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瑞和布拉德都订了《德里新闻报》，报纸每天都会送到他们房间，然后整天在三楼传阅——我们晚上在交谊厅坐下来玩牌时会看到大家看剩的报纸，不仅页面撕破、顺序乱七八糟，填字游戏上面还有三四个人不同的笔迹。照片上的林登·约翰逊、拉姆齐·克拉克和马丁·路德·金脸上都被画上胡子（我一直不晓得那是谁的杰作，不过有人总爱在副总统汉弗莱的头上画上一对冒烟的角，然后用小小的大写字母在照片下面写着“魔鬼汉弗莱”）。《新闻报》对于越战采取鹰派立场，因此总是正面报道每天的战况，把反战示威的消息放到底下最不重要的位置，通常都是放在小区活动消息的下面。

不过，我们仍然发现在洗牌、发牌的空当，大家讨论电影、约会、功课或牌局的频率愈来愈少，讨论越战的时间愈来愈多。无论消息多么令人振奋、击毙越共的人数有多少，每天报纸上都至少会出现一张照片，上面不外乎是进行伏击后的美国大兵痛苦的表情，或哭泣的越南小孩茫然瞪着焚烧的村落。在舰长所谓的《每日杀戮专栏》底下总是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例如在湄公河三角洲被我们击沉的越共巡逻艇上那些平白丢掉性命的小孩。

奈特当然没有和我们一起玩牌。他也不和我们争辩该不该打这场战争——我很怀疑，关于越南曾受法国统治或一九五四年驻扎在军事重镇奠边府的那些倒霉的法国人后来命运如何，奈特知道的不会比我多，他当然更不知道是谁决定该是南越总统吴廷琰到天国报到的时候了，好让阮高祺和那群将领夺得政权。奈特只知道他和越共无冤无仇，而且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在缅因州的玛斯山或普雷斯克岛看到越共。

“你到底有没有听过骨牌理论啊，你这呆头鹅？”一天下午，有个叫尼克的矮脚鸡问奈特，尼克是大一新生。我的室友几乎从来不去三楼交谊厅，他宁可在二楼安静地用功，不过那天，他刚好在那儿待了几分钟。

尼克已成为龙尼的虔诚信徒，他爸爸是捕龙虾的渔夫。奈特看着尼克叹口气说：“有人把骨牌拿出来的时候，我就离开。我觉得骨牌游戏很沉闷。这就是我的骨牌理论。”他瞥了我一眼，我很快把视线移开，但是速度还不够快，仍然看到他眼神中流露的讯息：你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啊？然后他就离开了，拖着毛茸茸的拖鞋回到三〇二室继续用功——换句话说，回到他努力从牙医预科迈向牙医系学生的既定轨道。

“彼特，你的室友是混蛋，知道吗？”龙尼说。他嘴角叼着一根烟，单手划着火柴，这是他的专长——长得又丑又粗、交不到女朋友的大学生都有各式各样的专长——然后点燃香烟。

才不是，我心里想，奈特很好，我们才是混蛋呢。有那么一刹那，我真的觉得很沮丧。霎时间，我明白自己已经陷入可怕的泥沼中，完全不可自拔。我知道舰长正看着我，我知道如果我抓起一把牌、把牌撒在龙尼脸上，然后走出交谊厅，舰长会跟着我走出去，可能也大大松了一口气。但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

“奈特没问题，”我说，“他只是有些奇怪的想法罢了。”

“有些奇怪的共产党思想。”休说。他的哥哥在海军服役，最近听到的消息是他们的军舰开到了南中国海。休绝对不是鸽派。身为拥护戈德华特的共和党员，我应该和他有同感，但是奈特开始对我产生一些影响。我吸收了各式各样的罐头知识，但是没有发展出什么支持参战的实际论点，更不用提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了，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只是成天忙着念社会学。

我还蛮确定就在那天晚上，我差一点就打电话给安玛丽了。交谊厅对面的公共电话正好没人在用，我的口袋里又装满零钱，都是刚刚玩红心牌戏的战利品，我突然决定该是时候了。我根据记忆拨了她家的号码，（虽然我得思索一会儿才想起来最后四位数是什么，到底是八一四六还是八一六四？）然后接线生要求我投入七毛五的硬币，我照她的话做了。我让电话铃声响了一次，然后就把电话筒砰然挂回去，听到硬币当啷地掉入退币口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