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考分数难看和报告写差了，只不过是不愉快的前哨战而已，对舰长和我及许多牌友而言，第二回合的考试才是真正的大灾难。我的英文随堂作文拿了A-，欧洲历史考了D，但是社会学和地质学考的选择题都不及格。社会学只差一点点就及格了，地质学则差很多。舰长的人类学、殖民史和社会学都没过关，他的微积分考了个C（但他告诉我只是低空掠过），课堂作文则拿了B。我们都认为，如果只考随堂作文，也就是说，我们得在离三楼交谊厅很远的地方完成指定作业，那么一切就会变得单纯多了；换句话说，我们暗自希望能重回高中时代，连自己都没有察觉这一点。

“好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舰长在那个星期五晚上对我说，“我要开始用功了，彼特。我不在乎大学能不能毕业，或有没有文凭可以挂在房间的壁炉架上，但是如果要我回去德克斯敦，每天和那群智障一起鬼混，直到山姆大叔征召我去当兵为止，那我还真是该死。”

他坐在奈特的床上。奈特这时候正在旷野上的宫殿咀嚼着星期五晚上的鱼排；张伯伦舍三楼居然还有人食欲这么好。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意在奈特面前谈这种事；我的乡巴佬室友自认上次考试考得还不错，全部科目都拿B或C。就算他听到我们谈话，也不会说什么，只会看着我们，用眼神谴责我们没出息。虽然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不过我们在道德上十分站不住脚。

“我加入。”我说，然后走廊另一端传来痛苦的嘶吼声，（“噢……该死！”）我们立刻明白：刚刚又有人拿到婊子了。我们四目交接。当然，我不知道舰长怎么想（尽管他是我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仍然在想：还有一点时间……为什么不会这么想呢？当时对我来说，永远有的是时间。

舰长开始咧嘴，我也牵动嘴角，他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也跟他一起笑。

“管他呢。”他说。

“只玩一晚，”我说，“明天我们一起去图书馆念书。”

“埋头苦读。”

“读一整天。不过现在……”

他站起来。“走吧，咱们去把婊子揪出来。”

我们去了，而且不是只有我们这么做。我知道这不算什么理由，只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第二天早餐时间，当我和卡萝尔在洗碗部并肩工作时，卡萝尔说：“我听说你们宿舍里玩牌玩得很凶，是真的吗？”

“没错。”我说。

她回头看我，对我微笑——每当我想起卡萝尔时，总是念念不忘她的微笑，直到现在还常常想起。“红心牌戏？揪出婊子？”

“红心牌戏，”我点点头，“揪出婊子。”

“我听说有些人玩得太入迷了，成绩愈来愈糟。”

“有可能。”我说。现在输送带上没什么东西要洗，偶尔才送来一个餐盘。我注意到，每当你需要的时候，偏偏输送带上就是没啥东西。

“你的成绩如何？”她问，“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不过——”

“交换信息，是啊，我明白。我的成绩还好，而且，我要戒掉这个坏习惯。”

她又抛给我那个微笑，当然我现在还不时想起那微笑，换做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她的酒窝、微翘的下唇、那么懂得接吻的嘴唇，还有闪动的蓝色双眸。那还是男生宿舍女宾止步的年代……总而言之，我知道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一月那段时期，卡萝尔把很多事情都看在眼里，看得比我还清楚。但是当然，她当时还没抓狂。后来越战令她抓狂，也令我和奈特抓狂。比起来，红心牌戏根本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地球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已，只是会让纱门啪啦啪啦开开关关，还有架子上的玻璃杯铿锵作响的那种轻微晃动。会引起天崩地裂、死伤无数的大地震这时候还没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