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六点半的时候打卡下班，拎着最后一袋垃圾走到厨房后面转角的地方，把垃圾袋扔进排成一列的垃圾桶中。

我转过身来，看到卡萝尔和几个学生站在角落抽烟，望着月亮冉冉上升。我一边往他们那儿走去，一边从口袋里掏出宝马牌香烟，其他两人正好准备离开。

“嗨，彼特，再多吃一点缅因豆子。”卡萝尔边说边笑。

“是啊，”我点燃香烟，然后没怎么多想就脱口而出：“今天晚上，学校礼堂会播两部亨弗莱·鲍嘉的片子，七点钟开始，我们走过去还来得及。你想看吗？”

她吸了一口烟，没有搭腔，但脸上仍然挂着微笑。我知道她会答应。原先我一心只想回去宿舍三楼的交谊厅玩红心牌戏，但是既然已经离开了原先的牌局，玩牌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我之前玩牌玩昏了头时，是不是说了些把龙尼打得屁滚尿流之类的话？似乎没错——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和卡萝尔一起站在屋外冷冽的空气里，实在很难理解当时为什么会说那些话。

“我在家乡已经有男朋友了。”她最后说。

“你的意思是，你不去啰？”

她摇摇头，脸上仍然挂着浅浅的微笑，香烟的烟雾从她脸上飘过，脱下工作时戴的发网，她的发丝轻轻拂过眉梢。“只是给你一点信息而已。你还记得《囚徒》那部电视剧吗？‘六号，我们需要……信息。’”

“我在家乡也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说，“再多些信息。”

“我另外还有一份工作，当数学家教。我答应今天晚上花一小时的时间教二楼的女孩微积分。她简直无可救药，而且很烦，但是我一个小时可以赚六块钱。”卡萝尔笑起来，“真不错，我们拼命交换信息。”

“不过对鲍嘉而言，情况可不妙。”我说。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知道我们终究会去看鲍嘉的电影。我想我也知道我们将会发展出一段恋情，因此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仿佛移去了胸中块垒。

“我可以在礼堂打电话给艾瑟，告诉她今晚改成十点钟才上微积分。”卡萝尔说，“真是悲哀，艾瑟从来不出门。她大半时候都卷着发卷坐在房间里写信，向家人抱怨大学生活真是难熬。我们至少可以看完第一场电影。”

“听起来很棒。”我说。

于是，我们开始朝礼堂走去。那真是旧日的美好时光，你不必请保姆来家里看小孩，不必把狗赶出屋外，不必喂猫，不必设定防盗警铃。可以说走就走。

“我们这样算约会吗？”过了一会儿，卡萝尔问我。

“呃，可能算吧。”我说。我们那时候正经过东馆，路上有很多学生都朝着礼堂走去。

“很好。”她说，“因为我把钱包留在房间里没带出来，没办法分摊看电影的钱。”

“别担心，我有的是钱，今天玩牌赢了一笔。”

“玩扑克牌吗？”

“红心牌戏，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开玩笑！我十二岁的时候，暑假在乔治湖畔参加温维娜营，那是青年会办的夏令营——我妈说那是给穷人家小孩参加的夏令营。那时候几乎天天下雨，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玩红心，猎捕‘婊子’。”她的眼神飘向远方；当人们突然想起陈年旧事，就好像在黑暗中绊到一只鞋子时，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找到黑女士，”然后他用法文重复一遍，“Cherchez la femme noire。”

“没错，就是这个扑克牌游戏。”我说，我知道在那一刻，她几乎无视于我的存在。

然后她回过神来对我露齿一笑，从裤袋中掏出烟。在那个年代，大家抽烟都抽得很凶，所有人都如此；那时候你甚至可以在医院候诊室抽烟。我告诉我女儿这件事的时候，她起先还不相信。

我掏出自己的烟，我们两人都点燃香烟，在火光中凝视彼此。不像亲吻时那么甜蜜，但感觉很好。我心里再度感到一阵轻松，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你的眼界大开，感到充满希望；有时候你觉得眼前一片清明，周遭一切都无所遁形，也许确实如此。那真是美好的时刻。

我关上打火机，然后我们一边抽着烟，一边继续往前走。我们的手背离得很近，但还没有相碰。

“你赢了多少钱？”她问，“足够我们私奔到加州吗？还是没有那么多？”

“九块钱。”

她大笑，握住我的手。“那么这算约会没错，”她说，“你还可以买爆米花请我吃。”

“好。你会很在乎第一场放映的是哪一部片子吗？”

她摇摇头。“鲍嘉就是鲍嘉。”

“没错。”我说，但暗自希望他们会先放映《马耳他之鹰》。

结果还真是如此。电影放映到一半，我看看卡萝尔，她也看看我。于是我在大导演约翰·赫斯顿处女作的黑白月光下，低头吻了她带着爆米花奶油香的嘴唇。她的嘴唇很甜，反应积极。我退后一点，她仍然凝视着我，脸上又恢复浅浅的微笑，然后把手中的爆米花递给我，我也把手里的零食递给她，我们把电影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