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去三楼拿回我的地质学课本，我发誓我说的是真话。到了那里时，看到每张桌子——加上一两张从其他楼层掠夺来的桌子——全都被四人一组的红心牌迷给占满了。甚至角落上还有四个人盘腿坐在地板上，两眼盯着手中的牌，好像瑜珈修行者一样。龙尼对着大家喊着：“大家来追捕婊子吧，非把她揪出来不可！”

我从沙发上捡起我的地质学课本，那本书已经在那儿躺了一天一夜（之前有人坐在沙发上，所以把书挤到椅垫中间，不过这本宝贝课本实在太大、太厚了，不会轻易被椅垫埋没），我茫然瞪着教科书。当我和卡萝尔一起坐在礼堂看电影时，这个疯狂的牌局仿佛一场梦，但现在换卡萝尔变得好像一场梦了——卡萝尔和她的酒窝，以及她那个和拳击手同名的男友，全都像一场梦。我的口袋里还剩下六块钱，荒谬的是，我竟然因为每张牌桌都没有我的位子而大失所望。

用功读书才是正事，好好和地槽打交道吧。我应该去二楼交谊厅念书，或在地下室找个安静的角落用功。

我把地质学课本夹在腋下，正打算离开时，柯比把牌一丢，大叫：“他妈的！我输了！全都因为那张该死的黑桃皇后不停跑到我的手上，我会把欠你们的钱还清，但是，今天我真的把老本都输光了！”他头也不回地从我身旁走出去，经过门口时低下头来——我一向认为，长那么高一定好像受到诅咒一样。一个月后，柯比更是全盘皆输，他先是精神崩溃，然后自杀未遂，饱受惊吓的父母为他办了休学手续。在那年秋天，柯比不是红心热唯一的受害者，但他是唯一企图借着吞下两瓶橘子口味的婴儿阿司匹林来终结生命的受害者。

雷尼看也不看柯比，只顾盯着我，问：“想加入吗？”

我内心短暂地交战了一会儿。我必须念书，我也打算念书。对于像我这种靠助学金念大学的学生而言，这才是上策，当然比坐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在一片乌烟瘴气中再添加我的宝马烟烟味要明智多了。

于是我说：“好啊。”然后就坐下来玩红心牌戏，一直玩到将近凌晨一点钟。当我终于步履蹒跚地回房时，奈特正躺在床上读《圣经》。这是他每晚睡前必做的功课，他曾经告诉我，这已经是他第三遍读“上帝的话语”了。他已经读到“尼赫迈亚记”。他抬头看我，脸上带着一种冷静探询的神情——他的表情从来都没怎么变。现在每当我回忆往事时，总觉得奈特一直没什么变。他念的是牙医预科，而他也一直待在这一行。上次他寄给我的圣诞卡里面塞了一张照片，是他在霍尔顿新办公室的照片。照片里覆盖着白雪的办公室草坪上，可以看见在铺满干草的摇篮旁边，三位博士站在玛丽和约瑟夫后面，门上挂着的招牌上写着：牙科医生内森尼尔·霍本斯坦。他娶了辛迪，他们到现在还是夫妻，三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想灵弟应该已经过世了，另外一只狗取而代之。

“你赢了吗？”奈特问。多年后，当我结束了星期四晚上的牌局、喝得半醉回家时，我太太问我的语气就和奈特当年问话的语气几乎一模一样。

“确实赢了。”我在龙尼的牌桌上把剩下的六块钱全输光了，然后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后又把钱赢回来，而且还多赢了几块钱。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读一读地质学或研究地壳板块。

奈特穿着红白条纹的睡衣。我想在我的大学室友当中，无论男女，他是唯一会在寝室穿睡衣的人。当然，他也是唯一拥有《戴安·雷奈唱海军蓝调》的人。我开始脱衣服时，奈特钻进被窝里，伸手到后面关掉书桌上的台灯。

“你的地质学都读完了吗？”当黑暗将他吞没时，他问我。

“情况还不错。”我说。很多年后，当我在牌局结束后回家，太太问我喝了多少酒时，我也用同样快活的语气说：“只喝了两杯。”

我钻进自己的被窝里，关掉我的台灯，然后几乎立刻进入梦乡。我梦到在玩红心。龙尼负责发牌，斯托克利拄着拐杖，弓着身子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我们所有人——眼中带着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清教徒那种不赞同的严厉神情。在我的梦中，牌桌上放了大把钞票，有皱巴巴的五元、一元钞票、汇票，甚至一两张私人支票，几百块美金全堆在桌上。我看看桌上的钱，然后回头望一望门口，发现卡萝尔站在斯托克利旁边，穿着睡衣的奈特则站在斯托克利的另外一边。

“我们需要信息。”卡萝尔说。

“你拿不到信息。”我回答——在电视剧中，麦高汉老是回答“二号”这句话。

奈特说：“彼特，你窗户没关，房间里很冷，你的报告被吹得到处都是。”

我想不出来该怎么回答这句话，所以我拿起手上的牌，把牌翻开。十三张牌，每一张都是黑桃皇后，每一张都是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