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不知从哪里得到的灵感，我脑中出现一个清晰的景象：一个住在郊区小房子里的年轻人把零钱倒入屋外下水道的格栅孔里。其他的我都没想到，可这景象如此清晰，如此令人不安的怪异，我必须写一个有关这景象的故事。故事马上被顺利地写了出来。我认为故事是手工作品，不完全是我们创造的（并以此获得荣誉），而是我们挖掘出来的先前已存在的东西。

一

我现在已经有份好工作，没理由再郁闷。我也不再和平价超市的那帮傻逼厮混，不用再整理购物手推车，不用再受像斯基珀这样的混蛋骚扰。斯基珀这些日子正在坟墓里吃土三明治，但在地球上生活了19年的我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别放松警惕，到处都有斯基珀这样的混蛋。

如前面说的一样，我再也不用在雨夜里开着那消音器坏掉的老福特车送比萨饼，车窗开着，把我冻得半死。车窗旁边一根铁线上挂着一面小小的意大利国旗伸在外面，好像在哈克维尔会有人朝那国旗敬礼似的。

我为罗马比萨饼店打工。那些给你25美分小费的人甚至看都不看你，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在电视里的橄榄球赛上。我想给罗马比萨饼店开车是最差劲的活。那之后我甚至坐过私人飞机，所以事情怎么会糟呢？

“这就是你退学拿不到文凭的结果。”妈妈在我干送比萨饼这活时就这么说，“你就希望干这工作过完这辈子？”等等。我真想给她写一封那种特别的信。就像我刚说的，那是人生的低谷。你知道夏普顿先生那晚在车里告诉我什么吗？“新工作不只是一份工作，丁奇，是他妈的冒险。”他说得对。他说的其他事可能是错的，但这是对的。

我想你一定想知道我现在这份伟大的工作的薪水是多少。我告诉你，钱并不多，事先也不了解有多少。但工作不只是为了钱，或是出人头地，这是夏普顿先生告诉我的。他说真正的工作是能带来额外利益的，这才是工作的动力所在。

我只见过夏普顿先生一次，就是坐在他那古老的大奔驰车里和他谈话那次，但有时一次就够了。

走你要走的路，完全不同于过去。

二

我有了一所房子，我自己的房子。这是首要的额外好处。我有时打电话给妈妈问她病腿疼不疼，还会胡侃一通，但我从未请她到这里来，尽管哈克维尔离这里只有百来公里，而且我知道她很好奇。我甚至不去看她，除非实在要去，大部分时候我都不想去。如果你了解我妈，你也不会想去。我得听她讲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听她抱怨她肿痛的腿。在我离家之前，我也从没注意到家里猫屎味有多重。我后来都不养宠物，宠物会咬我房子的家具。

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这房子里。虽然只有一个卧室，但仍是一个很棒的房子。绝了，就像帕格过去常说的。他是我在超市工作时的同事，我喜欢的一个家伙。当他要说某个东西确实很好时，帕格从不像大部分人那样说棒极了，他会说绝了。很有趣，是吗？老伙计帕格，我想知道他现在还好吗。应该还不错，但我无法打电话给他问问近况。我可以打电话给妈妈，我还有个急救电话号码，如果有什么事不对头或我认为有人正打听我的事情时，可以打那电话求救。但我不能打电话给任何朋友（好像包括帕格在内的任何一个朋友都不关心我丁奇·厄恩肖），这是夏普顿先生规定的。

但别介意这个，让我们再说说我那个在哥伦比亚市的房子吧。

你知道有多少19岁高中失学的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外加一辆车？

我真的有车，虽然只是一辆本田，但里程表上的前三位数还都是零，这才是最关键的。

车里有CD和磁带的播放器，我不必像在福特车里那样，把身子伸在后厢里查看那该死的音乐是否开始播放，斯基珀过去常常因此嘲笑我，他把那车叫做屁眼车。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斯基珀这样的人，这才是我真的想知道的。

顺便提一下，我确实有钱可以领用，足够我花。我可以证实。

我每天边吃午餐边看电视剧《世事变幻》。每个星期四，电视剧演到大约一半时，我就会听到邮件口咔嗒一声。我不急于去看，也不想去。像夏普顿先生说的那样：“这是有规律的，丁奇。”

我只是看我的电视。电视肥皂剧的精彩片断差不多都在周末前后——星期五是谋杀，星期一是情爱。但我每天都看完，天天如此。我每周四总是特别小心地呆在客厅看到结束，我甚至连走到厨房再拿一杯牛奶都不干。电视剧结束后，我会关掉电视机去客厅。

因为接下来是奥普拉·温弗雷的节目，我讨厌她的脱口秀，那些扯淡都是说给娘们听的。

一个封了口的白色普通信封落在邮件口下面的地板上。信封外面什么都没写，里里有14张5美元的钞票或7张10美元的钞票，这就是我这一星期的钱。我是这么花的。我去看两场电影，一般是在下午。这时的票价才4畅5块，2场9块。星期六我给本田车加油，通常只用7块，我不常用车。帕格总说我不喜欢开车。这样就是16块。我一般在麦当劳餐厅里吃4次饭，早餐或是晚餐。每周我穿衬衫和斜纹棉布裤去体验一次另一种生活，在“亚当斯的肋骨”

或“残啃餐厅”这样的店里花25块吃一顿有趣的饭。现在我用了41块。我还会路过纽斯普拉书店买一两本色情书刊，就是人们通常喜欢的《变幻》或《阁楼》。我试过把这些杂志的名字写在“丁奇的记事板”上，但都没有得到过。我可以自己去买，它们不会在扫除日消失，但也不会摆在显眼的地方。我猜夏普顿先生的清洁工不喜欢买脏东西（双关语）。我也不能在互联网上看色情的东西，我试过，但不知怎么的全被屏蔽了，平常像这样的事情很容易处理，如果你能直接破解网络的屏蔽，你就能钻进去或绕过这些路障，但我没有这么做，情况和平常不同。

不再说花钱的事了，还是说电话，我也不能拨900开头的色情电话。当然自动拨号器在我的电话上可以用。如果我要随意打电话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和他们胡扯一通，那可以，但就是不能拨900。拨了你就会听到忙音，也许真的就是占线。在我的经验中，思春就像一根伸展开的毒藤，你只能让它四处蔓延，而且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它存在，但最终会有办法解决的。想想自己做的事情，在性方面谨慎的我因性惹了麻烦是有些奇怪的，甚至是可笑的，只是我好像在这方面失去了幽默感，还有其他几方面也是。

好了，再回到我的预算中来。

如果买一本4块的《变幻》，我就花了45块。剩下的钱我可以拿去买唱片，也可以不买，或买一两个糖果（我知道我不该买，因为我吃了脸上会长痤疮，虽然我快20了）。有时我想打电话叫外卖的比萨饼或中餐，但这不符合传灵公司的规定。而且叫外卖也让我觉得怪怪的，就像自己是压迫阶级的一员。请记住，我干过送比萨饼的活，知道干这活有多不爽，如果我可以叫外卖，只给送比萨饼的家伙25美分的小费他是不会离开我这屋子的。我会给他5块，看着他的眼睛惊奇地瞪起来。

现在你开始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不需要太多的现金。又一个星期四早上来临时我至少还剩8块钱，有时甚至有20块。对于硬币我这样处理：把它们扔到房前的雨水沟里。我知道如果让邻居们看见，他们会感到很怪异的（拜托，我虽然高中没读完，但绝不是因为我傻而退学的）。因此我拿出蓝色的塑料垃圾篓，里面塞着报纸（有时中间塞着《阁楼》或《变幻》，我不会把这些鸟杂志保存起来的，谁会呢？），我把垃圾篓放在路沿上时，就摊开抓着硬币的手，硬币就从格栅孔落入雨水沟里，发出丁——丁丁——啪的声音，像在变魔术一样。如果哪天水沟塞住了，他们会派人下去清理，那人将会认为中了彩票，除非大雨或其他东西把所有的硬币都冲到污水处理厂，或其他任何地方。那时我已不在这里住了。我不打算一辈子都呆在哥伦比亚市，我可以这么和你说。我很快就会离开，以某种方式离开。

纸币更容易处理，我把它塞入厨房的垃圾处理槽里，另外一个魔术开始了，纸币在飞转着，最后钞票变成了莴苣。你可能会感到奇怪。起先我也想过，但久了就习惯了。另外，每周都有70美元从邮件口里投进来。规定很简单：不许把钱存起来，每周都要花完，而且我又不是在扔几百万美元，只是每周扔8或10块钱，确实是一些小钱。

三

“丁奇的记事板”是另一个额外的好处。我在上面写出一星期内我要的任何东西，就会得到这些东西（除了色情杂志，我告诉过你的）。也许最终我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此时它就像全年都会光临的圣诞老人。我要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食杂品，像其他人写在厨房黑板上的一样，但也不全是食杂品。

比如，我可能会写下“布鲁斯·威利的新影碟”，“威者乐队的新专辑CD”或其他类似这样的东西。既然说到这个话题，我就说说我遇到的一件有趣的事。一个星期五看完电影后（我总是在星期五下午去看电影，即使没有我真正想看的影片我也去，因为在那个时段清洁工会来收拾房间），我去了图纳斯快递店，只为消磨时光，因为下雨而不想去公园。我在店里浏览新的商业信息时，一个小孩问店员有没有威者乐队的新专辑，店员告诉他在十天内都不会有，但我在那个星期五前就得到了。

就像我说的，这些是额外的好处。

如果我在记事板上写下“运动衫”，星期五晚上回家时就会有一条我喜欢的土色运动衫在房间里。如果我写“新牛仔裤”或“条纹棉裤”，我也可以得到。所有的服装都从嘉普服装店买的。如果我自己买，也会去那里。如果我要某种剃须润肤露或古龙香水，我会把它们的名称写在“丁奇的记事板”上。我回来时，它们就会出现在浴室的台架上。我不约会，但我就爱用古龙香水。

有件事我肯定你会感到好笑。有一次我在记事板上写下“伦布兰特的画”。我看完电影，逛进公园，一边想着如果清洁工真的把他妈的伦布兰特的画弄到后会怎样。想想看，在哥伦比亚市落日丘区的房子的墙上挂了一幅著名的天才大师的画！最终会怎么样？

可以这么说，画真的挂上去了。当我进屋时，伦布兰特的画挂在客厅的墙上，在沙发上面，那里原先挂着天鹅绒小丑。我穿过客厅走近那画时，心跳达到每分钟200下。走近一看，是复制的……你明白了吧，是赝品。我有点失望，但也不太失望，那毕竟是一幅伦布兰特的画，只不过不是原作罢了。

还有一次，我在记事板上写下“尼科尔·基德曼亲笔签名的照片”。我认为她是当今美国最好看的女演员，她就是让我迷恋。那天我回去，就看见一张她的剧照，用两块蔬菜形状的磁铁贴在冰箱上，那是她在《红磨坊》里的剧照。这次是真的。因为照片上有她的签字：赠丁奇·厄恩肖，来自尼科尔的吻与爱。

