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约在五点半回到盖兹佛斯镇，经过法兰克冷饮店时，我放慢速度，然后又往前开。到了这时候，我迫切地想回家，相较之下，喝喝啤酒、和法兰克聊聊八卦就没那么重要了。妈妈欢迎我回家的方式是一边嘴里念着我太瘦了、头发太长了，还有“胡子也不好好刮一刮”，一边为浪子归来而掉下欢喜的眼泪。老爸吻了吻我的脸颊，用一只手臂搂了我一下，然后仿佛一只好奇的乌龟般，从褐色旧毛衣里探出头去，打开冰箱倒了一杯老妈泡的红茶。

我们——妈妈和我——认为他可能只剩下五分之一的视力，也许多一点点，很难说，因为他难得开口。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造成的，他从二楼跌下去，左脸和脖子都留下了疤痕，头盖骨还有一块补丁，所以那里长不出头发。那次意外破坏了他的视力，同时影响到他的脑力。但是他还不算“痴呆”，我有一次在理发店听到一个混蛋这么说；我父亲也没有哑掉，虽然有人似乎以为他是哑巴。他昏迷了十九天，醒来以后，大半时候都闷不吭声，而且脑子里经常混沌一片，但有时候他还是在那儿，仍然在场，而且也还像个父亲，足以在我回家的时候亲亲我，还有用一只手紧紧搂我一下，自从我有记忆以来，他都是这样拥抱别人。我很爱老爸……和龙尼玩牌玩了一学期之后，我学到的是，说话是被过度高估的才能。

我和爸妈一起闲坐了一会儿，和他们说了一些学校里的事情（不过没有谈到玩牌），然后就出去外面。我在暮色中扫了一下落叶——冷冷的空气吹到脸上，未尝不是一种福气——向路过的邻居挥手打招呼，晚餐时吃了三个妈妈做的汉堡。然后，她说要去教会为卧病在家的人准备感恩节晚餐；她不认为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会想和一群唠叨的老太婆一起度过，不过如果我想参加也很欢迎。我谢谢她，说我想给安玛丽打个电话。

“喔，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件事？”她说，然后就出去了。我听到她发动车子的声音，然后毫不兴奋地打电话给安玛丽·索西。一小时后，安玛丽就开着她爸爸的货车，挂着微笑来到我家，她的头发垂在肩上，嘴上涂了亮丽的口红。她的笑容没多久就消失了，我想你也猜得到，十五分钟后，安玛丽就走出我家，也走出我的人生。保持联络，宝贝，再见了。大约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举行的那段时间前后，她嫁给路威斯顿的保险经纪人，成为贾尔伯特太太。他们生了三个小孩，到现在仍然有婚姻关系。我猜这样很不错，不是吗？即使没那么好，你还是得承认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生活。

我站在厨房水槽边的窗前，看着索西先生的货车尾灯消失在马路上。我觉得很惭愧——天哪，想到她睁大眼睛、微笑消失、开始颤抖的神情——但是我也觉得很开心，十分差劲地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轻松地想要像舞王佛雷亚斯坦那样沿着墙壁跳舞，一直跳到天花板上。

后面传来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我转过身去，看到老爸穿着拖鞋，慢慢拖着脚步在地板上走着，一手往前伸出去，手上的皮肤松垮垮的，像戴着又大又松的手套般。

“我刚刚是不是听到一位年轻小姐叫一位年轻男士混账东西？”他轻轻地问。

“这个……是啊，”我说，“我想你大概听到了吧。”

他打开冰箱摸索了一下，拿出一壶冰红茶，喝起不加糖的红茶。我偶尔也学他喝不加糖的红茶，我可以告诉你，喝起来淡而无味。我的推论是，老爸总是喝红茶，原因是红茶是冰箱里最明亮显眼的东西，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

“刚刚那是索西家的女孩，对不对？”

“对，爸，是安玛丽。”

“索西家的人脾气都不好，彼特。她刚刚摔门，对不对？”

我忍不住笑了，那扇老旧的玻璃门居然没有碎掉，还真是奇迹。“我猜她的确摔了门。”

“你在大学里看上了别的漂亮女孩，对不对？”

这是个颇复杂的问题，简单回答的话——而且或许也是最诚实的答案——应该说我没有，我也就这样回答老爸。

他点点头，从冰箱旁的橱柜中拿出最大的玻璃杯，一副准备把红茶倒得柜台和脚上到处都是的模样。

“我帮你倒，好不好？”我说。

他没有搭腔，但是退后几步让我倒茶。我把七八分满的玻璃杯放在他的手里，把装红茶的水壶放回冰箱。

“好喝吗？”

他没有搭腔，只是站在那儿，两手捧着玻璃杯，像个孩子一样小口地啜饮着红茶。我等了一下，觉得他不会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提起放在角落的行李箱。整理行李的时候，我把教科书扔到衣服上，现在得把书一一拿出来。

“放假的第一个晚上就开始用功。”老爸说，把我吓了一跳——我几乎忘了他还站在那里。

“这个嘛，我有几堂课的进度落后了，老师教课的速度比高中的时候快很多。”

“大学，”他说，然后停顿了很久，“你在读大学。”

听起来像个问题，所以我说：“是啊，爸。”

他又多站了一会儿，仿佛要看我整理书和笔记本。也许他在注视着我，也许只是站在那儿，我不太确定。最后，他开始慢慢走向门口，伸长脖子，微微举起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拿着一杯红茶的那只手——现在屈起来放在胸前。走到门口时，他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对我说：“你甩掉索西家的女孩很好。索西家的人脾气都很坏。你可以把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却没办法带他们出门。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女朋友。”

他走出去，屈在胸前的那只手还握着那杯红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