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和嫂嫂返抵家门之前，我的确读了一点书，接下来三小时稍微赶上了社会学的进度，还埋头苦读了四十页地质学。停下来泡咖啡的时候，我燃起一线希望。我的成绩落后了，严重落后，但或许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觉得自己好像外野手，顺着球飞的方向，不停往后退、往后退，一直退到左外野的墙边；然后站在那里抬头往上看，但没有放弃希望，知道那颗球会越过围墙，但是如果抓准时机跳起来，还来得及拦截到那颗球。我也办得到。

换句话说，假如我未来可以不再踏进三楼交谊厅的话。

十点十五分的时候，我那大白天还不见踪影的哥哥终于开车抵达。他怀着八个月身孕的妻子披着有真正貂毛领子的漂亮外套，手里提着面包布丁走进来，戴夫则拿着一盅奶油炖豆。全世界大概只有我老哥会想到老远带着一大碗奶油炖豆来过感恩节吧。他是个好人，比我大六岁，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在一家小型汉堡连锁店担任会计师，他的公司在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开了六家汉堡店，到了一九九六年已经有八十家店了，而我哥哥和另外三个合伙人变成连锁店的老板，身价高达三百万美金——至少账面上的价值是如此——而且已经动过三次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我猜你可以说，新增的每一个绕道血管都值一百万美金。

妈妈紧跟在戴夫和凯蒂后面走进来，身上沾满面粉，但因为刚刚准备好晚餐而觉得十分开心，更因为两个儿子都回家而雀跃不已，兴奋得说个不停。老爸则坐在角落静静听着我们聊天，什么都没说……但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瞳孔放大的古怪眼睛从戴夫脸上移到我的脸上，又把目光移到戴夫脸上。我猜，他的眼睛其实是对我们的声音有反应。戴夫想知道安玛丽在哪里，我说安玛丽和我决定冷却一下彼此的关系，戴夫问我这是不是表示我们已经——

他还没说完，妈妈和太太都狠狠瞪了他一眼，暗示他现在不要提，不要在这个时候提这件事。看到妈妈睁大眼睛，我猜她等一下就会自己开口问我，也许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妈妈想得到信息，当妈妈的总是这样。

除了被安玛丽骂，还有不时想着卡萝尔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主要是她会不会改变主意、决定回缅因大学，还有她会不会和老友萨利一起过感恩节），这个假期还真不赖。星期四和星期五，亲戚轮流来访，大家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啃着火鸡腿、又吼又叫地观赏电视转播的美式足球赛，还劈柴供应厨房炉火（还没到星期天晚上，妈妈已经有足够的木柴供整个冬天取暖之用）。晚饭后，我们吃甜点、玩拼字游戏。最富娱乐效果的是，戴夫和凯蒂为了他们打算买的房子大吵了一架，结果凯蒂把一盒剩菜往戴夫身上扔过去。多年来，我也挨过戴夫几记老拳，所以我很高兴看到那个装南瓜的塑料盒落到戴夫头上又弹开来。天哪，真是太有趣了。

但是，在所有的好事底下，和家人团聚的那种快乐情绪底下，我仍然暗自害怕回学校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星期四晚上，当冰箱里塞满剩菜，其他人都各自就寝后，我读了一小时书，然后又在星期五下午读了两小时，当时没什么亲戚来访，而戴夫和凯蒂暂时解决了分歧，小憩片刻（虽然我认为他们的“小憩”也很吵）。

我仍然觉得自己可以迎头赶上——事实上，我知道我可以——但也知道没办法单打独斗，或和奈特一起奋战。我必须找个很了解三楼交谊厅那种致命吸引力的搭档，他很了解每当有人开始打出黑桃牌、试图逼出婊子时那种热血澎湃的感觉，也充分明白在牌桌上击败龙尼的那种单纯的快乐。

我心想，我必须找舰长一起奋斗。即使卡萝尔回来，她绝没有舰长那么清楚我的感觉。我必须和舰长并肩作战，奋力向岸边游去，避免灭顶。我倒不是真的那么关心他，而是想如果我们同心协力，两个人应该都可以过关。承认这点让我觉得自己很龌龊，但这是实情。到了星期六，我已经好好探索了自己的灵魂一番，知道我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假如舰长也想利用我，那很好，因为我确实想好好利用他。

星期六中午前，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读地质学，我知道需要有人很快解释一些概念给我听。这学期只剩下两次大考：期中考之后就是期末考，我必须两次都考得很好，才能保住奖学金。

戴夫和凯蒂在星期六晚上七点左右离开，仍然在为该买哪栋房子拌嘴（但是心情已经好很多了）。我在餐桌旁坐定，开始读社会学中关于“外团体制裁”的那一章，课本想说的似乎是即使书呆子都需要有人可以欺负。这观念还真令人沮丧。

