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长成为艺术家，而且还蛮有名的。他和诺曼·洛克威尔这类画家不同，你永远不会在富兰克林明特礼品公司的瓷盘上看到舰长的雕塑复制品，但是他开过很多展览会——在伦敦、罗马、纽约，去年在巴黎也经常可以看到关于他的艺评。许多艺评家说他的作品不够成熟，只是一时流行（有的人二十五年来都说他是一时流行），表现方式老套而缺乏想象力，其他人则盛赞他的真诚与活力。我比较赞同后者的说法。我从以前就认识他，我们一起逃离那个逐渐沉没的大陆，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而且从某种角度而言，他到现在还是我的死党。

也有些艺评家注意到他的作品中流露的愤怒，我第一次清楚看到这样的愤怒是在一九六九年，他在学校图书馆前、在热血青年乐团喧闹的乐声中，燃烧纸制的越南家庭模型。是啊、是啊，那件事透露了舰长的某一面。舰长做的事情有的滑稽，有的悲伤，有的怪诞，但大多数都充满怒气，他做的那些肩膀僵硬的纸黏土人形都仿佛在低语：把我点燃吧，喔，把我点燃吧，听我尖叫，现在真的还是一九六九年，我们还在湄公河三角洲，而且一直都在那儿。“柯克的创作最珍贵之处就在于作品中流露的愤怒。”他的作品在波士顿展出时，一位评论家这么说。我猜两个月后造成他心脏病发的也是同样的愤怒。

舰长的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医生认为他的心脏病不算太严重，但是舰长拼命否认。我的老搭档柯克舰长以为自己快死了。

我飞到棕榈滩，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枕在白色枕头上几乎全白的头发下面是一张惨白的脸孔——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乍看之下又想不起来曾在哪儿看过。

“你想到斯托克利。”他声音沙哑地说，当然他说对了，我咧嘴一笑，在刹那间，我感觉背脊一凉，有时候往事突然之间就涌上心头，只是如此而已。有时候，过往的一切全回来了。

我走进去，坐在他旁边。“你看起来还不错嘛！”

“不算太苦，”他说，“只不过把医务室那天的情景重演一遍，不同的是卡伯瑞可能已经过世了，而且这回手背上绑着管子打点滴的人变成了我。”他举起一只极具艺术天分的巧手，让我看看那管子，然后又把手放下来。“我现在不觉得自己会死了，至少这次还死不成。”

“很好。”

“你还在抽烟吗？”

“去年就不抽了。”

他点点头。“我太太说，如果我不戒烟，她就要和我离婚。所以我想我最好试试看。”

“抽烟是最坏的习惯。”

“事实上，我想活着才是最坏的习惯。”

“省省吧，把你的俏皮话留给《读者文摘》吧。”

他大笑起来，然后问我有没有奈特的消息。

“就像往年一样，只收到一张圣诞卡，里面附了一张照片。”

“他妈的奈特！”舰长很高兴，“那是他的办公室吗？”

“是啊，他这次在院子里摆了耶稣诞生图，只是东方三博士看起来都需要补一补牙了。”

我们互看一眼，就咯咯笑了起来。但才笑了几声，舰长就开始咳嗽。真恐怖，这情景还真像斯托克利——有那么片刻，连他的样子都像斯托克利——我又感觉背脊发凉了。如果斯托克利已经过世，那么我会以为是他阴魂不散，但是他还没死。而且以斯托克利自己的方式，他和从卖可卡因到电话推销垃圾债券的那些退休嬉皮其实没两样，他们都出卖了自己。他超爱上电视。在辛普森受审的那段时间，你每天晚上都可以在某个电视频道上看到他，就好像秃鹰环绕着腐尸一样。

我猜，卡萝尔没有出卖自己。但卡萝尔和她的朋友，以及他们用炸弹炸死的化学系学生又怎么说呢？我由衷地相信那是一次失误——我所认识的卡萝尔绝不会认同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我认识的卡萝尔会明白，那样做和说“为了拯救这个村子，我们必须先摧毁它”这类屁话没什么两样。但是你觉得那些年轻孩子的家人会在乎那是不是失误吗？真是抱歉，炸弹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爆炸？你觉得他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爱人、朋友会在乎谁出卖了自己，谁没有出卖自己吗？你认为那些需要捡拾尸体碎片、想办法继续活下去的人会在乎吗？心确实可能会碎，没错，心确实可能会碎。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心碎的时候，不如当场死掉还比较干脆，但是我们活了下来。

舰长努力调匀呼吸。放在他床边的监视器发出令人担心的哔哔声。一位护士探头进来，舰长挥挥手要她出去。哔哔声逐渐恢复原先的稳定节奏，所以护士也离开了。护士走了之后，舰长说：“那天斯托克利跌倒的时候，我们干吗笑得那么厉害呀？我心里始终感到疑惑。”

“我也想不通。”我说。

“所以答案是什么？我们为什么笑？”

“因为我们是人。有一段时间，我以为答案就在伍德斯托克利和肯特州立大学之间。我们自以为不同，但其实不是。”

“我们以为自己是星尘。”舰长说，几乎面无表情。

“我们以为自己是黄金世代，”我笑着表示赞同，“我们拼命想办法要回那座创世花园。”

“靠过来一点，小嬉皮。”舰长说，我靠过去，看到曾经智取戴维、艾柏索和训导长、到处向老师求情、教我豪饮啤酒和用十几种不同音调骂粗话的老友，现在正微微啜泣。他对我张开手臂；经过这么多年后，他的手臂变细了，肌肉松松垮垮地垂挂着，而不是隆起在手臂上。我弯下腰来拥抱他。

“我们努力试过了，”他在我耳边低语，“千万不要忘了这点，彼特，我们努力过了。”

我想我们的确努力试过了。卡萝尔以她的方式，比我们任何人都努力，也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如果不计算那些丢掉性命的人的话。虽然我们已经忘了那些年所用的语言——就好像喇叭裤、手染T恤、尼赫鲁式上衣，还有写着“为和平而杀戮，就好像为贞洁而做爱”的标语都消失不见了一样——只是偶尔浮现一两个字。信息，你知道，信息。偶尔午夜梦回或回忆往事时（年纪愈大，我的梦境和回忆似乎就愈是一成不变），我可以闻到那个地方的味道，在那儿，我是如此轻松而权威地说着那个时代的语言：一缕尘烟、一阵橘香，还有愈来愈淡的花香。

一九八三 年 　盲眼威利

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