿受曹洞宗派遣，也前往欧洲留学。此时马克斯·缪勒已过世。他在伦敦大学、剑桥大学专攻梵语、巴利语和印度哲学，并曾游学德国和印度，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历任东京帝国大学和驹泽大学等校教授。目录索引中显示，伦敦大学图书馆藏有他与巴利圣典会创始人戴维斯教授近十年间的往来书信。日本学者与圣典会发生关联，必定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

日本学者前仆后继的执著精神确实令人感佩，而他们向海外派遣学僧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千多年前。

清单的后半段，东方研究所的大事记中出现了一个让他们很感兴趣的人名：一九三一年秋天宇井伯寿访问牛津时的陪同者中出现了高木繁护的名字！当时是出席圣典会的五十周年纪念会。直子对照着随身携带的祖父资料，手头这份资料里并没有提到这段访学经历。

往下还列出了高木繁护在牛津、剑桥和伦敦大学的佛学刊物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高木繁护在英国五年修学期间并没有固定待在某个大学，多是短期驻校访问游学，与西方学人做一些研究项目，或参加定期举办的学术研讨会。

而在伦敦大学的索引目录上显示了更多内容：他们收藏有宇井伯寿、高木繁护与戴维斯夫人卡罗琳·阿古斯塔以及戴维斯的助手史梯德之间的往来通信！或许可以在信件中发现点什么。他们得想办法看到高木繁护通信的原件，或者弄到复印件。

这时，本特利教授放下了手中的杯碟，不出声地走到了他们跟前，他似乎很乐意出些主意。

“本特利，索引中的这些信件，可以在伦敦大学看到原件么？”宋汉城指着电脑屏幕上与高木繁护有关的几个条目。

“哦，那得去问荷默教授了。你们联系过他么？”

“见过一面，他没帮上什么忙。”

“你们和荷默的关系看来可不怎么妙啊。不过，也难怪，与巴利圣典会有关的人脾气难免有些古怪，圈子里谁不知道啊，他们过的日子就像东方的僧侣。”

宋汉城和直子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本特利先生看着屏幕上显示的索引页，一边咕哝着：“你们难道不知道荷默以前是伦敦大学的么？他虽毕业于牛津，却在外校教了十年书，去年才重新回到牛津的怀抱。浪子回头，为时不晚，是不是？哦，这里，这个标签显示，伦敦大学图书馆并没有收藏原件，需要阅读信件者可以向他们提出阅览请求，由其向荷默教授本人转达。也就是说必须经过荷默本人的同意。”

本特利先生又登录了另一个登记手稿保存的内部数据库：“嘿！你们看，在这儿呢，荷默把它们带到牛津来了。这是仅供他本人和他所带的学生使用的资料。真是自私的举动——一半出于学者合理的谨慎，一半出于某种奇怪的知识占有欲。看来，很不幸，你们要看到这批信件的内容，还得找到他本人，然后得看他的脸色。”

门给堵住了。

“你们为何如此急切地想要看到那些信件？”本特利先生忍不住好奇，小声探问道。

“高木繁护是我祖父。”

“原来如此。可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盯紧荷默教授本人，直接提出你们的要求？作为这些信件作者的后代，您当然有调阅查看的权利。”本特利似乎在为直子打抱不平。

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也就是说，把结论归结于本特利所说的“怪异的荷默”这一点。

这激起了本特利的好奇心。牛津人素来以书卷气和侠义精神闻名遐迩，这让很多人成就了丰功伟业，却也屡屡做出出格捣蛋的事。

他还有个疑问，在他看来，这很重要：“直子小姐，我倒有个主意。不过，在我说出这个主意前，您得向我提供证明……如果……”

“证明什么？”

“证明您是高木繁护先生的直系亲属啊。”

不管是玩笑还是当真，直子都得认真回答这个问题。而且，本特利看来关心的还不止于此。直子决定向他吐露实情。她用一个较为简略的版本说明了他们目前的处境，中村的失踪，东京的一连串事件，他们来英国的目的，可能落入非法组织手中的佛教早期文物，等等。当然，她也公开了自己国际刑警的真实身份。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上有高木繁护的详细信息，里面有户籍登记资料。直子将手中的资料、护照以及Interpol的证件一并递给了本特利。她有些疑惑，这些文件全部是日文的，恐怕还不足以让本特利先生认可直子的身份。

“日语我可不陌生，直子小姐。”本特利这时竟然换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直子不胜惊讶。