噢，宝贝，亲爱的。

朋友，告诉你，如果我努力工作并且真的想要这些东西，也许哪一天真正的伦布兰特的画就会挂在我的墙上。真的，像这样一份工作，没什么好挑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正是其可怕之处。

四

我从来不必列食杂单。清洁工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斯托弗尔公司的冰冻食品，特别是叫做奶油牛肉条的袋装油炸食品（妈妈总是称之为屎包的石子），冰冻草莓，纯奶、半熟的汉堡包馅饼（你得把它铺在平底煎锅里炸，我讨厌弄生肉），多尔布丁（装在塑料杯子里的那一种，吃了脸上长痘，但我还是喜欢），就是像这样的普通食品。如果还要什么特别的食品，我会写在“丁奇的记事板”

上。

有一次我要一份自制的苹果派，特别说明不要从超市买来的那种。那晚天刚黑我回来时，我的苹果派和其他食品已放在了冰箱里。苹果派没有被包起来，而是放在蓝色的盘子里——所以我知道它是自制的。开始我有点不敢吃，完全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随后我觉得自己很傻。有谁知道超市的食物从哪里来，没人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假定它是好的，因为它被装起来，放在罐头里或标着“双重密封以保证你的安全”的塑料袋里，但任何人在双重密封前都可能用脏手指摆弄它，或打喷嚏，把鼻涕喷到上面，甚至把屎搽在上面。我并不是想使你恶心，但这是真的，不是吗？这世界充满奇怪的人，很多人都“不是好东西”。对此我有亲身体验，相信我。

总之我尝了那苹果派，味道好极了。星期五晚上我吃了一半，剩下的在星期六早上看赛马下赌注时吃完。星期六晚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厕所里度过，可能把所有的苹果和肠子都屙出来了，但我不在乎这个。吃那苹果派很值，“像过去妈妈做的一样”，人们这么说。但那不可能是我妈做的，虽然人们这么说。我妈什么都不会做。

五

我从未把内衣裤写在记事板上。每隔大约四星期，旧的就会从抽屉里消失，崭新的四角裤被放在柜子里，四包三条装的裤子分别装在塑料袋里。哈哈，这才是“双重密封保证我的安全”。我也从没把洗衣皂、洗洁精这些狗屎东西写上去，它们会自动添加。

很绝，你不认为吗？

六

我从没见过清洁工，也没见过那个星期四在演《世事变幻》时把钱发给我的那家伙（也许是个小妞）。我也从来不想见他们。一方面我不必见他们，另一方面，是的，我害怕见到他们，就像我去见夏普顿先生的那个晚上我害怕见到坐在灰色大奔里的他一样。你不信可以起诉我。

星期五中午我不在房子里吃饭。我看完《世事变幻》后就跳进车里直奔城内，在麦当劳里吃完一个汉堡后去电影院。如果天气好，看完电影就去公园。我喜欢上公园，那是考虑事情的好地方，这些天我有好多事情要考虑。

如果天气不好我就去商场购物。由于白天开始变短，我就想再去玩保龄球。星期五下午至少得有事做。过去我常和帕格去玩。

我有点想念帕格，希望能打电话给他，闲扯一会儿，告诉他有些事在发生，例如纳弗那家伙的事。

噢，天哪，这就像吐一口口水到大海里再看看它能否被冲回来。

我出去时，清洁工把房子里里外外都弄得干干净净——洗碟子（尽管我也洗得相当干净），洗地板，洗衣服，换床单，换新毛巾，给冰箱添加食品，准备好记事板上的杂物，我就像住在有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服务员的宾馆里。

有一个地方他们不会去整理，那就是客厅边上的书房。我把书房搞得相当暗，窗帘总是放下来的。他们总是随它遮得严严实实的。他们也不把其他的窗帘拉起来。书房里也不喷柠檬味的空气清新剂，尽管其他房间在星期五晚上都散发着刺鼻的清新剂气味。有时气味重得让我打喷嚏，不是过敏，更像是鼻子的抗议。

做卫生时有人用真空吸尘器清洁地板，清空废纸篓，但从来没有人动我放在书桌上的纸张，无论多乱都不动。有一次我在抽屉锁孔处粘了一条纸条，我晚上回家时，它仍在那里，没有被撕裂。其实抽屉里并没有什么绝密的东西，我只是想知道他们有没动过。

如果我离开时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没关，回来时，它们仍开着，显示器上运行屏幕保护程序（通常是那个人们在高楼大厦的百叶窗里干活的屏保图片，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如果我的机子关着，我回来时也是关着的。他们从不整理我的书桌。

或许清洁工也有点怕我。

七

为罗马比萨饼店送货加上和妈妈一起住，都让我心烦得很。就在这时，我接到了那个改变我生活的电话。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富有戏剧性，但确实是那个电话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天晚上我正好休息。妈妈和女伴们去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打宾戈牌。她们所有的人都在抽烟，房里烟雾缭绕，每次叫牌者把B-12从牌槽中拔出来说“好了，女士们，是吃维他命的时候了（输钱）”，她们就哄笑起来。

而我正在家里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并希望自己身在地球其他任何地方，哪怕是最荒凉的地方。

电话响起，我想，噢，一定是帕格。我拿起话筒，用最平静的声音说：“您打的是无常教哈克维尔分部，丁奇牧师在听电话。”

“喂，厄恩肖先生。”有个声音回答。我以前没听见过这声音，但那说话的人似乎没被我的胡话所惹恼或迷惑，倒是我因他没理会自己的傻话而感到尴尬。你可曾试过，每当你一拿起电话就这样摆酷，电话那头的人总不是你摆酷的对象？有一次我听说一个女孩接起电话说“嗨，我是海伦，我要你爽死我”，因为她肯定打电话的是她的男朋友，可实际上是她父亲。这事可能是杜撰的，就像说纽约市的下水道有鳄鱼（或是《阁楼》杂志里的读者来信），但你一定明白其中的尴尬。

“噢，对不起。”我说，太窘迫以至于忘了问这个知道丁奇牧师就是厄恩肖先生（全名是理查德·埃仁里·厄恩肖）的陌生人是谁，“我还以为你是其他人。”

“我就是其他人。”那声音说，尽管我当时没笑，可后来还是笑了。夏普顿先生就是其他人，严格地说他最终还是其他人。

“有什么事吗？”我问，“如果你找我妈，我只能为你留个口信，因为她——”

“出去打宾戈了，我知道。反正我找的是你，厄肖恩先生，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工作。”

我惊讶得好一会儿说不出话，然后我想可能是某种电话恶作剧，“对不起，我有工作了。”我回绝道。

“送比萨饼？”他感到好笑，“好，如果你把那个叫做工作的话，我认了。”

“先生，你是谁？”我问。

“我叫夏普顿。现在我们废话少说，厄恩肖先生。丁奇，我可以叫你丁奇吗？”

“当然。”我说，“我可以叫你夏皮吗？”

“随你便，听着。”

“我在听。”我说（是也在听）。电视在演《独行铁金刚》，那不是克林特的经典之作。

“我要给你一个你未曾有过的最好的工作，也是你今后可能有的最好的工作，丁奇，这是一种冒险。”

“啧，我以前好像在哪儿听过。”我腿上有一碗爆米花，我抓起一把塞到口中。这电话变得有点意思了。

“别人给你承诺，我实现这个承诺。但我们必须面对面谈这个问题，你愿意和我见面吗？”

“你是同性恋吗？”我问。

“不，我的性取向没朝这方面发展。”他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调侃，让我很难不相信。可以说从那样接电话的那时起，我就已经显得够傻的了。

“那你为什么要捉弄我。我不知道哪个人会他妈的在晚上9点30分打电话，给我介绍工作。”

“你把电话放下来，去前厅看看。”

越来越不可思议了。但去前厅看看又有什么损失呢？我照办了。我发现一个信封扔在那儿，一定是我在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在中央公园追唐·斯陀德时有人从信件口投进来的。这是众多此类信封中的第一个，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撕开信封，7张10美元的纸币落入我手中，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这是伟大职业的开始！”

我回到客厅，仍盯着那些钱。知道我感到多奇怪了吗？我差点坐到装爆米花的碗上。我最后看了那钱一秒，把它放到一边，扑地坐到沙发上，拿起电话，还真的有点希望他已经挂掉了，但我说喂时，他应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我问他，“这70块钱是怎么回事？我收下了，但不是因为我欠你什么。我他妈的什么都没向你要。”

“钱绝对是你的。”夏普顿说，“真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但是我要你保密。丁奇，工作并不只是钱的问题，一份真正的工作是有额外的好处，这才是工作的动力所在。”

“真是这样？”

“我绝对保证是真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和我见面，听我说一会儿，我将让你得到一份改变你人生的工作，如果你接受这份工作的话。它将开启通往新生活的大门，尽管我必须老实地说，你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全部答案。”

“如果我就是不接受呢？”

“我将握握你的手，拍拍你的肩，祝你好运。”

“你要什么时候见面？”我部分思想——大部分思想仍认为这是个玩笑，但已有一点不同的想法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因为那笔钱，那等于我为罗马比萨饼店送两周货所得的小费，还是在生意好的情况下。但主要还是因为夏普顿先生所说的。听起来他好像是有文化的人，他上的不是社会大学，而且见见面又能有什么伤害？自从斯基珀出车祸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用既危险又痛苦的方式来照顾我了。哦，我妈也许会，但她惟一的武器是她的嘴而且她不会和我开这种精心安排并能骗得过我的玩笑。她正在附近打宾戈，掏不出70块来。

“今晚，就现在。”他说。

“好吧，为什么不行，过来吧，既然你能从邮件口扔进装钱的信封，就不要我告诉你地址了。”

“不是在你家，我在平价超市的停车场见你。”

我的心像被砍断缆线的电梯一样坠了下去，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一点意思也没了。或许这是个圈套，甚至有警察参与其中。我安慰自己，没有人了解斯基珀的事，除了耶稣基督。那是一封信，斯基珀一定随意把它搁在哪儿了。信上的内容没有人能懂（除了他妹妹的名字，但世界上有上百万个黛比），也没人弄懂过我写在布考斯基夫人家院子外面的人行道上的东西，如果不是那讨厌的电话响我可能会告诉你。但谁能绝对保证没有圈套呢？你知道人们怎么谈论良心的内疚吗？我对斯基珀的事并不感到内疚，当时没有，但还……“你不认为在平价超市的停车场进行面试有点古怪？特别是它8点钟就关门了。”

“那会使面试更有成效，丁奇。在公共场所进行密谈。我的车停在购物手推车的右边，很容易找——是一辆灰色的大奔。”

