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亚特兰蒂斯 43
无论如何,舰长和我存活了下来。我们补交了作业,期末考低空掠过,然后在一月中旬回到张伯伦舍。舰长告诉我,他在寒假中写了一封信给棒球教练温金,说他改变主意不参加校队了。
奈特也回到张伯伦舍三楼,令人讶异的是,雷尼也回来了——尽管在不及格边缘,但还是回来了,不过他的死党东尼却离开学校,其他离开的人还包括马克、巴瑞、尼克、布拉德、哈维、兰迪……当然,还有龙尼。三月的时候,我们收到龙尼寄来的卡片,上面盖着路威斯顿的邮戳,收件人只写着:张伯伦舍三楼的那群笨蛋收。我们把它贴在交谊厅的墙壁上,就在龙尼玩牌时经常坐的位子上方。卡片正面是《疯狂》杂志的封面男孩纽曼,龙尼在背面写着:“山姆大叔在呼唤了,我得走了,棕榈树在前面等着我,管他的!我哪需要担心呢,我最后拿到了二十一个赛末点,所以我是赢家。”后面署名“龙”。据我们所知,在龙尼的妈妈眼中,直到他合上眼睛的那一天,这个爱说脏话的小男孩始终都是“龙尼”。
斯托克利也离开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没怎么想到他,直到一年半以后,他的脸孔和与他相关的一切记忆突然之间鲜活起来。当时我被关在芝加哥的监牢里。我不知道休伯特·汉弗莱被提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会议中心外面到底抓了多少人,不过人数绝对很多,而且很多人受伤——一年后,蓝带委员会在报告中称这次事件为“警方暴动”。
结果我被关在拘留室中,这个拘留室原本只打算容纳十五人——最多二十人,但却关了六十个吸了太多催泪瓦斯、嗑了太多药、被打得半死、狼狈不堪、工作过度、做爱过度、满身是血的嬉皮,有的人在吸大麻,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呕吐,有的人唱着抗议歌曲(从远处的角落,几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家伙散发着《我不再行军了》的歌词),好像某种比赛挤电话亭一样的古怪刑罚。
我挤在铁栅栏旁边,努力护住衬衫口袋(里面是宝马牌香烟)和裤袋(里面是卡萝尔送我的那本《蝇王》,现在变得破破烂烂,封面有一半不知去向,整本书快松脱了),突然之间,我的脑海中闪现斯托克利的脸孔,明亮而清晰,好像高画质照片一般,似乎莫名其妙地突然冒出来,或许是因为头上挨了一记警棍或吸了催泪瓦斯后清醒过来,某个原本呈休止状态的记忆线路突然热了起来。我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一个跛子到底在三楼干吗?”我大声问道。
有个满头蓬乱金发的小个子四处张望——一个长得像摇滚歌星彼得·弗兰普顿的矮子。他脸色苍白,满脸痘痘,脸颊上和鼻孔下的鲜血已经干了。“你说什么?”他问。
“一个跛子到底在大学宿舍的三楼干吗?而且还没有电梯?他们难道不会让他住一楼的寝室吗?”然后我想到斯托克利昂首往豪优克冲的情形,头发在眼睛前面不住晃荡,喘着气,喃喃发出“哩噗—哩噗”的声音。无论到任何地方,斯托克利都把周遭的一切当成敌人;给他一枚铜板,他会试图射杀整个世界。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
“除非他主动要求,”我说,“除非他可能直接要求他们这样做。”
“答对了。”满头弗兰普顿式金发的小个子说,“你有大麻吗?我想要快乐一下,这个地方烂透了,我想去哈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