读着读着，我感觉到厨房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抬起头来，看到妈妈穿着粉红色旧家居服站在一旁，脸上抹了旁氏冷霜，像鬼似的。我不讶异我完全没有听到她的脚步声，在这栋小房子里住了二十五年以后，她很清楚哪些地方踩下去会吱嘎作响。我想她终于要来问我关于安玛丽的事情了，但结果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我的爱情生活。

“你到底惹上多大的麻烦了，彼特？”她问。

我想了大约一百种不同的答案，最后决定实话实说。“其实我不知道。”

“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这一回我没有说实话，现在回头看就明白当时我撒谎泄漏了心底的秘密：我内心仍然有一股与我的最佳利益背道而驰的强大力量，很可能把我推到悬崖边……推下悬崖。

是啊，妈，问题就出在三楼交谊厅和纸牌——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玩几手牌就好了，然后抬头看钟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午夜，我已经累得没法念书了；太沉迷其中，没办法用功读书。除了玩红心以外，整个秋天，我真正认真做的事情，就只有失去了我的童贞。

如果我当时至少说出前面那部分，那么情形大概就好像猜出纺稻草的小矮人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声说出来。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只告诉妈妈，大学老师上课的进度太快了，我过去的读书方法都不管用，必须建立新的读书习惯。但是我一定办得到，我很确定我办得到。

她交叉着双臂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双手埋进衣领中——样子看起来好像中国娃娃一样——然后说：“我永远爱你，彼特，你爸爸也一样。他没有说出口，但是他感觉得到。我们都爱你，你也知道。”

“是啊，”我说，“我知道。”我站起来抱住她。她得了胰脏癌，至少这个病很快，但还不够快，我猜当发生在你挚爱的人身上时，什么都不够快。

“但是你一定要用功念书。不肯用功的男孩子现在一个个都步上死亡之路，”她微笑着说，但是脸上看不出笑意，“或许你也知道这件事。”

“我听到一些谣言。”

“你还在长大。”她说，把头抬起来。

“没有吧。”

“有，从去年夏天到现在至少又长了三厘米。看看你的头发！为什么不去剪剪头发呢？”

“我喜欢这个样子。”

“你的头发长得像女孩子一样。听我的话，彼特，剪剪头发，看起来整齐一点。毕竟你不是滚石合唱团的团员！”

我忍不住笑起来。“我会考虑考虑，好吗，妈妈？”

“记得去剪头发。”她又紧紧抱了我一下，然后就放我走了。她的样子很疲倦，但是也很漂亮。“他们在大海的另一头杀了很多男孩子，”她说，“起先我以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但是你爸爸说他们疯了，说不定他说得对。你一定要用功读书。如果需要额外的钱来买书——或请家教——我们会想办法挪一点钱给你。”

“谢谢，妈，你真是蜜桃。”

“我不是，我只是一匹累坏的母马。我要去睡觉了。”

我又读了一小时书，后来所有的字在我眼中都变成两个字或三个字，于是我上床睡觉，但是又睡不着。每次我在蒙眬间快进入梦乡时，就看到自己拿起一手牌，开始照着花色把牌重新排列一遍。最后，我干脆睁开眼睛，瞪着天花板。不肯用功的男孩子现在都一个个步上死亡之路，我妈妈这么说。卡萝尔告诉我，在这个时代，身为女孩有很大好处，约翰逊特别关照到这点。

咱们把婊子揪出来吧！

向左传，还是向右传？

天哪，该死的彼特射月了！

我的脑子里充满各种声音，声音似乎从空气中慢慢扩散开来。

就我的问题而言，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不要再玩牌了，但尽管三楼交谊厅离我现在躺着的地方有一百三十英里远，那里对我仍然有一种吸引力，完全超乎理性的吸引力。在积分赛中，我已经累积了十二分，只有龙尼赢我，他有十五分，我怎么可能从此不踏进交谊厅、放弃那十二分、让那吹牛大王所向无敌呢？卡萝尔帮我看清楚龙尼的为人，了解他是个心胸狭窄、令人讨厌的投机分子。可是现在卡萝尔离开了——

我心底理性的声音说：龙尼不久也会离开。如果他还能撑到这学期结束，那真是天大的奇迹。

没错，而且除了红心牌戏之外，龙尼一无所有。他的样子又丑又笨，挺着个大肚子，但胳膊很细，已经可以看出他老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他随身带着筹码是为了稍稍掩盖住强烈的自卑感，而且老爱吹牛自己多会把妹，这也很可笑，何况他其实不太聪明，就好像其他快被退学的男孩一样（例如舰长）。在我看来，龙尼擅长的就只有红心游戏和空洞的吹嘘，所以何不退出牌局，让龙尼去玩他的牌、去信口开河呢？