“我知道，因为只有你一辆车停在那儿。”我说，但他已挂机。

我挂了电话，想都不想就把钱放到口袋里。我全身微微出汗。

那电话里的声音要我在购物手推车旁和他见面。斯基珀经常在那里捉弄我。他曾在那里用购物手推车把我的手指夹烂，我痛得大叫他却哈哈大笑。手指伤得很重，所有手指都被夹烂。两个指甲淤血脱落，这让我决定给他发那种信。其后果令人难以置信。而斯基珀·布兰宁根如果变成鬼，手推车附近可能就是他出没的地方。我想安慰自己这是胡思乱想，任何时候都会有巧合，我就是不信他和斯基珀有关。可不知何故，夏普顿先生竟然知道斯基珀的事。

我怕去见他，但别无选择。如果不出差错，我应该能了解到他对斯基珀的事知道多少，可能告诉谁。

我站起来，穿上外衣（那时还是早春，夜里很冷——我觉得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夜晚都很冷），出了门又回头留一张字条给妈妈：“出去见两个家伙，可能半夜回来。”我想用不了多久就能回来，但留张字条还是比较好。我不愿让自己仔细去想为什么比较好，当时没想，但现在我承认，因为如果我有什么不测，我要保证妈妈会去报警。

八

惊恐有两种，至少我这样认为。一种是电视里的惊恐；另一种是现实中的惊恐。我认为我们大部分人一生中只经历过电视里的惊恐。像我们从医生那里回来等待着我们的验血结果，或是我们摸黑从图书馆走回来，想像有坏蛋躲在草丛里。这种事并不会真正吓到我们，因为我们打心底知道验血结果没有异常情况，草丛里没有坏蛋。为什么？因为像那样的事只会发生在电视里。

我看到那辆灰色的奔驰时，空空的停车场里只有那一辆车。自从在库房里受到斯基珀·布兰宁根惊吓后，我又一次感受到现实中的惊恐。

在停车场黄色的水银灯下，夏普顿先生坐在车里，一辆大奔，至少是450型，也可能是500型，当时这样的车值12万美元。车停在购物手推车旁（晚上停车场几乎都是空的，除了一辆少了一个轮子的破车外，其他的手推车都安全地锁在一起），停车灯开着，白色的尾气飘入空中。发动机像睡着的猫一样打着呼噜。

我朝他的车开过去，心跳得很慢但很沉，那滋味像很多镍币哽在我的喉咙里。尽管我很想猛踩油门（那时我车里总有一股辣葱比萨饼的味道）从这儿跑掉，但我怎么也打消不了那家伙知道斯基珀的事这个念头。我安慰自己他不会了解多少。查尔斯·斯基珀·布兰宁根不是出车祸就是自杀，警察也无法确定（他们不了解斯基珀，如果了解，就根本不会考虑自杀的可能，像斯基珀这样的家伙不会自杀，至少23岁时不会），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脑海里不停呱呱叫着的声音：你陷入了麻烦，也许有人搞懂了，有人得到那信封并且弄明白了。

那声音完全没有逻辑，它不需要逻辑，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已超越了逻辑。我把车停在开着发动机的大奔旁边。这时，大奔驾驶座的窗户摇了下来。我们相互望着，像一对老朋友在路上相遇一样。

我不记得他的模样了。这点很奇怪，从那以后我经常想到他却不记得他的样子，但这是事实。我只记得他比较瘦，穿着西服。尽管我不擅长判断衣服的料子，但知道那是好西服。那西服让我放松了一些，我下意识地认为西服意味着正经谈事，汗衫和牛仔裤就是胡闹。

“喂，丁奇，”他说，“我是夏普顿，进来坐这儿。”

“干吗不就这样呆着，透过车窗交谈，大家都这么做。”

他只是看着我，不说话。几秒后，我关闭发动机下了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按他说的做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从来没这么害怕过。是现实中的惊恐，非常非常现实的惊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缘由。

我在夏普顿先生的车和我的车之间站了一会儿，看着购物手推车想起了斯基珀。他身材高大，波浪型的金发向后梳着，脸上长着粉刺，红色的嘴唇像女孩涂了口红的嘴唇。“嘿，丁奇，让我看看你的鸡鸡！”“嘿，丁奇，要吮我的鸡鸡吗？”他经常对我说些自以为诙谐的屁话。有时我们把手推车聚拢起来时，他会推着手推车追我，用它来撞我的脚跟，嘴里还“”着，像他妈的赛车一样。有一两次他撞倒了我。在吃饭时，如果我把食物放在大腿上，他就会用手推车猛撞我，看看是否能把什么东西撞落到地上。我肯定，你知道我说的这些事，他好像永远长不大，永远认为捉弄坐在教室后排的孩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在工作时把头发扎成马尾巴。如果头发长，你就必须扎起来，这是超市的规定。有时斯基珀会从背后走近我，抓住橡皮筋，扯下来。有时橡皮筋会在我头发上发出拉扯声，连头发也扯下来；有时橡皮会被扯断，打在我脖子上。为此，上班前，我会在口袋里塞入两三条橡皮筋。我尽量不去想为什么这么做，我在忍受什么？

如果我去想，可能就会开始恨自己。

有一次他扯的时候，我转过身来。他一定看到我脸上的怒气，因为他嘲弄的笑容消失了，另一种笑容出现在他脸上。他嘲弄的笑容不露齿，但另外那种会。那天是在库房的入口处，那里的北墙总是冰冷的，因为墙背后是冻肉柜。他抬起手握成拳头，其他人拿着午餐坐在那儿，看着我们。我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帮我，甚至帕格也不能，他身高1畅6米，体重才50公斤。他知道斯基珀揍他易如反掌。

“来啊，驴脸！”斯基珀说，脸上带着另外一种笑，他从我头发上扯下来、断了的橡皮带缠在他指关节之间，像一条小小的红色的蜥蜴舌头。“来啊，你要打架吗？上啊，我会揍你的。”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他老冲着我来，为什么总是我让他看不顺眼，为什么不是其他人。但他不会有答案，像斯基珀这种人不会有，他们只是要把你的牙齿打下来。我没和他打架，而是坐回原位，捡起三明治。如果我和他打架，他可能会把我打得上医院。我开始吃三明治，虽然我已经不再饥饿了。他看了我一两秒，我以为他会追过来，但他放下了拳头。断了的橡皮筋落在压扁的莴苣箱旁边。“你这废物，”斯基珀说，“你他妈的长头发嬉皮废物。”然后走开了。几天后他用两辆手推车夹烂了我的手指；又过了几天，斯基珀躺在了棺材里。他是罪有应得，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在回忆什么吧？”夏普顿先生问，把我拉回现实中。我站在他的车和我的车之间，站在购物手推车旁，在这里斯基珀从没夹过其他人的手指。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没关系，上来，让我们谈谈。”

我打开车门进去。哦，那气味，是皮革的气味，但不只是皮革。你知道吗，在《大富翁》的游戏里有一种免狱卡。当你富到买得起那种车，车里头的气味像夏普顿先生的车的气味时，你一定有万事可免卡。

我深吸一口气，屏住然后呼出来，说：“终于发生了。”

夏普顿先生笑了，胡须剃得很干净的脸颊在仪表盘的光中发亮。他不问我是什么意思，他知道。“世事无常。”他说，“什么都可能发生，对合适的人来讲。”

“你认为是这样吗？”

“我知道是这样。”他的话语十分肯定。

“我喜欢你的领带。”我只是想转移话题，但他的领带也确实让人喜爱。那领带不是像我说的绝了那样好，但确实不错。你见过那些上下都印着头骨、或恐龙、或是小高尔夫球棒的领带吗？他的就像那样。他的领带上全印着剑，每把剑都被一只有力的手举起来。

他笑了，一只手抚摸着领带，说：“这是我的幸运领带，带上它，感觉就像亚瑟王。”微笑从他脸上一点一点地消失，我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他继续说：“亚瑟王，召集最优秀的人才，骑士们和他坐在圆桌旁共谋大业，重振山河。”

这话让我打了个冷颤，但我极力不显露出来，“你要我做什么，亚瑟？帮你寻找圣杯？”

“一根领带并不会让一个人成为王者，我清楚这一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他说。

我略有不快，“嘿，我不想调侃你——”

“没关系，真的。丁奇，我的身份是猎头、星探，更是命运的安排者。抽烟吗？”

“我不抽。”

“不错，你将活得更长。香烟是杀手，要不人们为什么叫它棺材钉呢？”

“我不知道。”我说。

“我希望，真心地希望你能接受这份工作。你是最好的人才，丁奇，我不知道你信不信，但这是真的。”他说着点燃香烟。

“你说的是什么工作？”

“告诉我斯基珀·布兰宁根是怎么回事。”

啊，我最害怕的事被问到了。他不可能知道，没人知道，但他不知怎么搞的却知道了。我坐在那儿，感到手足无措，脑袋发沉，舌头像被钉在了上腭似的。

“说吧。”他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像深夜里短波收音机的声音。

我费了好大的劲勉强把舌头放回原来的位置，“我什么都没干。”我的声音似乎也是从同样微弱的短波频道里传出来。“斯基珀出了车祸，就是这样。他开车回家时冲出路面，滚下了洛克比溪，他们发现他肺里进水了，所以我猜他是淹死的，至少技术上是这么认定的。但在交通事故的鉴定文件中就已认定他死亡了，在翻车过程中他的头受到严重损伤，人们都这么说。有人说不是车祸，是自杀，但我不认为这样，斯基珀是他活得有滋有味不会去自杀的。”

“对，你就是他的乐趣之一，不是吗？”

我没说话，但嘴唇在颤抖，眼里含着泪。

夏普顿先生伸手握住我的手臂。在空旷的停车场上，我坐在他的奔驰里，这是一种你希望从一个像他那样的年长者那里得到的抚慰，但我知道他并不是想要安慰我。他握着我的手臂的感觉很好。

到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悲伤。有时你无法控制住，情感就是这样。我垂下头，并没号啕大哭，但泪水流到了脸颊上，他领带上的剑变重叠了，接着就变成三重。

“如果你怀疑我是警察，认为我给你钱，想挖出什么证词，那大可不必。即使不是出车祸，也没有人会相信年轻的布兰宁根先生遭遇的事，即便你在电视上面向全国人民坦白，也不会有人信。”

“是，”我低低地说，然后大声起来，“我忍受了很久，最后无法再忍。他迫使我那么干的，他自找的。”

“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夏普顿先生说。

“我给他发了一封信，”我说，“一封特别的信。”

“对，肯定是非常特别。你在上面写了什么，使那信封只对他产生作用？”

我知道他的意思，但远不止那些。当你使那种信针对某一个人时，你就增加了它们的法力，使它们有杀伤性，而不只是危险性。

“他妹妹的名字。”我说，完全向他投降了，“他妹妹黛比。”

九

我一直都有某种独特的东西——某种特异能力。对此我有所了解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不知道它的名字和意义。我隐约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因为这能力是其他人没有的。我想如果被人发现我有这种能力，就会被拉进马戏团或抓进班房。

记得有一次，可能是三四岁的时候，那是我最初的记忆之一——我站在肮脏的窗口边看着院子里的景物。院子里有一个劈柴墩和插着红旗的邮箱，这一定是在偏远的玛贝尔姨妈家。我父亲离家出走后，我们就住在这儿。妈妈在哈克维尔的芳西面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我们就搬到了城里，那时我五岁左右。我记得我上学时我们已住在城里。因为我记得布考斯基夫人的狗，一周五天里我都经过那该死的犬科食肉动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只狗。

