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 年  我把心留在亚特兰蒂斯 32

我曾经在书上读到,有些罪犯——或许有很多罪犯——其实很想被逮到。我想斯托克利的情况就是如此。无论他当初来缅因大学是想追求什么,他始终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我相信他下定决心,觉得该是离开的时候了……而如果他即将离开,就要在离开前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拄着拐杖的家伙能力所及最惊天动地的临别秋波。

汤姆和几十个人提到宿舍墙上的喷漆;贝卡也一样,还告诉富兰克林舍二楼的舍监玛乔丽,她长得很瘦,是个自以为是的女孩。一九六九年之前,玛乔丽早已是校园中的风云人物,是CCA,也就是美国大学基督徒协会的创办人兼会长;CCA赞成美国参与越战,他们在学生活动中心贩卖尼克松时代流行的小旗帜别针。

我被排在星期四中午到旷野上的宫殿工作,尽管我偶尔会逃课,却从来不打算跷班——我不是那种人。我把交谊厅的位子让给东尼,在十一点钟左右开始往豪优克餐厅走去,看到雪地上聚集了一大群学生,全盯着我们宿舍北面看。我走过去,看看上面写什么,立刻明白这些字是谁写的。

有一辆校车停在班奈特路旁,还有一辆校警的车子停在通往宿舍的小径上。玛乔丽站在四名校警、男生训导长以及训导人员查尔斯的旁边。

那里大约聚集了五十个人,我走在人群后面伸长脖子东张西望,五分钟后,人数增加到七十五人左右。等到我在下午一点十五分洗完碗、走回宿舍的时候,那里可能已经聚集了两百个人,大家三五成群傻乎乎地在那里看热闹。我猜现在很难想象墙上的涂鸦会吸引这么多人注意,尤其那天的天气那么糟,但是那个年头和今天的世界截然不同,当年美国没有一家杂志刊登的裸照会露毛(除了《大众摄影》杂志偶尔会这么做),报纸也绝对不敢对政治人物的性生活指指点点。在很久以前,距离遥远的世界里,当时亚特兰蒂斯尚未没入海底,谐星曾因在公开场合说出“干”这个字而入狱。在那个世界里,有些字眼仍被视为惊世骇俗。

没错,我们都知道“干”这个字,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经常说这个字:干,干你的狗,干你老妹等等。但是在离地五英尺高的墙壁上,用黑色喷漆大大写着:干!美国总统!杀人总统!居然有人胆敢叫美国总统杀人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

我从豪优克走回宿舍的时候,另外一辆警车也开到这儿来,总共来了六名校警——几乎全部的校警都来了——他们想用一块长方形的黄色帆布把墙上的字盖住。围观的群众窃窃私语,然后发出嘘声,警察看看他们,显得很不高兴。其中一名警察叫大家散开,各自回自己该回的地方。他说得可能没错,但是显然大多数人就是喜欢待在那儿,因为围观群众并没有减少多少。

抓着帆布左角的警察在雪地滑了一跤,几乎跌到地上,有几个围观的人鼓掌叫好,跌跤的警察怒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脸上堆满深深的恨意。对我而言,一切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的,当世代之间开始出现裂痕的时候。

滑了一跤的警察转过身去,继续努力把帆布铺好。最后,他们终于用帆布把第一个和平标志和“干!约翰逊总统”的那个“干”字遮住,当他们把那个最糟的字眼遮住以后,群众确实开始散去。天空飘下的雪花现在夹着冰雹,站在那里很不舒服。

“最好不要让警察看到你背后的图案。”舰长说,我转过头去,看到他穿着有帽兜的运动服站在我旁边,双手伸进衣服前面的肚袋里,嘴里吐出的热气形成一道烟柱,目不转睛地盯着校警和还没被盖住的大字:约翰逊总统!杀人总统!美国立刻撤出越南!“他们会认为是你做的,或是我做的。”

舰长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转过身去。他的运动服背上,用鲜红色墨水画上那个麻雀爪印。

“天哪,”我说,“你是什么时候画的?”

“今天早上,”他说,“我看到奈特的图案,”他耸耸肩,“实在太酷了,我忍不住学他。”

“他们不会认为是我们做的,绝对不会。”

“我想也是。”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盘问斯托克利……不需要问太多问题,他就会从实招来。但是如果训导处的人和男生训导长还没有和他谈,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机会问——

“戴维在哪里?”我问,“你知道吗?”现在雨很大,冰雹打在树叶上,也乒乒乓乓地打在我每一寸裸露的皮肤上。

“英雄气概十足的迪尔波先生和十来个青年军官储训团的朋友在路上来回操练,”舰长说,“我们从交谊厅看到他们,他们开着真正的军车绕来绕去。龙尼说,他们的小弟弟可能硬得让他们一星期都没办法趴着睡。我想对龙尼而言,这样还挺好的。”

“等戴维回来的时候——”

“是啊,等他回来的时候。”舰长耸耸肩,仿佛表示那些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咱们离开这堆泥泞,回去玩牌如何,你说呢?”

关于很多事情,我都有满肚子话想要说……但是我依旧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去屋里,下午的牌桌照例又是满座,有五张牌桌在进行着四人牌戏。整个房间里烟雾弥漫,有人搬来一架留声机,因此我们可以一边玩牌,一边听着披头四和滚石合唱团的歌。还有人拿来《九十六滴眼泪》的唱片,至少连续播放了一小时:哭吧、哭吧、哭吧。从交谊厅的窗口可以清楚地眺望班奈特小径和班奈特路,我不停地往那边望,希望会看到戴维和他那群穿卡其制服的同伴瞪着宿舍墙上的喷漆,也许正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带着卡宾枪或拔出刺刀去追捕斯托克利。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在足球场上操练时,可能会高唱:“杀死越共!美国加油!”不过斯托克利是跛子,他们会很高兴看到他那热爱共产党的屁股被一脚踢出缅因大学。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但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它发生。从一开学,斯托克利的外套背上就有麻雀爪印的图案,早在我们其他人还不晓得图案的意义之前,戴维就很清楚这点。更何况斯托克利一定会老实承认,他面对训导长和训导人员的质问时会完全豁出去。

无论如何,整件事情在我眼中似乎愈来愈遥远,就好像我修的那些课,也像卡萝尔一样,现在我明白她真的离开了;被征召入伍、开拔到海外,然后死在丛林里,对我而言也同样遥远。对我们这群人而言,眼前最真实而迫切的事情莫过于揪出那可恶的婊子或射下月亮,并把二十六分奉送给同桌牌友。在我眼中,目前最真实的事情只有红心牌戏。

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