“本特利教授的专业是比较宗教学，他在中国和日本都待过。”宋汉城告诉直子。

本特利教授请两位客人稍等，索性在旁边一张椅子里坐下，一脸严肃地翻读起来。

十分钟后，他站了起来，脸上的神情仿佛是在宣布一次远足郊游：“我得请求您的原谅，直子小姐，刚才恕我冒昧了。现在，既然您是来自一个普世的正义组织，而在我们这里，‘上帝乃知识之神’，我想神灵定会允许我来辅助正义的。我们马上去一个地方。今天下午，我的学生刚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在开始休假前，我刚好有空陪你们来一次小小的冒险。”

“冒险？”

宋汉城一脸苦恼：难道又要潜入什么地方，去偷走什么东西？就像在早稻田图书馆时那样？

“我们只是去瞄上一眼。如果幸运的话，还可以弄到复印副本。”本特利教授说着，已转身拿上了衣服，“而且我敢说，荷默教授也不会知道，他人还在伦敦哪。”

本特利教授之所以胸有成竹，还得益于牛津独特的合议制：一个确保所有独立院校、系科资源共享的制度。而本特利教授正是合议理事会的当值理事，他拥有一个高级别的授权权限，用以监督每个院校的信息开放程度，当然，也负有保护相应的知识产权之责。

他们三人走出了学院大门，此时，门前的大草坪已沐浴在夕阳中，三一学院的外墙也变得通体金黄。那条长而笔直的过道，一直延伸到百米开外的街道上。

从三一学院所在的宽街向西走了一段路，他们又右拐向北走到了玛格达伦街，过了圣吉尔斯街的几个双向路口后，来到了一个僻静之处——蒲赛街，一个以诗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小巷。巷子两侧的建筑物多为三四层，落地窗衬着浅橙色的外墙，很是悦人眼目。

偶尔走过几个行人，他们与本特利相互点头致意。简洁而得体的问候方式。

本特利先生在一块并不起眼的门牌下站住了——他们到了“东方研究所”。他在这里有一间独立工作室，有时，偶尔也会在这里为三一学院的研究生开小课：“这是牛津流行的‘跨界教学法’的便利，你可以横向流动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宋汉城和直子跟着他走进了研究所的大门。

一个格局不大却别具特色的入口大厅，双翼围合着宽阔的楼梯；中间是一部用古雅的雕花铁栅栏挡着的电梯。时间已近五点，研究所里很安静，走廊里偶尔能听到一两声走动的脚步声。

手稿收藏室在四楼。荷默教授从伦敦大学带来的通信手稿就存放在那里，平时交由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保存和管理。

这真是一次学术追溯之旅。自从宋汉城收到那封神秘邮件，到现在已经十多天了，他好像正沿着中村、高木繁护以及更前辈的日本学者的学术轨迹一路探寻。我们一直在大乘佛教的格局内来探究佛教的真义，没有及时将目光延展到更开阔的界域，在研究的精深及方法的拓新上，日本走在了中国前面。只有承认这一点，才有可能开创新的局面。

佛教这个东方宗教正蕴涵着呼应未来世代的真知灼见。宋汉城已切身感受到它的深远意义，这赋予了他超出国内一般学者的信念。这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某种发掘新知的无尽渴求。自后秦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鸠摩罗什被迎入长安以来，一代代的中土僧侣和求道者也曾怀有同样的热情和诚挚信念。重振玄奘、法显和历代大德的求道精神正当其时，今后的佛学研究应以探求人类真谛为惟一的坐标和旨归。而工作的展开，必须建立在广泛的个人觉悟和相互合作上。

宋汉城的旅程将他带到了这里，东方研究所四楼的特别收藏室。这里平时并不对外开放，因此，本特利先生按照程序得先去隔壁的办公室做个登记。

“本特利教授，您还没有出发去休假？”一头银发的女管理员问道。

“明天就动身，沃德丽夫人。今天刚好有两个朋友来牛津，我带他们来您这儿逛逛。”

“您和阿文登先生预约过么？”阿文登先生是牛津博德里安图书馆的总看管人。这是牛津的规矩，为了保证手稿的安全，合议会理事也需事前通报外来调阅资料者的意图。

“现在联系不迟，我这就打给他。”本特利咕哝着，“他的号码是多少来着？”他一边和沃德丽夫人攀谈着，一边拨着电话。电话通了，不过，本特利和阿文登先生在电话里聊起了度假地的地理优选问题，争论着秋天在哪个气候带度假最为适宜。本特利大笑着，因为他被阿文登先生的风趣给“逗乐”了。