总之，我望着窗外时，几只苍蝇在窗户顶端嗡嗡地飞来飞去。

我不喜欢那声音，但我够不到，甚至用卷起来的杂志去拍也拍不到，赶不走它们。所以我没用杂志，而是在窗户玻璃的灰尘上画了两个三角形，再画一个特别的圆形，把两个三角形圈在里面。我一合起圆形，那些苍蝇——有四五只——落下来，躺在窗台上，死了。那几只苍蝇和那种黑色甘草味的软心豆糖一样大。我捡起一只看了看，没有什么意思，于是就扔到地板上继续看窗外了。

这样的事不时地发生，但我从未特意去干，从未因为我能干这样的事而针对谁去干。记得第一次特意干这种事是在斯基珀之前，我的意思是我把这不知为何物的功能用在了布考斯夫人的狗身上。

布考斯基夫人住在我们那条街的拐角处，那时我们租达格卫街的房子住。她的狗又阴险又凶暴，住在西头的孩子们都害怕那白耳朵的东西。她把它拴在房子的侧院里，他妈的更像是用狗看守侧院——它对每个路过的人咆哮（不像有的狗只是狂吠，不会做出咬人的样子），像是在吼：混蛋，如果你敢进来或我能跑出去，我会把你的蛋蛋咬掉。有一次拴它的绳子松掉，它就把报童咬了。其他人的狗肯定会因此被送入毒气室，但布考斯基夫人的儿子是警察头子，他不知怎么把这件事摆平了。

我恨那只狗就像恨斯基珀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它就是斯基珀。上学时我必须经过布考斯基夫人家，要不然就得绕过整个社区，还会被人叫做胆小鬼。我十分惧怕那蠢物，它扯紧绳子咆哮着，唾沫在牙齿和口套之间飞溅。有时它向路人猛扑把绳扯得很紧，竖起身子，汪嗷汪嗷呜地吠着，这情景在某些人看来可能很有趣，但我从未觉得有趣。我很怕那绳子（不是链条，而是一根普通的旧绳子）有一天会断掉，狗跳过立在布考斯基夫人家侧院和达格卫街之间的低矮的尖桩栅栏，撕开我的喉咙。

有一天我一觉醒来有了个主意，我是说一醒来它就在我脑里了，就像晨勃一样。那天是星期六，天空晴朗，我起得较早，如果我不想去可以不必靠近布考斯基夫人家。但是那天我却要去。我用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飞快地做完该做的事，因为我不想把那主意忘掉。我也可能会忘掉——就像醒来之后你最终会忘记所做的梦——但那时整个想法在我脑里十分清晰：字句旁围着三角形，上面装饰着花纹，特别的圆形把整个图案圈起来，两三个重叠起来增强力量。

我飞一般地穿过客厅（妈妈还在睡觉，我能听到她的鼾声，她那粉红色的面包店制服还挂在浴室里）蹿进厨房。妈妈在电话旁边放了一块黑板，用来记电话号码和一些要提醒的事情——妈妈的记事板，而不是丁奇的记事板。我一瞥见黑板旁边绳子上吊着的粉红色粉笔，就把它放到口袋里出了门。我记得那是个多么美丽的早晨啊，凉爽而不寒冷，天空如此的蓝，好像有人用洁车剂喷过似的。

路上没什么人，大部分人都在睡懒觉，仿佛每个人星期六都喜欢睡懒觉，只要条件允许。

布考斯基夫人的狗没睡懒觉，他妈的没有！那狗是岗位职责的忠实信徒。它见我向尖桩栅栏走来，就像以前那样凶狠地扯着绳子朝我冲着，也许比以前更凶，仿佛它那愚昧的小狗脑袋里某一部分知道今天是星期六，我没有什么事需要到这里。它扯着绳子的一头，汪嗷汪嗷地吠，退回去后又扑过来，站起来，用窒息的声音和那种被勒死都不在乎的方式死命地吠着。我想布考斯基夫人肯定习惯了这种声音，说不定还爱听，但我不知道邻居们如何忍受。

那天我没去注意这些。我太兴奋，以至于不害怕了。我从口袋里拿出粉笔，单膝跪下。一开始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失望和悲伤正要填满我脑子。我想，不，不能让它们填满，不能，丁奇，加油，写任何东西都可以，哪怕只是“操他妈的布考斯基夫人的狗”。

但我没有那么写，而是画出那个图形。古怪的图案，但是正确的，因为它导出了其他的图形。我的脑袋里充满了那些图形，太妙了，同时也太可怕了，因为他妈的太多了。接下来的五分钟左右，我跪在人行道上，汗流如柱地写着，像一个疯狂的恶魔。我写出了从来没有听过的字句，画出了从没见过的图形——没有人曾见过那些图形：不只是符纹，而且还有空心块、半实心块、实心块，我不停地写着画着，直到右手臂前半截都沾满了粉红色的粉尘，妈妈的那一截粉笔在我的拇指和食指间变成了小石粒大小。布考斯基夫人的狗并没有像以前的苍蝇那样死去。它一直向我狂吠，可能曾退回又扯着绳子扑出来一两次，但我没注意，完全沉浸在疯狂之中。我永远无法向你描叙当时的状况，但我敢肯定，像莫扎特、埃立克·克雷普顿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在作曲时，或画家们在帆布上画出佳作时，就是这种感觉。如果有人走过来，我可能不会注意到。妈的，就算布考斯基夫人的狗挣断绳子，跳过栅栏，咬下我的屁股，我可能也不会感觉得到。

绝了，老兄，那种感觉真是绝。

尽管有几辆车开过去，车里的人也许想知道那孩子在干什么，在人行道上画什么，但没有人走过来。布考斯基夫人的狗一直在叫。最后我意识到我必须让它更有威力，加强威力的办法就是让它只针对那只狗。我不知道狗的名字，于是就用剩下的一点粉笔头写下“拳击手”，画一个圆套住，并在这个圆的底部画一个箭头指向其他图形。我感到头晕，脑袋在抽搐，就像你刚完成一次超难的考试，或你长时间地看电视之后，感觉像要生病但我仍然感觉好极了。

我看着那狗，仍和以前一样有活力，吠着，扯紧绳子时竖起身体——但这不再困扰我了。我精神放松地回了家。我知道布考斯基夫人的狗死定了，就像当一个好的画家画了一幅好画，一个好的作家写了一篇好文章时那样笃定。那种预料就在你脑中嗡嗡作响。

三天后那只狗就在黄泉之下吠了。我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来源：邮递员谢默豪先生说布考斯基太太的拳击手不知怎么搞的，绕着拴它的树跑，它把绳子缠到尽头（哈哈，绳子的尽头），没办法绕回去松开，而布考斯基夫人正好外出购物，所以没能帮它。她回来时发现狗躺在侧院的树根下窒息而死。

人行道上的东西保留了一星期，一场大雨过后才变模糊，但在大雨前它仍旧相当清晰。它清晰时没人踩踏。我亲自观察过，那些去上学的孩子、上街的女士、邮递员谢默豪先生都绕过那图案，他们甚至都没感觉出自己在绕道。也从没人说起过它，比如说“人行道上这东西是怎么回事？”或是“你认为这样的东西叫什么？”仿佛他们不曾看见，有些人一定认真看过，要不为什么绕过它呢？

十

我没把这些全告诉夏普顿先生，但是我告诉了他想知道的，有关斯基珀的事。我认为他可以信任。也许是我那神秘的功能知道他可以信任，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就是他握住我手臂的方式让我信任他，就像信任爸爸那样。倒不是说我有爸爸，但我可以想像得到。

还有，正如他所讲的，即使他是警察并抓了我，法官和陪审团会相信斯基珀·布兰宁根出车祸是因为那封我给他发的信吗？特别是信上充满胡言乱语和古怪符号，而且还是一个连高中几何都不及格的送比萨饼的小孩写的。绝对不会。

我讲完有关斯基珀的事之后，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夏普顿先生说：“他活该，罪有应得，对吗？”

不知怎么的，我控制不住，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哭了15分钟左右。夏普顿先生伸手抱住我的肩膀，让我把头贴到他胸膛上，我的泪水打湿了他西服的翻领。如果有人开车经过，看见我们那个样子，一定会认为我们是同性恋，还好没有人经过。只有他和我坐在水银灯下，旁边堆放着手推车。“依拼丁依咚，拉着手推车，超市将是你们的新家。”帕格过去常这么唱，我们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最后我收住了泪水。夏普顿先生递给我一条手帕，我用它擦去眼泪。“你怎么知道这事？”我问，声音嗡嗡的，像雾角。

“你一旦被盯上，我们只需做一点粗略的侦探工作。”

“啊，可我是怎么被盯上的？”

“我们有一定的人员，总共大约十几个，寻找像你这样的男孩和女孩。”他说，“其实他们能看出像你这样的男孩和女孩，就像一些卫星在太空中可以监测到核反应堆和核电站那样。你们这些人发出黄色的光，像火柴的火焰。”他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我希望在这辈子中只要看一次那样的光就行了，或是能做你所干的事。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我能像毕加索那样画画，或像福纳克那样写作。一天就够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是真的？有人能看得到——”

“对，他们是我们的警犬。他们在全国四处搜寻，也在其他国家到处搜寻——寻找明亮的黄光，寻找黑暗中的火柴头。那个年轻的女子看到你，或者说感应到你时，她正在赶往匹兹堡的路上。她也无法确定，可你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你对斯基珀做了什么，对吗？”

“什么——”

他抬起手阻止我，“我已告诉你，你不会得到你想要的全部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两件事。这就要你根据感觉来决定一些事，而不是根据你所知道的。首先，丁奇，我为一个称为传灵公司的机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世界上的斯基珀·布兰宁根——大人物中的斯基珀，那些更大范围内欺负弱者的斯基珀。我们的总部在芝加哥，培训中心在皮尔利尔。如果你接受我的建议，你可以在那儿呆上一周。”

我当时没说什么，但知道自己已接受他的建议了。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会接受。

“你现在是一个传灵者，我年轻的朋友，最好接受一个观点。”

“什么观点？”

“品质。我们机构里有人会认为你拥有某种天赋，或能力，甚至是某种假天才，但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天赋和能力来源于品质，品质是总体的，天赋和才能是独特的。”

“你得说简单一些，别忘了我高中还没读完。”

“我知道，”他说，“我也知道你不是因为愚蠢才失学的。你失学是因为不适应学校的教育。从这方面说，你和我见过的其他传灵者差不多。”他突然笑起来，而他所说的并不好笑。“一共21个人。现在听我说，别麻木不仁。创造力就像你的一只手，可手有很多手指，是吗？”

“嗯，至少五个。”

