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视力逐渐恢复了——微弱、模糊，不过还看得见，等于在提醒他该收拾东西离开这里了。

他跪下来，挺直了背，把手杖再度放回箱子后面，用橡皮筋绑好最后一沓钞票，将钞票和硬币倒进箱底，然后收好棒球手套和金箔装饰的牌子。他把箱子关好，站起来，用另一只手拿着手杖。现在，提在他手中的箱子变得沉甸甸的，里面装的尽是满怀善意的金属硬币。当硬币全部涌到新位置时便哗啦作响，然后静止下来，仿佛深深埋在地底的金属矿藏。

他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沉重的箱子像锚般在他的左手中悬荡着（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他已经习惯箱子的重量，所以今天下午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提着箱子走比平常更远的路），他右手拿着手杖，向前伸出去轻敲路面。手杖仿佛有魔法般，在人潮汹涌、摩肩接踵的人行道上为他开出一条路。他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三街交口时，已经看得见眼前的小空间，也看得见四十二街路口一闪一闪的“禁止行走”灯号，但是他还是继续往前走，直到一个穿着体面、留长发、戴金链子的男人伸出手来按住他的肩膀，阻止他前进。

“小心哪，前面的车子还没停下来呢！”长发男子说。

“谢谢你，先生。”盲眼威利说。

“不客气，圣诞快乐。”

盲眼威利穿过马路，经过公共图书馆前面的石狮子，再往前走两个路口，然后往第六大道走去。没有人过来和他搭讪；没有人在附近晃来晃去，整天看着他乞讨，然后跟踪他、伺机抢过他的箱子后逃之夭夭（没几个贼有办法提着这只箱子逃跑）。一九七九年夏天，曾经有两三个年轻人，可能是黑人（他不太确定，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像黑人，但是那天他的视力恢复得很慢；在热天里，白昼时间拖得很长，他的视力总是恢复得特别慢）突然过来搭讪，他不太喜欢他们说话的语气。他们说话的语气和今天下午那些年轻孩子不一样，和那些猛开玩笑、说他的手是不是因为读煎饼锅上面的字而被烫伤，或说《花花公子》折页美女照片的点字板不知是什么样子的年轻孩子不一样。这几个人的声音更轻柔、更和气，但有点怪怪的，他们问他在圣帕特里克教堂每天有多少收入？他愿不愿意捐点钱给一个叫波罗休闲联盟的组织？他去搭公交车或火车的时候需要有人伴护着他吗？还有一个人（可能是个年轻的性学家）问他是否偶尔会想找年轻的小姑娘。那声音在他左边柔和地但近乎热切地说：“相信我，你会士气大振的。”

他想象当猫对着老鼠张牙舞爪，想看看老鼠会有什么反应——老鼠会跑多快？愈来愈害怕时又会发出什么声音——老鼠的感觉一定就跟他现在一样。不过盲眼威利至今还不曾被吓怕过。当然他害怕过，你可以说他也曾害怕过，不过自从草原上最后那个星期以来，即始于阿肖山谷而止于东河的那个星期以来，他再也不曾彻头彻尾地怕过。那个星期他们一面撤退，一面持续遭受越共袭击，越共从两边夹击，像驱赶牛一样驱赶他们，树丛后面不断传来越共的吼叫声，偶尔丛林中还传来笑声，有时是枪声，有时则是暗夜的尖叫声。萨利说他们是看不见的小矮人。这里没有像那样的东西，在曼哈顿，即使在威利最瞎的日子里，都不曾像失去上尉之后的那段日子那么黑暗。知道这点是他的优势，也是那些年轻人的错误。他只需提高嗓门，好像对一屋子老朋友说话一样提高嗓门说话，“喂！”他对着人行道上缓缓绕着他游走的魅影说，“喂，有没有人看到警察？我觉得这些年轻人想要抢我的钱！”这样就成了，好像从剥开的橘子里拿出一瓣橘子那么简单；围在他四周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就像一阵冷风般消失不见了。

他只希望他也能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惠洛克警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