好了，铺垫结束，本特利导入了正题，说得很随意：“理查，我有两位亚洲朋友，哦，是的，是佛教学者，恰好在我们的馆藏里有其中一位朋友的祖父当年留下的学术通信。我想我们应该欢迎这样怀旧式的访问，不是么？”

随后，他挂了电话。

女管理员不久就收到了回复，阿文登先生从总馆发来了一封许可参观的电子邮件。现在，本特利只需填写表格就行了。如果是正式程序，他还得把客人带到阿文登先生办公室，颇费一番周折呢。

“您这里是否可以查看以往年份的访问记录？”宋汉城问女管理员。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们才有电子日志档，再早些的记录，我得去库房查看保存的档案账册了。”

在查看信件之前，如果能让管理员找出中村近几年过访牛津时的记录就好了。运气好的话，或许有意外收获呢。本特利见机马上就和沃德丽夫人套起了近乎。

宋汉城不得不叹服博德里安内部管理的缜密。让他们意外的是，沃德丽夫人不但找到了中村近几年的调阅记录，甚至还找到了中村增造和J博士历年的调阅记录。

遗憾的是这份卷宗里没有记录他们当时的查阅内容，只标注了日期。

“他们查阅的内容，您这里有其他的记录么？”宋汉城又问。

女管理员有些疑惑，因为这几个东方人似乎不是来查阅资料的。

本特利教授及时解了围：“他们正在做一个日本佛教学术史的研究项目，因此，对日本学者在牛津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相信您会想到办法的。”

“原来如此。但是，您只能看到博德里安采用SOLO系统以后的查阅内容记录。全靠我们的科技进步，以前我们是无法跟踪所有资料的使用状况的。”

“那就麻烦您啦。”本特利教授说，冲着直子他们调皮地眨了眨眼。

中村在博德里安图书馆可找到的查阅记录一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SOLO系统运行后当年的十二月二日，他查看的是南条文雄在牛津期间所发表的论文《英译大明三藏圣教目录》。

第二次是在二〇〇二年的年末，这次他查阅的是宋汉城他们将要调阅查看的那些往来通信，并且带走了拷贝复印件。

第三次是在第二年的二月，时隔不久，中村又回到这里，他查阅的是《东方圣教隐修法门》——竟然是高木繁护另一本不为人知的著作！这个书名让宋汉城马上联想到《早期佛教正伪辨》里的那句题词：

提婆达多与阿难大士，隐修之法门。

此前，这本书从未出现在公开的学术书目上。

“沃德丽夫人，这本《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也是馆藏书籍么？”宋汉城问道。

管理员只得满足这两个麻烦来客的要求，开始在电脑上查询：“哦，是的，就在特别收藏部。”

也许所有的终极答案就隐藏在这间图书馆的僻静一角中。在本特利先生陪同下，他们进入了阅览室。

随着东印度公司进入南亚并在远东建立起疆域广阔的前沿殖民地，牛津大学在两百多年中逐步累积起了数量惊人的馆藏。为安全起见，对这里收藏的纸本原件（大量古代手稿、中国汉简和宋版珍籍、贝叶经文和珍本书籍等）采取了最为周全的保护措施，除了制作微缩胶卷，所有原件都被拍下了高清数码影像资料，并提供阅览的副本。

阅览室的设备配置非常先进，三台带五十二英寸平板显示器的主机可供浏览者同时调阅或处理不同的文件，第一台主要用于文件搜索和图像阅览，第二台可以仔细阅读已转成纯文字格式的文件内容，第三台主机附带一台最新研发的小型印书机，可以将电子书打印成册。

在不在场的中村的提示下，宋汉城和直子在牛津业已锁定了搜索范围。和当年的中村一样，他们将仔细阅读几位学者间的往来通信，还有高木繁护的另一本书。

也只有迂腐的学者才能构思出这样一条独特的线索。但是，它确实有效，一般人无法破解其中奥妙。

一个小时后，宋汉城、高木直子和本特利走出了东方研究所的大门。天色已晚，蒲赛街空无一人。巷子两侧还有房间亮着灯，他们一路聊着走回了三一学院。

几辆汽车驶过他们身旁。在他们重又踏上三一学院门前的那条漫长步道时，其中一辆停在了他们身后。那个嘲讽般的目光一直紧盯着草坪。此刻，这目光里闪过了一丝焦虑，甚至有些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