“把手指看做能力。一个有创造力的人能写作、绘画、雕塑，或推导数学方程式；他能唱歌、跳舞或弹奏乐器。做这些事的都是手指，而创造力是赋予手指生命力的那只手。所有的手基本上都一样——功能决定形式，就手的结构而言，所有的有创造力的人都一样。”

“传灵公司就像一只手。有时它的手指被称为‘预知’，能看见未来；有时它们被称为‘溯知’，能看见过去。我们机构有个家伙知道是谁杀了肯尼迪，不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其实是一个妇女。它们包括心灵感应、意志点火、千里传音，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形式。其他的我们肯定不知道。这是一个新世界，我们刚刚踏上第一块大陆。但传灵与创造力有根本上的不同，传灵更加稀有。800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拥有专业心理学家所说的‘天赋’，而我们认为在每800万人中才有一个传灵者。”

这番话让我吃惊，知道自己可能是每800万个中才有一个能不让人吃惊吗？

“每10亿人中才有那么120个左右。”他说，“我们认为所谓的传灵者在全世界不多于3000个。我们正在寻找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找，这是很漫长的工作。我们的感觉能力相当低，而我们只有十几个搜寻者，并且每个人都得经过大量培训。虽然艰难，但还是值得做的。我们寻找传灵者让他们为我们工作。这就是我要和你谈的，丁奇，让你工作。我们要帮助你聚集你的天赋，使它更敏锐，用它来改善人类世界。你将不能再见到你的老朋友——我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老朋友更危险。薪水不多，至少刚开始是这样，但工作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满足感。我将给你提供的只是梯子的第一个横档，而那会是一个很高的梯子。”

“还有那些额外好处？”我说，在最后一个词上我稍稍地抬高了声调，把它变成了一个问句，如果他要那么认为的话。

他笑了，拍拍我的肩膀，“对，那些值得注意的额外好处。”

此时我开始激动起来，疑虑并未完全消失，但已开始消融。

“告诉我。”我说，心脏在激动地跳着，不是因为害怕，我不再害怕了。“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工作吧。”

那就是他要做的。

十一

三周后我生平第一次坐在飞机上——第一次坐飞机的感觉真好。李尔35型飞机上只有我一个乘客，手上拿着可乐，听着考汀克劳乐队的歌声从四个扬声器里传出，看着高度计一直爬升到13000米。飞行员告诉我这高度比大部分商务飞机还高1600米，飞行十分平稳。

呆在皮尔利尔的一周时间里我想家了，真的想家。这让我真他妈的吃惊。有一两个晚上我甚至是哭着入睡的。我不好意思说出来，但那情感十分真切，我不想掩盖或忽略。

我想念的不是妈妈。你也许会认为我们紧密相连，因为我们“相依为命”，但我妈妈没有给我多少爱或安慰。她没有用鞭子抽我的头，或用烟烫我的腋下，或其他类似这样的虐待，但又怎样？我是说她是个大玩家。我还从未有过孩子，所以不能肯定地说她该怎样做父母，但不知何故我认为好的父母不会不为孩子们着想。妈妈总是和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呆在一起的多，每周去美容院，星期五晚上到印第安人保留地打牌。她生命中最大的雄心就是赢20枚的宾戈牌，开着崭新的蒙特卡罗车回来。我也不是在诉苦，只是告诉你真实情况。

夏普顿先生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我被选为传灵公司计算机高级培训和就业项目的实习生，一个针对无文凭而有潜能的孩子的特别项目。这话相当有可信度。我数学很差。其他你能想得到的课程，像英语这样的科目也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我计算机的成绩一直不错。实际上我不喜欢自夸（这方面的才能我从不保密），但我敢说我编程比杰库伯依斯先生和威尔库克斯夫人编得好。我从来不大在乎电脑游戏，在我看来，它们是给傻瓜们玩的，但我可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帕格那时有来我那里看我玩电脑。

“真难以相信，老兄，你会玩得这么溜！”他曾这么说。

我不以为然地说：“任何傻子都会玩电脑，但真正能吃得透的才是高手。”

妈妈相信了他说的话（如果她知道传灵公司用私家飞机送我到伊利诺伊斯州，她可能会多问几个问题，但她不知道）。我不怎么想念她，但我想念帕格和约翰·卡西迪。约翰是我和帕格在平价超市的另外一个朋友。约翰在一个庞克乐队里弹贝司，左边眉头上挂着个金环，大概录过地下流行乐的唱片。歌星科特·考拜死的时候他哭了一场。他也不隐瞒或推说是过敏而流泪，而是直说“因为科特死了我难过”，约翰也是绝了。

我还想念哈克维尔，知道这样不好却偏偏会去想。在皮尔利尔的培训中心就像在脱胎换骨，可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脱胎换骨总会伤筋动骨。

我以为我可以遇到其他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这是在写小说或拍电影（或许只是《X档案》的一个片断），我可能会遇到一个有着小巧精致的乳头的伶俐小妞，她有隔着房间关门的特异功能，但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我很肯定我在受训时也有其他受训者在皮尔利尔，但温特沃斯博士和其他工作人员小心地把我们分隔开来。我曾问为什么要分隔开，他们找了个借口搪塞。那时我就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衬衣上印着传灵公司的人、或拿着传灵公司的书写板走来走去的人都是我的伙伴，或想成为我失去已久的爸爸。

我所训练的项目几乎就是杀人。皮尔利尔的那些人并不总谈论这一点，但也没有人去美化它。我只要记住目标是坏人、独裁者、间谍和连环杀手。就像夏普顿先生所说的人们一直在战争里杀人，但我们不是。还有，这事关全局，不是个人行为，不用刀枪，不用绞刑，我永远不会粘到血。

正如我告诉你的，我再也没有见到夏普顿先生，至少到现在还没。虽然没有见面，但在皮尔利尔时，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这颇能消除痛苦和陌生感。和他交谈就像让人把一块冰凉的布盖在你的额头上。我们在奔驰车里交谈的那晚，他给了我他的电话，并告诉我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如果我觉得难过，甚至夜里3点钟也可以打电话找他谈心。有一次我就在夜里3点打，在第二声铃响时我几乎要把电话放下去。因为人们虽然说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即使在夜里3点，但他们其实并不希望你这么干。但那天夜里我睡不着，想家，啊，而且还不只是那样。准确地说这个地方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我想把这想法告诉夏普顿先生，想听他怎么说。

在第三声铃时他接起了电话，虽然声音充满睡意（很惊讶，呃？），他并没觉得厌烦。我告诉他这里的人训练我的一些项目很古怪，比如，那一直带有闪光的测试。他们说是用于治癫痫的测试，但——“我却要躺在那接受测试，”我说，“我醒来时感到头痛，很难去考虑事情。你知道感觉像什么吗？就像有人乱翻过的文件柜。”

“你怎么认为，丁奇？”夏普顿先生说。

“我认为他们对我进行催眠。”我说。

短暂停顿后他说，“也许他们是那么干，很可能是。”

“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干，我都按他们说的去做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对我进行催眠？”

“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但我想他们正在为你编程，在你意识的底层做大量的整理工作，因此，他们不必把意识的那部分东西扔掉，也许是要挖掘出你的特异功能，他们的用意就在这里。这和在电脑硬盘上编程没什么不同，没有恶意的。”

“但是，你能肯定吗？”

“不能，我告诉过你，训练和测试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但我会打电话给他们，温特沃斯博士会和你谈谈，甚至应该道歉。如果情况像你所说的，可以向你保证以后的强度会减小。你们传灵者很稀有，很有价值，不能让你们感到不安。还有其他事吗？”

我想了想说没有，谢过他后挂了电话。我还要告诉他我也想吃点药来提升精神状态以渡过想家的难关，最后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决定不去麻烦他，毕竟现在是夜里3点，又想想如果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可能是为了我好。

十二

温特沃斯博士第二天来看我——他是培训中心的大巫医，他向我道歉。他的道歉是真诚的，但他的脸色凝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许是夜里我挂完电话两分钟后，夏普顿先生就给他打电话说了他一顿。

温特沃斯博士带我到后院的草坪去散步。绿色的草坪绵延起伏，在晚春中显得很美。他说为没有让我跟上训练速度而感到抱歉。他说那真的是癫痫测试（也是计算机横轴断层扫描），但由于那测试对大部分实验对象都能产生催眠作用，他们通常用它来给出确定的“基线指令”。按我的情况，那指令是有关于我将在哥伦比亚市使用的计算机程序。温特沃斯博士问我是否还有其他疑问，我假装说没有。

你可能会认为那很奇怪，其实不奇怪。我的意思是说，我那漫长而讨厌的学校生活在毕业前3个月就结束了。其中有我喜爱的老师，也有我讨厌的老师，但从没有一个我完全信任的。如果老师的座位名单没有按字母顺序，我就是总坐在教室最后排的那种孩子。

我也从不参加课堂讨论，当我被点名发言时我总是说“嗯”，八棍子也打不出一个屁来。夏普顿先生是我曾遇到的惟一让我感觉贴心的人。年老秃头的温特沃斯博士尖锐的目光在无框小眼镜后面闪着，他不是夏普顿先生。在我能想到猪会飞到南方过冬之前，绝不会想到对他开启心扉，更别说靠在那家伙肩上哭了。

总之，我不知道要问什么。我还是喜欢呆在皮尔利尔的大部分时间。我为前途而兴奋——新工作、新房子、新城市。在皮尔利尔人们都对我很好，甚至连吃的也很好——夹肉面包、炸鸡、奶昔，一切我都喜欢。我不喜欢那诊断测试，可那些讨厌的带着电脑光束的测试你不得不做。有时我感到昏沉沉的，仿佛有人在我吃的土豆泥里下了药（有时也感到狂躁）。还有几次，至少两次，我很肯定自己又被催眠了。但又怎么样？我是说比起过去被那虐待狂追得在超市的停车场到处乱跑，这并不算什么。

十三

在第二次坐飞机去哥伦比亚市的前一天，我和夏普顿先生通了几次电话，提了一些我认为应该提的事。在哥伦比亚市有个家伙接我，给新房子的钥匙。那时我才了解到有清洁工为我服务，还有用钱的规定——每周都要用完，我还被告知如果出现什么问题，我打电话给当地的某个人（有任何大问题我会打电话给夏普顿先生，他实际上是我的控制者）。房子里有地图、餐馆名单、电影和商场的指南，还有一部电话，这是最最重要的。

“夏普顿先生，我不知该做什么。”我用餐馆外面的电话打给他。我房间里有部电话，但那时我紧张得坐不住，更别说躺在床上休息了。如果他们还在我的食物里放那狗屎药，那天那药肯定没起作用。

“在那儿我帮不了你，丁奇，”他一如往常那么平静地说，“所以，对不起了。”

“什么意思？你要帮我，别开玩笑，你雇了我啊。”

“我给你说一个假定的情况，假设我是一个广受捐助的大学校长，你知道广受捐助的意思吗？”

“很多钱，我告诉过你我还不傻。”

