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务室探望斯托克利之后一两天，我打电话告诉妈妈，如果她真的负担得起，请她寄点钱给我，我想采纳她的建议，找家教来替我补习。她没有问什么问题，也没有骂我——当她不骂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次麻烦可大了——不过三天后，我收到三百元的汇票，再加上我玩牌赢的钱（加起来居然将近八十元，令我十分震惊），还真是一大笔钱。

我从来没有告诉妈妈，不过事实上，我用她寄来的三百元请了两个家教，一位是研究生，她教我如何解析地壳板块运动和大陆漂移之谜，另一位家教住在金舍，是个抽大麻的大四学生，叫做哈维，他帮舰长补习人类学（可能还替舰长写了一两篇论文，不过我不是十分确定）。

舰长和我一起去找文理学院院长——十一月在张伯伦舍开过那次会以后，我们不可能去找盖瑞森求助——把碰到的问题摊在他面前。就技术上而言，我们两人都不属于文理学院，因为大一新生还没有决定主修科系，但是兰德尔院长耐心地听我们说。他建议我们去找每门课的授课老师，把我们的问题解释给他们听……差不多就等于向他们求情。

我们照他的话做了，过程中每一分钟都很难熬。在那些年里，我们两人之所以能成为好朋友，原因之一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相同的北方佬哲学的熏陶，其中一个观念是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向别人求助，甚至即使万不得已，都不开口。而当时也唯有靠彼此间有难同当的情谊，才能支撑我们度过许多尴尬时刻。当舰长进去办公室和老师谈话时，我会在走廊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烟，等他出来。轮到我时，他也会在外面等我。

整体而言，我万万没料到老师还颇同情我们的，大多数的老师都尽心尽力帮助我们过关，不止低空掠过，而且高分过关，因此可以保住奖学金。只有舰长的微积分老师毫不通融，不过他的微积分考得不错，所以即使老师没有特别帮忙，仍然顺利过关。多年后我才明白，当时对许多教师而言，这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他们不希望日后在越战伤亡名单上看到学生的名字时，会一直纳闷自己是否要为此负部分责任。而成绩单上D和C-的差别，可能就影响一个孩子究竟日后是毫无知觉地呆坐在某处的荣民医院里，还是能听能看、活蹦乱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