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又轮到我在豪优克洗碗了。虽然对卡萝尔愈来愈有好感，但我仍然试图和布拉德换班——布拉德的班排在星期天早上，他几乎和舰长一样痛恨早起——但是布拉德拒绝了。当时他也在玩牌，而且已经输了两块钱，拼命想要迎头赶上。他对我摇摇头，然后打出一张黑桃牌。“大家来把婊子揪出来吧！”他大叫，声音阴恻恻的，好像龙尼一样；龙尼最阴险的地方就是老是会引得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模仿他。

我站起身来，我已经在这张牌桌上坐了一整天了，有个叫肯尼的年轻人立刻填补我的空缺。我赢了大约九块钱（主要是因为龙尼换到另外一张牌桌去赌了，免得我削薄他的利润），应该觉得很高兴，但是却不然。问题不在于钱的多寡，而是这场牌戏，我想继续玩。

我闷闷不乐地走回房间，问奈特想不想提早吃晚饭，和餐厅员工一起用餐。他的头连抬都不抬，只对我摇摇头，然后摆一摆手，继续埋头读历史。当人们谈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时，我总是提醒自己，其实大多数年轻人都像奈特这样走过狂飙年代。尽管历史就发生在他们周遭，他们却只是埋首苦读，眼睛紧盯着历史课本。但奈特对这一切并非浑然未觉，或只顾专心在图书馆里用功。你慢慢就会知道。

我往旷野上的宫殿走去，拉上外套拉链，抵挡住外面快要结霜的寒气。这时候是下午四点十五分，学校餐厅要到五点钟才正式开放，所以通往餐厅的小径此时几乎空无一人。不过我仍然看到斯托克利，他弓着背，低着头，若有所思地看着地面。看到他，我倒不感到讶异，如果你有某种身体上的残疾，你也会比其他学生提早一小时到餐厅等吃饭。就我记忆所及，那是残障学生唯一的特殊待遇。如果你有身体上的残障，吃饭时可以得到厨房的特殊协助。在夜色中，他外套上的麻雀爪印显得非常清晰，而且特别黑。

当我走近的时候就明白他在看什么了——是《社会学概论》。他不小心把书掉在褪色的红砖道上，正在想办法把书捡起来而不要跌倒。他一直用拐杖的尖头去拨弄那本书。斯托克利有两对或甚至三对不同的拐杖，他现在拿的是有金属环套在他前臂上的拐杖。我可以听到他一面徒劳无功地戳弄着那本书，嘴里一面喃喃发出“哩噗—哩噗，哩噗—哩噗”的声音。当他拄着拐杖快步走时，“哩噗—哩噗”听起来有一种坚决的意味，但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这个声音透露着沮丧。我认识斯托克利的时候（我不会叫他“哩噗—哩噗”，虽然后来还不到学期末，龙尼的很多徒子徒孙就开始这样叫他了），对于每个“哩噗—哩噗”之间竟然有这么多细微差别觉得实在很有趣，但后来发现，印第安人中的纳瓦荷族单单“云”就有四十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后来我发现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他听到我的脚步声，很快转过头去，结果几乎跌倒。我双手高举，他猛然往回缩，似乎要躲进身上那件旧军用大衣中。

“走开！”说话的语气仿佛他预期我会给他一记闷棍。我双手高举，让他看到我完全无意伤人，然后弯下腰去。“不要碰我的书！”

我没有听从这个命令，把书捡起来塞进他腋下，让他好像夹报纸一样把书夹住。

“我不需要你帮忙！”

我正准备犀利地回嘴，却注意到他的两颊是多么苍白，头发全汗湿了，我又再度闻到他身上的味道——那种变压器使用过度的味道——也醒悟到他的呼吸中带着刺耳的鼻涕声。假使斯托克利到现在还不知道医务室在哪里，我想他应该很快就会需要去那里报到。

“拜托，我又没有要背你。”我努力装着笑脸。老天，我为什么不该微笑？我口袋里不是有九块钱吗？照张伯伦舍的标准来看，我今天可是发了一笔小财。

斯托克利睁着一双黑眼睛望着我，抿着嘴唇，后来他点点头。“好吧，谢谢你。”然后他继续往上坡走。一开始他领先我很多，后来坡度愈来愈大，于是慢下脚步。他带着鼻涕的呼吸声愈来愈大声、愈来愈急促。当我赶上他时，可以清楚听到他的呼吸声。

“你为什么不放轻松一点呢？”

他不耐烦地瞄了我一眼，一副“你还在这儿呀”的神情。“你何不把我吃了算了？”

我指一指他的《社会学概论》。“又快滑下去了。”

他停下脚步把书夹好，然后调整一下拐杖的位置，像坏脾气的苍鹭般顶着一头乱发瞪着我。“走开，”他说，“我不需要保姆。”

我耸耸肩。“我又没有要当你的保姆，只不过一起走罢了。”

“我可不需要伴。”

我举步前行，尽管口袋里有九块钱，却满肚子气。像我们这种爱耍宝的人对于交朋友其实并不真的那么狂热——一辈子有两三个知心好友就够了——但是如果别人给我们脸色看，我们的反应也不会太好。我们的目标是认识一大堆可以一起说说笑笑的人。

“彼特。”他在我后面说。

我转过身去，以为他终于决定稍微解冻了，我真是大错特错。

“表达情绪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他说，“但是把刮胡霜抹在舍监房门，不会比只因你不晓得怎么告诉小露西你喜欢她，就把鼻涕抹在她座位上高明多少。”

“我没有把刮胡霜抹在戴维的门上。”我说，简直愤怒到极点。

“是啊，但是你和做这件事的混蛋一起玩牌，为他的公信力背书。”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这个词后来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可乐风行的八十年代到处被滥用，在政界尤其严重。我想“公信力”早在一九八六年就羞愧而亡了，当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反战示威人士和勇敢捍卫种族平权的民权运动者发明了垃圾债券、《玛莎·斯图尔特生活杂志》和楼梯王健身器材的时代。“你为什么要虚掷光阴呢？”

这句话直率得令我惊慌失措，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回答真是愚不可及，我说：“因为我有大把时间可以浪费。”

斯托克利点点头，仿佛他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好期望了。他又继续往前走，一如往常快步走过我身旁，低着头，弓着背，甩着湿答答的乱发，手臂下紧夹着书。我等着那本书再度掉下来，这回我可不会帮他，就让他自己拿拐杖拨来拨去。

但是他没有再掉书，后来我看到他走到豪优克餐厅门前，伸手打开门走进去，我也继续走我的路。我拿完菜，和卡萝尔及其他在洗碗部打工的学生一起坐，离斯托克利远远的，这正合我意。我记得斯托克利也没有和其他残障学生坐在一起。他离其他人远远的，是拄着拐杖的独行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