“你是不傻，对不起。总之假设我，夏普顿校长，用这很多钱的一部分雇一个著名的作家当住校作家，或雇一个著名的钢琴家来教音乐。我有资格告诉作家他该写什么，或告诉钢琴家作什么曲吗？”

“可能没有。”

“绝对没有。但假设我有，如果我告诉作家写一部有关贝斯蒂·罗斯在盖依帕利和乔治·华盛顿胡搞的喜剧，你认为他会写吗？”

我笑了，忍不住地笑了，不知何故夏普顿先生只嘿嘿了一下。

“也许，特别是如果你砸给那家伙一笔奖金。”

“好，但即使他埋头苦干写出一篇出来，也可能是很差劲的小说。因为有创造力的人不能总是受束缚，他们在做出最好的成绩时，几乎不曾受束缚。他们只是闭上眼睛思考着，大喊一声就出现灵感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听着，夏普顿先生，当我想像自己在哥伦比亚市要做什么时，我什么都想不出来。你说帮助别人，消灭斯基珀，把世界变得更好，一切听起来都是伟大的，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

“你会知道的。”他说，“时间一到，你就会。”

“你说温特沃斯和他的手下会聚集我的天赋，使它更敏锐。他们所做的大部分事情是给我做一大堆愚蠢的测试，让我感觉像回到了学校。全都在我的潜意识里吗？全都在硬盘上吗？”

“相信我，丁奇，”他说，“相信我，相信你自己。”

于是我相信了，我必须相信。但就在随后的日子里，事情不是那么美好，根本不是那么美好！

那该死的纳弗——所有的坏事都从他开始。我希望我永远没有看见他的照片。如果不可避免地要看到那照片，我希望看到他没有笑的照片。

十四

在哥伦比亚市的头一个星期，我什么都没做。我绝对是无所作为的，我甚至没去看电影。清洁工来时，我就去公园坐在长凳上，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到了星期四是销毁多余的钱的时间，我把50多美元塞到垃圾处理槽里搅碎。当时我刚开始这样做，老兄，那种奇怪的感觉，你是无法知道的。我站在那儿，听着水槽下面的马达搅碎纸钞，就一直想着妈妈。如果妈妈看到我在干这种事，她可能会拿着菜刀冲过来阻止我。那相当于十来次20数的宾戈牌赌注（或是两打全叫），直接就下了厨房的垃圾处理槽。

那个星期我睡得像猪一样。我不时地走到那小书房里，我不想去但我的脚会把我拖进去，我猜这就像人们所说的凶手总会返回他们的犯罪现场。总之，我站在门口看着黑色的电脑屏幕，看着调制解调器，内疚、尴尬和害怕使我直冒汗。甚至那整齐干净的、没一张纸片的书桌都让我紧张冒汗。我仿佛听到四面墙在悄声说：“嗯，这儿没什么事。”或“这家伙是谁，安装电缆的工人？”

我做了很多噩梦。其中一个是：门铃响了，我去开门，见门外站着夏普顿先生，拿着一个手铐，“伸出手，丁奇，”他对我说，“我们原以为你是传灵者，但我们显然弄错了。这种事时有发生。”

“不，我是，”我说，“我是传灵者，只是要更多一点的时间来适应，要知道我以前从没离开过家。”

“你已经离开五年了。”他说。

我大吃一惊，我不信，但下意识里却知道是真的，感觉才过了几天，但他妈的真的是五年过去了，我一次都没打开过小书房里的电脑。如果没有清洁工，书桌上的灰尘可能有15厘米厚。

“伸出手，丁奇，别让我们俩都为难。”

“我不，你不能拷我。”我说。

他朝后一看，斯基珀·布兰宁根走上前来。他穿着红色的尼龙紧身短上衣，只是衣服上绣的是传灵公司而不是平价超市。他脸色灰白但还好，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死。“你以为你对我做了什么，可你没有，”斯基珀说，“你对任何人都做不了什么，你只是个嬉皮废物。”

“我要把他拷起来。”夏普顿先生对斯基珀说，“如果他给我惹麻烦，就用手推车碾他。”

“太绝了。”斯基珀说。我尖叫着惊醒过来，从床上翻到了地上。

十五

住进去十天左右，我又做了另外一种梦。我不记得内容了，但一定是个美梦，因为我笑着醒来。我能感觉到脸上有幸福的笑容，就像我带着对付布考斯基夫人的狗的主意醒来那样，几乎完全一样。

我穿上牛仔裤到书房里，打开电脑，开启标着工具字样的窗口，里面有个程序叫丁奇的笔记本。我就是要用这个程序，我所有的符号都在那里——圆、三角、白块、黑块、菱形、彪形符、密符几百上千个，也许几百万个。这有点像夏普顿先生所说的：这是一个新世界，我刚踏上第一个大陆的海岸线。

我突然明白它们全在那等我去用。他们配给我一台高级的苹果电脑而不是一小根粉红的粉笔。我要做的就是为符号配上字词，符号就会出现。我的功力被提升到最高层，天哪！这就像一条燃烧的河在我头脑中流淌。我打字，召集符号，用鼠标把要的符号拖到要放的位置，完成这些工作后我就有了一封信，一封特别的信。

但发给谁呢？

发到哪里呢？

随后我意识到这不用担心。点几下鼠标配置一下就可以把这封信发给很多人虽然这封信是写给男人而不是女人。我不知怎么就知道这个区别，就是知道。我决定从辛辛那提开始，辛辛那提是我第一个想到的城市，就像很容易地想起瑞士的苏黎世或缅因州的沃特维利一样。

我想打开工具程序中的丁奇邮件，在电脑运行这个程序之前，它提醒我让调制解调器拨号，它要先拨区号312，这是芝加哥的区号。我想对电话公司而言，我这电脑的拨号都来自传灵公司的总部所在地芝加哥。我不在乎哪一种拨号方式，那是他们的事。我要找到属于我的活，并认真做好。

随着调制解调器拨入芝加哥的号码，电脑屏幕一闪：丁奇邮件就绪。

我点击“本地”菜单，到此时我已经在书房呆了近三个小时，只出去小便过一次，我流着汗，汗臭得像在温室里的猴子。我不介意，还挺喜欢这气味，说明我没有浪费时光，我他妈的处于发狂的状态。

我输入辛辛那提并点击“执行”，屏幕却显示：辛辛那提没有名单。

好吧，试试哥伦比亚市，不管怎样，它离家比较近。是，老兄！我们中彩了——哥伦比亚两个名单。

上面有两个电话号码，我点击上面的一个，对弹出的内容有点好奇又有点害怕，但弹出的内容不是档案，不是简介或照片，而是一个词：松饼。

怎么回事？

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松饼”是哥伦比亚市某个人的宠物的名字，很可能是一只猫。我再调出那封特别的信，调换了两个符号的位置，删去了一个。我把“松饼”添加到顶端，用一个箭头指向下方，完成了。

你问我想没想“松饼”的主人是谁，或是他如何引起传灵公司的注意，或者他将会有什么事发生？没想。也没想过是否因为在皮尔利尔的检查让我对以上的问题不感兴趣。我只做事，其他不管。

就是像涨潮时的蛤似的高高兴兴做事。

我在电脑上拨那号码，电脑的扬声器里有铃声，但没有人接，只有那一端电脑相应的呼啸声，那样也行，真的。当你减少欲望时，生活变得容易了。随后就像电影《正午十二点》一般，你坐在性能可靠的B-25轰炸机上，透过诺登投弹瞄准器，等到适当的时候按下准确可靠的按钮，你可能会见到烟囱，或厂房屋顶，但看不到人。那些从B-25轰炸机上投下炸弹的家伙听不到孩子被炸得血肉横飞后母亲在惨叫，而我甚至连“喂”一声都不必听，真是个很好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扬声器很吵，就把它关掉。电脑屏幕一闪：找到调制解调器

接着出现：寻找电子邮件地址　是／否

我选是，等着看接下来是什么。这次等的时间更长。我认为电脑正转而拨回芝加哥去下载它所需要的文件来解开“松饼”的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不到30秒电脑又回到可操作的状态并显示：找到电子邮件地址，发送丁奇的邮件　是／否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是。电脑屏幕闪了一下出现：正在发送丁奇的邮件。

接着出现：丁奇的邮件已发送。

一切就这样，没有火光。

尽管我想了解“松饼”发生了什么事。

随后你会知道。

十六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夏普顿先生告诉他我开始工作了。

“好，丁奇，好消息，感觉是否更良好？”他一如既往地平静，像大溪地岛的天气。

“是的。”我说，其实我感到很幸福，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不管有没有疑问，担不担心，我都要那么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绝的一天，像一条燃烧的河在我头脑里流趟，一条他妈的燃烧的河，你能明白吗，“你是否感觉更好呢，夏普顿先生？松了一口气？”

“我为你高兴，但我不能说自己松了一口气，因为——”

“你就从没担心过。”

“说得对。”他说。

“换句话说，最终任何事都会发生。”我说。

他笑了，每次我这么说时他都会笑，“对，丁奇，最终任何事都会发生。”

“夏普顿先生？”

“什么？”

“电子邮件不是很隐秘，这你也知道，任何有目的的人都可以黑别人的邮箱。”

“你发的邮件有一部分是建议接收者把那邮件彻底删除，是吗？”

“对，而且我不能绝对保证他，或是她，会删。”

“即使他们不删，对其他刚好看到这邮件的人也没什么，我说得对吗？因为它被个人化了。”

“嗯，可能会让人头疼，最多就这样了。”

“沟通本身看起来就是那么令人费解。”

“或者说都是密码。”

他开心地笑了，“让他们试着破解，嗯，丁奇，就让他们试试！”

我叹了口气，“我也这么想。”

“丁奇，我们来谈谈更重要的事，工作的感觉如何？”

“真他妈的好。”

“好，别怀疑奇迹，丁奇，永远不要怀疑奇迹。”

他挂了电话。

十七

有时我不得不去发纸信——把我在丁奇的笔记本上敲出来的东西打印出来，把它塞到信封里舐湿邮票，寄到某地给某人。新墨西哥州大学安娜·特维奇教授；纽约邮报安德鲁·纳弗先生；文蒙特市斯托威格顿区存局候取——比利·安格先生。虽然只是名字，但仍比用电话号码发信令我更难受，比电话号码更个人化。这就像你看见这些人的脸在你的诺登投弹瞄准器中浮现一秒钟时间。我是说多么奇怪啊，不是吗？你在7600米的高度，不可能有脸浮现，但有时依然会显现一两秒。

我捉摸着一个大学教授怎么会没有调制解调器（一个家伙的地址怎么他妈的会是纽约邮报）？但我从不打探太多，不必这么做。

虽然我们都生活在现代，但信件并不是非得用电脑来发，仍有邮局可以寄。我真正要的东西总是在数据库里，比如数据库里记录了安格有一辆1957年产的雷鸟车，或是安娜·特维奇有个她爱的人——也许是她丈夫，也许是儿子，也许是父亲，名叫西蒙。