因为我不想，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因为我想抹掉他脸上龌龊虚伪的假笑，让他无法再发出刺耳的笑声。说起来很卑鄙，但却是真心话。我最爱看龙尼闷闷不乐的样子，看他额头垂着几撮油油的头发、噘着嘴、拉长了脸怒视着我的样子。

而且，牌戏本身也很有吸引力。我很爱玩牌，即使躺在家里从小睡着的床上，我还是忍不住想着红心牌戏，所以等我回学校以后，怎么可能不踏进三楼交谊厅呢？当马克大声叫我快点、还剩一个位子、记分表上每个人的分数都归零、牌戏即将开始时，我怎么可能假装听不见呢？我的老天！

当客厅的报时布谷鸟高唱出两点钟时，我还没睡着。于是我爬起来，披上睡袍走下楼去。我倒了一杯牛奶坐在餐桌旁喝，厨房里一片漆黑，只有炉台的日光灯发出的亮光，周遭一片安静，只听到壁炉燃烧柴火的沙沙声和卧室传来老爸轻柔的鼾声。我觉得有一点昏昏沉沉，仿佛火鸡和馅料在我脑子里掀起了小小的天摇地动，仿佛我可能陷入沉睡，一睡就睡到三月的圣帕特里克节。

这时候，我碰巧瞥见门口木箱的钩子上挂着我的高中制服外套，胸前有白色的GF两个大字母交叠在一起，只有这两个字母缩写，没有其他图案。我不是运动健将。和舰长刚认识的时候，他曾经问我有没有因为运动场上的优良表现而得过绣字母代号的荣誉？我告诉他有，就是代表手淫（masturbation）的M——我是一军，最擅长高手击球。舰长笑得流眼泪，也许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变成好朋友的。事实上，我猜我也可能因为辩论和戏剧上的表现而获得D，但是他们不会为这些项目颁发荣誉字母，对不对？当年不会，现在也不会。

那天晚上，高中生活似乎离我很远，几乎已经是在另外一个星系了……但是外套还挂在那里，那是十六岁生日时家人送我的礼物。我走到门口取下外套，把它贴在脸上，闻着外套，想到梅曾锡克老师上第五节课的情形——铅笔屑的苦味、女生说悄悄话和偷笑的声音、外面隐约传来学生上体育课的叫声。我看到外套挂在钩子上的部位凸了出来，猜想从四五月以后就没有人穿过这件外套了，连我妈妈穿着睡衣、去门外拿信的时候，都不曾披上这件外套。

我想到那天看到卡萝尔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写着“美军立刻撤出越南”的标语阴影笼罩在她的脸上，马尾垂在高中外套的衣领上……我想到一个主意。

我家的电话放在前厅的桌上，是转盘式的老古董。电话下面的抽屉里放了一本盖兹佛斯镇的电话簿、我妈妈的地址簿，还有乱七八糟的文具。其中有一支黑色的马克笔，我把笔拿出来，然后回到餐桌旁坐下来，我把高中外套铺在膝盖上，用马克笔在外套背后画了个大大的麻雀爪印。这么做的时候，我感到原先的紧张逐渐消失，肌肉渐渐放松下来。我觉得如果我想要的话，可以用字母奖励自己，而且现在就正在这么做。

我画完以后，把外套拿起来看一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画的图案显得很粗糙，而且有一点孩子气：

但是我很喜欢。我喜欢这个他妈的图案，尽管不确定当时自己对越战的想法是什么，但就是很喜欢这个图案，而且觉得终于可以上床睡觉了；画上这个图案居然有这样的功效。我把牛奶杯洗干净，夹着外套上楼去。我将外套塞进衣柜里，然后躺下来，想到卡萝尔拉着我的手伸进她的毛衣里面，还有嘴里感觉到她的气味；还想到我们在老爷车起雾的车窗里展现出真实的自我，也许流露出我们最好的一面；又想到我们站在停车场中，看着戈德华特贴纸的碎片随风飘散时一起大笑的情景。我进入梦乡时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件事。

星期天回学校的时候，我把改装过的高中外套塞进皮箱里——尽管我妈妈最近开始质疑约翰逊先生和麦克纳马拉先生的战争，但如果她看到这个图案的话还是会问一堆问题，而我没有办法回答那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

不过，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以披上这件外套了，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我把啤酒洒在上面，将烟灰弹到上面，呕吐在上面，血滴在上面，在芝加哥穿着它被喷催泪瓦斯攻击，同时一边扯着喉咙大喊：“全世界都在看！”女孩子靠在我左胸前缠绕在一起的GF字母上哭泣（大四的时候，那两个字母已经不是白色，而变成脏兮兮的灰色了），还有一个女孩和我做爱的时候，就躺在这件外套上。我们做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很可能外套上还沾了些许精液。一九七〇年，我打包行李离开迷幻天地时，我在家里的厨房画在外套背上的和平标志虽然只剩模糊一片，但是还留在那里。其他人也许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始终知道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