像特维奇和安格那样的人都是例外。大部分我所找到的和处理的人都和第一个在哥伦比亚市的人一样——完全是21世纪的装配，只有电话。正在发送丁奇的邮件，丁奇的邮件已发送。很好，很快。

我可能在很长时间内要一直这么工作，也许永远——浏览数据库（没有计划可遵循，没有主要城市和目标的名单，我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做除非这些狗屎东西也在我的潜意识里，从那里下到硬盘里），完了后下午去看电影，享受小屋里没有妈妈的唠叨而拥有的宁静，梦想踏上传灵公司这梯子的更高层。直到那天早晨，我醒来觉得欲火中烧，这打破了平静的生活。我工作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无济于事，可以这么说，我的欲火不断冲上脑门。我关了电脑，出门到纽斯普拉书店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刊有性感漂亮女士的杂志。

到那儿时，一个家伙正一边在看《哥伦比亚快报》，一边走出来。我以前从不看那报纸，懒得去看。每天都是陈词滥调，独裁者欺压弱者、体育界的丑闻、政客们的风流韵事和溜须拍马。换而言之，大部分报道都是关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斯基珀·布兰宁根的事情。即使我走进去碰巧看见那份报纸插在报架上，我也不会看到那则报道，因为它是刊登在第一版的下半版，被折叠在里面。但他妈的这蠢货走出来时，正摊开报纸埋头看。

在右下角有一张照片，一个白头发的家伙叼着烟斗在笑。他看起来是个很幽默的家伙，可能是爱尔兰人，白色的浓眉下一双眼睛眯着。照片上面有一行标题，字体不大，但能看得清楚：“纳弗自杀仍是谜，同事们很伤心”。

在那一瞬间，我想今天最好不要进去，我似乎完全不喜欢穿着性感的女士了，也许应该回去睡一会儿。如果进去，我可能会拿起那份快报，可能会忍不住这么做。我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还要多了解一些那个长得像爱尔兰人的家伙的情况。我赶紧这么安慰自己：不管怎样，纳弗不是个古怪的名字，只有两个字，不像屎腾独鸟库斯或豪雷凯克。你从东海岸找到西海岸，一定能找到几千万纳弗。报纸上这个一定不是我知道的那个纳弗，他喜欢弗兰克·西那特拉的唱片。

总之，就此打住，明天再来可能会更好。明天那叼着烟斗的家伙就不见了。明天头版右下角也许是其他人的照片。总是有人会死的，对吗？不一定是超级巨星或其他什么重要人物，只要足够有名就可以在那报纸的头版右下角上刊照片。有时人们对此感到不解，就像在哈克维尔的人们对斯基珀的死感到不解一样——血液里没有酒精，夜晚视觉良好，路面干燥，不属于自杀的类型。

尽管世界充满种种神秘，有时最好的对应办法是不去探究。你知道，有时探究后得出的结果太出乎意料。

但我的意志力从来都不坚定。我总是无法抵制巧克力的诱惑，即使知道它对我的皮肤没好处。那天我也无法不去看那份快报，我进去买了一份。

我开始往回走，不久脑袋里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我不能让这份头版上有安德鲁·纳弗照片的报纸，从我的垃圾箱里被掏出来。

那拾垃圾的人坐着卡车来，他们肯定和传灵公司没关系，但是……小时候，我和帕格在一个夏天放学回家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金色年华》，你可能不记得了。总之电影里有个家伙常常说：“彻底的偏执狂就是大彻大悟。”这像是他的座右铭。我有点相信。

我去了公园而不是回家。我坐在长凳上看那则报道，读完后把报纸塞入公园的垃圾筒里，我甚至不喜欢那么做。你想一想，如果夏普顿先生派人四处跟踪我，查看我丢弃的任何小东西，不管查到什么，我都会有麻烦。

这个安德鲁·纳弗无疑就是我认识的那个，62岁，1970年开始成为《邮报》的专栏作家。他自杀了。他吃了一大把药，可能是那药产生了作用。他爬入浴缸里，把塑料袋套在头上，还割了两只手腕。他是完全不去进行心理咨询的人。

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验尸说明他没有得病的迹象。他的同事对他患老年痴呆症的说法嗤之以鼻，甚至对提前衰老的说法也不屑一顾。“他是我见过的思维最敏锐的人，直到他死的前一天。”一个名叫彼特·汉弥尔的同事说，“他还能参加电视上的智力挑战赛，同时挑战两个题板。我不知道安迪为什么这么干。”汉弥尔继续叙述纳弗的“迷人怪癖”之一：他完全拒绝参与计算机革命——他没有调制解调器，不用笔记本电脑进行文字处理，不用富兰克林电子出版公司的手持拼写检测仪，他的公寓里甚至没有CD播放机。汉弥尔说纳弗也许是半开玩笑地宣称光盘是魔鬼的产品。他喜欢西那特拉的歌，但只听磁带。

汉弥尔和其他几个同事说纳弗一向是快乐的人，直到那天下午他还在整理专栏的档案，可回家喝了一杯葡萄酒，然后就自杀了。

里兹·史密斯是《邮报》的谈话专栏作家之一，她说那天在下班前还和他分享一块比萨饼，纳弗好像有点心神不定，但其他方面都正常。

他肯定会心神不定。满脑子里都是各种图符，你也会心神不定。

她还说纳弗一直在《邮报》上发表异议，坚持借此捍卫他人生中更保守的观点。我猜纳弗是受人雇用充当自由主义者。他写的专栏叫“纳弗来纳弗去”，在专栏里他谈到纽约市要改变对待单身少年母亲的方式，说流产也许并不总意味着谋杀在结束生命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写有关军队规模的专栏。他在专栏里问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花大笔的钱在军队上，现在除了恐怖分子实际上没有人出去打仗。他说我们最好把钱花在创造就业机会上。《邮报》的读者也许会对其他这么说的人施以极刑，但他们相当喜欢纳弗在专栏里这么说，因为他幽默风趣，有魅力，也许还因为他是爱尔兰人，曾吻过爱尔兰布内城堡内的巧言石。

有关他的情况就是这些。我开始往回走，在某处我绕了道，最后在市区里乱逛。我弯来拐去，一会儿顺着大街走，一会儿穿过停车场，一直都在想着安德鲁·纳弗爬进浴缸并把袋子套在头上，那是个大袋子，可以装几升的东西，能让你吃剩的食物保持得像超市里的一样新鲜。

他风趣而有魅力。我杀了他。纳弗打开我的信，那内容不知怎的就进入了他的脑中。根据我在报纸上所读到的，那些特别的字词和符号或许使他足足心神不宁了三天，最后他吞下药丸爬进浴缸。

他活该。

这是夏普顿先生对斯基珀的评论，那次也许他说得对。但纳弗活该吗？这之前我对他一无所知，或许他用错误的方式去喜欢小女孩，或吸毒，或追打打不过他的人，像斯基珀推着购物手推车追打我一样？

我们要帮助你用你的天赋去改善人类世界，夏普顿先生曾经这么对我说。他的意思肯定不是说因为这家伙认为国防部花太多钱在智能炸弹上就要干掉他。那些像偏执狂说的狗屎话严格地讲应该放在史蒂文·西戈尔和杰克劳德·凡·达梅主演的电影里当台词。

接着我有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也许传灵公司要他的命，并不是因为他写了那些东西。

也许是因为其他人——那些邪恶的人，开始考虑他所写的东西。

“真可怕！”我很大声地说，一个正在观看哥伦比亚市风景橱窗的女人转过来给我一个白眼。

大约2点，我在市图书馆前停下来，双腿发软，头脑鼓胀。脑子里一直浮现那个躺在浴缸里的家伙，年老发皱的乳头和白色的胸毛，他风趣的笑容消失了，出现的是古怪表情。我仿佛看见他把袋子套到头上，一边哼着西那特拉的歌曲（也许是《我的路》），一边把袋子束紧，然后透过袋子向外看，就像你透过模糊的窗户向外张望一样，这样他能割断手腕上的血管。我不想看，但忍不住要看。

我的轰炸瞄准器变成了望远镜。

图书馆里有一间电脑室，上网价格相当合理。我必须有借书证，但这没有问题，拥有一张借书证有好处，你永远不会嫌身份证明太多。

我只花了三美元的上网时间就找到了安娜·特维奇的资料，并调出她死亡的报道，我带着不安的感觉浏览第一页右下角的报道，点击“亡者安息处”，页面跳到讣告页。特维奇教授是个漂亮的女士，金发碧眼，37岁。照片里她手上拿着眼镜，仿佛要让人们知道她有戴眼镜，但又似乎想让人们知道她有一双多么美丽的眼睛。

我感到既悲伤又内疚。

她的死和斯基珀有惊人的相似。她从新墨西哥大学开车回家，天刚黑下来，也许有点赶，因为那天轮到她做晚饭。但真是见鬼，良好的行驶状况，很高的能见度。她的车（我刚好知道她自选的车牌是“DNA迷”），偏离了路面，翻滚下去落在干河床里。有人打着车前灯找到她时，她还活着，但确实没有救活的希望。她伤得太严重了。

她体内没有酒精。她的婚姻美满（没有孩子，感谢上帝帮了点小忙），因此自杀的说法很牵强。她一直憧憬着未来，甚至说买一台电脑庆祝新的研究项目获得批准。大概从1988年开始她就拒绝使用电脑。因一台电脑死机而丢失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她从此就不信任电脑了。当她不得不用电脑时，就用她系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验尸官已认定是意外死亡。

安娜·特维奇教授是一个临床生物学家，在美国西部艾滋病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家说她的死亡将使治疗艾滋病的研究倒退五年。“她是个关键人物，”他说，“睿智。不仅如此，我听说有人把她称为‘天生的助人者’，名副其实。安娜是那种有感召力的人。她的离开是认识她、爱她的人的巨大损失，但这个事业所受的损失更大。”

比利·安格也很容易找。他的照片刊在斯托威格顿的《新闻周刊》的第一页，而非藏在“亡者安息处”里，但可能是因为在斯托威格顿出名的人不多。安格素有旋风威廉将军之称，在朝鲜战场上立功并赢得银星勋章和铜星勋章。在肯尼迪当政时他任国防部副部长（负责采购），是当时鹰派的一个大人物。他饮血沙场打败俄国佬，保家卫国。

在林顿·约翰逊升级越南战事前后，他改变了思想观念，开始向报纸写信反战。他以鼓吹反战开始刀笔生涯，宣扬我们在越南的做法完全是错的。在1975年左右，他的观点变成了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这得到大部分文蒙特人认可。

从1978年开始，他在州立法院任职七届。1996年当一群进步的民主党人请他参加美国参议员的竞选时，他说他要“分析和考虑自己的选择”。暗示他将准备2000年的全国大选，最迟在2002年参加竞选。他的年纪正在增加，但我猜文蒙特人喜欢老家伙。1996年，安格没有宣布自己参加任何竞选（可能是因为他妻子在那年死于癌症），2002年大选，他却死了。

在斯托威格顿有一小群忠于他的人宣称旋风将军的死是意外，即使在一年前，那位银星勋章的得主的妻子被癌症夺去生命时，他都不曾从楼顶上跳下来。但其他人指出那家伙不可能是因为修招牌出意外，因为那是凌晨3点，他穿着睡衣。

他被断定为自杀。

好了，够了，滚开，见鬼去吧。

十八

我离开图书馆想直奔家里，可我没有，反而又回到公园的长凳上。我一直坐到夕阳西下，孩子们和追飞碟的狗都回去了，周围变得空荡荡。尽管在哥伦比亚市呆了三个月，这还是我在外面呆得最晚的一天。我很悲哀。我想在这里生活下去，离开妈妈自己生活，但我这几个月所做的事却使现在的生活蒙上阴影。

如果某些人正在调查我，他们也许想了解为什么零用钱会给得那么定时。于是我起身回家，到家里热了一些食物，打开电视。我装了有线电视，全频道的，包括收费的电影频道，可我从未见过一张账单。最终是如何收费的？我把台调到电影频道，拉特格·豪尔正在演双目失明的空手道拳手，我坐在仿制的伦布兰拉特画下面的沙发上看电影，边吃边看，但没有看进去。

我在考虑那些事，想到那有自由主义观点和稳定的读者关系的报纸专栏作家，想到那对其他研究者起着重要作用的艾滋病研究者，想那改变观念的老将军。我想到我只知道有名字的这三个人，因为他们不会上网和使用电子邮件。

还有其他事我要考虑，比如你如何催眠一个有特异功能的家伙，使他不会碰巧知道真相后逃跑。你让他过上基本不用现金的生活一种首要规定是不花太多钱，但又不能有剩余的零用钱的生活。哪种有特异功能的人会喜欢像那样的生活？只有天真的那一种人，没几个朋友，基本上没有自我形象的人。这种人把自己的特异天赋卖了70美元并换取一些食杂品，因为他相信那值得。

我不要再去考虑那些事了。我想集中注意力看电影，拉特格·豪尔正在表演空手道的功夫（如果帕格看到这，一定会笑得前俯后仰，真的如此，请相信我），这样我就不必去想那些事了。

比如有个数字我就不去想，200，10×20，40×5等等，各种途径都可以想到这个数字。我打开电脑，至少200次，屏幕上至少出现过200次“丁奇的邮件已发送”。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想，仿佛我终于清醒过来——我是凶手！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

对，确实是这样，结论就是如此。

人性善？人性恶？人性冷漠？谁来确定判断标准？夏普顿先生？他的老板？他们传灵公司的老板？这有关系吗？

我认为一点屁关系都没有，我进而下定决心不再花太多的时间去回忆自己如何被下药，如何被催眠，或完全被人控制了思想。事实是，我一直在工作，因为我喜欢写那些信时的成就感，那种燃烧的河在我头脑中流淌的感觉。

一直以来我主要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因为我能做。

“不是真的。”我说但并没有说出来，我喃喃地说。他们不可能在这儿放窃听器的，我肯定他们没有，但最好还是不让他们知道。

我开始写，什么呢？也许是报告。其实在拉特格·豪尔的电影一结束我就开始写，直到深夜。我写在本子上而不是在电脑里，用的是过时而简单的英语，不用符纹，不用彪符、密符。地下室里的乒乓桌下面有一块地砖松动了。我就把本子放在那下面。我只是回想自己是如何开始这份工作的。我现在已经有个好工作了，没理由再郁闷，我那时是这么写的。白痴的想法，就像任何能撅嘴的傻瓜经过墓地时都会吹口哨一样，我才不在乎这想法。

那晚我躺在床上，梦见我回到平价超市的停车场。帕格也在那儿，穿着红色的防尘外衣，头上戴着帽子，像《幻想曲》中米老鼠的穿着，在这部卡通片里米老鼠扮演巫师的学徒。手推车排成一条线，半横在停车场上。帕格抬起手，又放下去。每次一抬一放，就有一辆手推车自动移动，越来越快，冲过停车场撞到超市的砖墙上，散在那里成了一堆闪光的金属和轮子。在他这一生中这是我见他惟一一次没有笑。我想问他在干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意思，但我当然知道他在干什么，什么意思。

“他一直对我很好，”我在梦里告诉帕格，我当然是指夏普顿先生，“他的的确确绝了。”

帕格转过来正对着我，我看见他根本不是帕格，而是斯基珀。

他的头被压扁到眉骨那里，一圈压碎的头骨块向外突出，像戴着骨头皇冠。

“你没透过轰炸瞄准器看我，”斯基珀说，咧着嘴笑，“你就是瞄准器，你怎么会喜欢那样的角色，丁奇先生？”

我在黑暗中惊醒，流着汗，双手捂着嘴不让自己尖叫。我想自己非常不喜欢那样的角色。

十九

我告诉你，写这些东西是一番悲伤的教诲，就像说，嘿，欢迎丁奇回到现实世界里来。当我想到自己今后的遭遇时，厨房垃圾处理槽搅碎纸钞的情景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但我知道这只是因为想起把钱搅碎（或倒入水沟）比想像把人搅碎容易一些。有时我会恨自己，有时因自己无法泯灭的丑恶灵魂（如果我还有的话）而感到害怕，有时只是感到不安。相信我，夏普顿先生这么对我说，我就信了。我是说，我不可能装聋作哑。我安慰自己只是个小孩，和那些开B-25的小孩一样，有时我认为那些小孩可以装聋作哑。但我想知道生命是否如此脆弱？

当然，我仍在工作。

是的。

我第一次想到我不能成为、也不是电影《欢乐满人间》里的小孩，他们不高兴时能在房子里飘来飘去，但我能用自己的特异功能。一旦在坐在电脑前，燃烧的河开始流动，我就不知所措了。你明白（至少我想你会）这就是把我生在地球上的目的。我结果了自己会受谴责吗？

答案是：会，绝对会。

但我不能停下工作。有时我告诫自己要继续，因为如果我停下来，甚至只停一天，他们就会发现我已识破这个秘密，清洁工就不按规定时间做清理工作。除非这次他们清理的是我。但继续工作也没有什么原因。因为我只是又一个上瘾的人，和一个在偏僻处吸毒的瘾君子，或是在手臂上穿洞插上钉子的小飞女一样，因为我他妈的有一股怒气，因为我在丁奇的笔记本上工作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就像掉入糖果陷阱里。这全是那从纽斯普拉书店里走出来、摊着报纸看的傻瓜的错。如果不是他，越过十字准线我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云雾缭绕。没有人，只有目标。

你就是瞄准器，斯基珀在我梦中这么说，你就是瞄准器，丁奇先生。

我知道确实如此，可怕而真实的梦境。我只是一个工具，只是真正的瞄准器的透镜，只是他的按钮。

你会问，谁是投弹手？

噢，别玩真的了。

我想到打电话给他，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啊，或许这是正常的。“随时打电话给我，丁奇，甚至在夜里3点。”那人这么说过，我很肯定那人所说的意思，至少就这一点来说，夏普顿先生没有撒谎。

我想打电话给他说：“夏普顿先生，你要知道伤害我最深的是什么吗？那就是你所说的如何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让我通过清除斯基珀这样的人来实现，可事实上你就是像斯基珀这样的人。”

可以肯定，我就是手推车，他们笑着吠着，发出赛车般的声音用它来追赶人们。至目前为止我已经杀了200人，而传灵公司所花的代价是什么？一座在俄亥俄州三级小镇上的小房子，每星期70美元，一辆本田车，哦，还有有线电视。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看着电话，拿起来又放下，不能对他那么说。那样可能也会有人使我把塑料袋套在头上，然后割腕自杀。

那么我该怎么办？

噢，上帝，我该怎么办？

二十

从我上次从地下室的地砖里拿出本子记下这事件，到现在已经两个星期了。我听到两次信件口喀哒的响声，每次还是在看《世事变幻》时，我跑到前厅拾起钱。我看了四次电影，全在下午。我两次把剩下的钱放到垃圾处理槽里搅碎，把蓝色的塑料垃圾篓放在路沿上，在垃圾篓的遮掩下我把硬币扔到水沟里。有一天我去纽斯普拉店想买一本《变幻》杂志或《会所》杂志，但《快报》头版的一条标题再一次把我从寻找性感女士的念头中拉出来。标题是：罗马教皇在执行和平任务中死于心脏病发作。

是我干的吗？不，报道说他在亚洲死的，而上几个星期我一直呆在美洲的西北部。但我能做到，如果我上星期在巴基斯坦活动，很可能就是我干的。

之后是噩梦般的两星期。

那天早上邮件箱里有东西，不是信，住在这儿我只收到过三四封信（全是帕格寄来的，现在他不写了，我非常想念他），而是卡玛特商场的广告传单。正当我要把它扔进垃圾桶时，它展开了，有东西飘出来，一张字条，用黑体字印着一行字：您要退出吗？如果要，就发出“‘别站得离我这么近’是警察乐队最好的歌”。

我的心跳得又快又沉，就像那天我进屋看见伦布兰特的画挂在沙发上方原来挂蓝丝绒小丑的位置上那样。

在这条信息下面有人画了一个符，看上去没有什么危害，但看着它仍让我口焦舌燥，心跳加快。那个符所提供的是一条真正的信息，但它出自谁的手？那送信人怎么知道我？

我低着头慢慢地走进书房，一边在沉思，一条信息被塞进广告宣传单里，用手画了符并把它塞进广告宣传单里。这意味着有人在附近，就在镇里。

我打开电脑和调制解调器，接入哥伦比亚市公共图书馆，用这条线上网费用低而且相对来讲是匿名的，我所送的任何东西都会经过传灵公司的芝加哥总部，但接入图书馆的线上网不会，如果我小心点他们不会怀疑。

当然，除非图书馆那边有人。

果然有人，我的电脑连到图书馆的电脑时，一个菜单在我的屏幕上一闪而过，过了一会又有东西在我电脑屏幕上闪现。

一个密符。

在屏幕右下角，只是一闪而过。

我发出有关警察乐队最好的歌的信息，并在“亡者安息处”添加了一点儿自己的东西：符纹。

我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将会有更多的事发生，我相信很快就会发生，但我认为这么干不安全，直到现在我只说自己的事，如果更深入，我可能就会谈起别人。但有两点我要声明：第一，我为所做过的事道歉，甚至为斯基珀的事道歉。如果能收回，我愿意收回所有信。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我知道这是微不足道的借口，但这是我惟一的借口。

第二，我决定写一封更特别的信所有信中最特别的。

我有夏普顿先生的电子邮件地址，甚至还有更好的：我记得当我们坐在他那昂贵的大奔里时，他是如何抚摸自己的幸运领带，以爱抚的方式用手掌滑过那些印在丝绸上的宝剑。所以，你知道，我对他了解得够多了。我想知道的是在给他的信中添加什么？如何使它发生。我闭上眼，看见一个词浮在我眼皮后的黑暗中，像一团黑色的火飘在那里，如箭一般致命地射入我的脑中，这是惟一一个重要的词：亚瑟王之剑。